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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晖:多元现代性研究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12-02-12 15:28:10
作者: 方朝晖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自从2000年以来,多元现代性研究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不少学者指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人类现代性并无统一的模式,各国需要根据自身的国情建设自己的现代性。因为,(1)现代性从发生时起,在欧洲各国含义就不统一;(2)现代性是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形成的,也不能脱离后者来理解;(3)西方现代性本身问题就很多,各国不可能照搬;(4)各国文化历史传统差异很大,必然会根据自身情况来重塑现代性;(5)非西方民族与西方的冲突导致他们追求自身的民族认同;(6)“多元现代性”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有特殊的优越性。本文对这一研究状况作了介绍,并认为对中国学术界是个巨大的挑战。

  

  【关键词】多元现代性 (multiple modernities)

  

  【英文标题】The Researches of Multiple modernit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英文关键词】multiple modernities

  

  【作者】方朝晖(教授、哲学博士)

  

  【单位】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邮码:100084)

  

  【电子邮件】 fangzh@tsinghua.edu.cn ; 或: zhfang01@yahoo.com

  

  2000年,美国人文科学院杂志Daedalus在冬季号上第一期出版了一个“多元现代性”(mutiple modernities)专号,发表了多篇从非西方视野看现代性的论文。其中好几篇讨论伊斯兰教和中东地区的现代性问题,一篇讨论印度的现代性与政治,一篇以苏联等为例讨论共产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一篇讨论美国现代性从独立革命到国内战争期间的样式,杜维明有一篇讨论儒教东亚兴起的意义,还有一篇讨论了跨国移民运动与多元现代性的关系。这个专号也许可以看作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事件。因为虽然此前已有不少有关多元现代性的论著,但是明确地把“多元现代性”当作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焦点话题或专门研究对象、并力图阐发它的重要意义,似乎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多元现代性”一词已在社会科学界迅速被人们采用,出现了一些关于多元现代性的较大研究课题,在有关的学术会议、研讨班及书籍里也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参Eisenstadt, Riedel & Sachsenmaier, 2002, pp.1-23)。 1

  

  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 2000/2002)是目前倡导多元现代性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意识到文化对塑造现代性的作用,重视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霸权中心的不断转移对现代性的影响对现代性的影响,对于中国、日本等所代表的东亚现代性也相当关注。Peter Taylor(1999)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什么超越具体的历史和空间的超验存在,一旦脱离具体背景就无法理解它的真实含义。杜维明(Tu Weiming, 2000)主张只有超越传统/现代、西方/非西方、全球/地方等一些二分式思维方式,才能真正理解世界各地的现代性。Göran Therborn提出了现代性路径的多样性问题(plurality of routes to and through modernity),即欧洲、北美、日本、殖民地走向现代性的路径并不相同,代表了四种典型。也有不少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个案研究,比如Stanley J. Tambiah(2000)对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与现代性关系的研究,Mark Juergensmeyer(2002)、Dominic Sachsenmaier(2002)从非西方与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紧张关系角度对现代性的研究,Peter J. Taylor(1999)、Björn Wittrock(2000)、Prasenjit Duara(2002)对欧洲现代性或现代性观念史的研究,Robert Hefner从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印度教等宗教的关系出发对现代性的研究,Renato Ortiz(2000)等人对拉丁美洲现代性的研究,杜维明(Tu Weiming, 2000)、Ambrose Y. C. King(2002)等人对东亚现代性的研究,等等。

  

  多元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代表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界一个重要的动向,在这个动向背后,蕴含着现代性研究范式的转换。正如有的学者(参Taylor,1999,pp.19-20)所指出的,20世纪社会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现代社会”等同于“工业社会”,认为18世纪启蒙时期所提出的社会观念,如进步、理性、自由和科学,最终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得到了落实,成为现代性的普遍内含。他们由此构造了一个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二元对立。这种普遍主义的现代性观念,今天在社会理论界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反对。人们认为,各国的国情不同,文化与社会政治状况等方面的重要差异,西方现代性自身内在的问题,以及当代许多非西方国家对西方世界的排斥态度和民族主义等一系列因素都决定了现代性不可能永远保持与它的源头即西方形态一致。因此,把现代化或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是完全错误的。艾森斯塔德说:

  

  多元现代性观点认为,理解现代世界、事实上也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的最佳途径,就是把它看作一个现代性的文化纲领和文化样式以多样性的方式不断建构和重构的故事。(Eisenstadt,2002,p.27)

  

  “多元现代性”一词的最重要含义之一就是,现代性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现代性模式并不代表现代性的惟一真实,尽管它具有历史的优先性,并且相对于其他现代性来说继续有基本参照作用。(同上,p.27)

  

  现代性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持续变化表明,现代性的历史最好被看作现代性的文化纲领(cultural programs of modernity)及其制度样式以多样性的方式发展、形成、建构和重构的故事。(同上,p.37)

  

