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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鹏 夏可恒: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

更新时间:2019-06-29 12:07:26
作者: 田毅鹏   夏可恒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推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照系,“东亚模式”成为社会各界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40余年间中国以东亚为镜鉴,形成了一个复杂多向的“参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东亚模式”也经历了由辉煌到危机再至深化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其内涵亦实现了从传统的赶超式发展模式、“批判反思模式”向强调均衡协调性的社会建设模式的转换。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间所形成的参照结构是一个动态、多元、开放的结构体系,在东亚视野中认识中国,有利于突破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回归发展主体地位进而保持发展的自主性,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寻找发展坐标、确立自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东亚  发展参照系  东亚模式  多元现代性

  

   一、发展定位与参照对象选择

  

   20世纪80年代前后,近代以来屡遭延误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又重新开启。为了能够迅速地融入国际社会并跟上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步伐,中国的现代化在启动伊始,便面临着选取一个恰当的发展参照系来确定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以把握新的目标和发展方向。恰好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国家率先崛起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关于“日本奇迹”“汉江奇迹”的研究讨论在充分肯定了东亚独特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为正值改革开放初端的中国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现代化参照和发展经验。考虑到东亚诸国与中国在文化背景、社会结构以及早期现代化轨迹上的相似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以东亚为发展参照系的选择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应该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参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可供移植复制的模板,而是具有一些复杂而特定的内涵:(1)通过参照系,可以判断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发展阶段;(2)对参照系发展经验的积极学习采借,对其发展教训则努力规避;(3)参照活动具有动态性,即随着参照对象的变动和自身的变化而不断做出理性判断和选择性行动。

   (一)东亚奇迹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及转型的特定人类历史过程,其内涵“不只是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同时又是文化发展和精神发展”。①在迄今的世界三次现代化大浪潮中: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肇始于英国,主要在西欧地区发生扩散;稍后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则由“电工技术革命”推动,影响范围由欧洲向北美逐渐扩散,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佼佼者;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则是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新的工业革命引起的工业升级及全球扩散使得许多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被卷入其中。②东亚的崛起正是在战后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展开的。

   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审视东亚奇迹,我们会发现,东亚崛起的起点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明治维新,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该事件仅被视为一种特殊的例外现象。但当战后日本率先创造经济发展奇迹,“亚洲四小龙”也紧随其后实现了经济腾飞,由此,东亚成为20世纪最为令人瞩目的发展区域。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际,与外界隔绝了近十年的中国由于现代化进程的中断而模糊了自身的发展坐标,在此种背景下,东亚这些率先崛起的国家和地区无疑为处于现代化启动期的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经验,由此,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便具有了特殊的意涵。

   (二)东亚作为发展参照系的独特意义

   从长时段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解体—再造”等一系列复杂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和转换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的结构模式转换实际上都存在参照系选择的问题。如果说在此前的模式转换过程中,中国的参照对象分别是欧美早发现代化国家和苏联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参照对象则应属东亚。

   将东亚作为改革时期中国发展最为重要的参照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中国与东亚其他诸国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社会结构上具有相似性和同构性,受到古代中国文明的影响辐射,东