  按照他的思路,我们可以把现代性比作一条河流,这条从西方发源的河流在流向其他广大地区的时候,不得不随着地形、地貌、土质、生态、气候等一系列外在因素而变化,我们不能先验地预设这条河流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能根据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情况来理解其形态和含义。因为在这条河流横冲直撞的过程中,它的形态、成份、核心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尽管这条河从其发源地到其他各地的历程有清晰的脉络可循,但是它在各地之间的表现形态不能被理解为其原初样式在各地的复制或翻版。

  

  Prasenjit Duara(2002)指出,在欧洲,18世纪中叶时,人们还承认有其他文明(包括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洲本地文明等等)存在;但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人们逐渐不承认人类其他文明是“文明”,而认为只有欧洲文明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文明从复数变成了单数,认为欧洲文明代表惟一进步、优越的文明,并必将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所接受。这种文明观也是在欧洲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形成的过程中形成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观一直到一战至二战之间才得以真正改观。其中两个对改变这种文明观贡献最大的人物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斯宾格勒分析了西方文明的衰落,他描述其他文明所用的术语“文化”正是今日多元文明观意义上的“文明”之义。(Duara, 2002)

  

  一些学者指出,50年代以来,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性或现代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解闭”(decomposition of older “closed” formations),即社会动员能力日益增强,社会结构、制度和文化日新月异。这些主要体现为社会结构日益分化,都市化及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加,沟通渠道及教育机构持续发展。由此导致了现代国家、民族共同体以及新型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产生。结果,现代性被理解为一种塑造着特殊类型个体人格的、独特的文化纲领(cultural program)。这种现代化理论的假定之一是:世俗化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包括强烈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现代社会结构密不可分。二战以后,绝大多数社会学理论、现代化研究及工业社会研究均认为,从欧洲现代性中发展出来的制度、管理和结合方式,以及现代性的文化纲领等,将会在所有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参Eisenstadt, Riedel & Sachsenmaier, 2002, pp.3-5)然而,这种观点正确吗吗?

  

  Charles Taylor说,忽略文化差异、把现代性当作来自同一源头的导致陷入种族中心主义牢笼;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对非西方文化来说简直就是暴力,是一种摧残和毁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有的现代性定义是高度西方式的、男性的、白人的、个人取向的和非生态化的。Therborn认为现代社会发展不能被压缩成“西方及其它”这一程式(formula)。(King, 2002)杜维明先生指出(Tu Weiming, 2000),黑格尔、马克思及韦伯等人虽认识到现代性的缺陷,但是仍然认为现代性是“精神”的展开过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必然规律,儒教东亚、伊斯兰教中东、印度教印度及佛教东南亚均只能接受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目标,而无法对之作出实质贡献。在这里,文化的多样性遭到了否定,接受西方现代性成为一切民族所无法抵挡的趋势。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一些西方现代思想家看来自明地正确的观点,在全球视野中表现为只有地方性含义,而不是普遍有效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均未发生,传统从未消失,现代化过程(the modernizing process)被各种不同的地方文化传统所重塑。

  

  首先,现代性从其发生时起,就从未没有过统不变的含义,即使在欧洲也是如此。

  

  Peter Taylor(1999,16-20)认为现代性本来充满着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意味着现代社会永远处在解体、重构的变动之中,一方面是秩序和混乱永恒不断的交替并存,另一方面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环境,没有什么东西不会过时(正如Marshall Berman《一切坚固的都化成了云烟》(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1982/1989)一书所说明的那样)。导致那些试图在现代社会确立秩序、或把现代性固定化为若干方面的计划都迟早会过时。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计划,公司集团的计划还是前苏联的计划,都是如此。事实上从启蒙以来、甚至更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性就一直在变化,并无固定不变的含义。比如20世纪社会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现代社会”等同于“工业社会”,但是事实上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在于:一方面忽略了前工业时期如18世纪甚至更早,也已经“进入现代”了;另一方面,20世纪70以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不是就不是现代社会了呢?有人说这是“后现代”社会,但是如果我们发现把“现代社会”等同于“工业社会”的片面性,就会发现所谓的“后现代社会”,乃是后工业社会,而仍然是现代性——更准确地说,日常现代性(ordinary modernity)——的一个方面。

  

  Taylor(1999, 20-25, 31-34)认为,欧洲的现代性从来就不止一种,从历史角度看,只少存在过三种形态,如果从早期即16世纪开始分析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的话:

  

  一是16-18世纪荷兰领导的、商业现代性(merchantile modernity);

  

  二是19世纪英国领导的、工业现代性(industrial modernity);

  

  三是20世纪美国领导的、消费现代性(consumer modernity)。

  

  上述三种现代性,之所以会把它们提出来作为三个不同时期的标志,是因为这三种现代性都伴随着一种霸权主义,即某个国家或政治中心向周边辐射,并影响、支配和同化其他国家和地区;而从一种现代性到另一种现代性的过渡也是霸权中心的一次转移。

  

  Göran Therborn从路径的多样化来说明现代性的多样性(plurality of routes to and through modernity),(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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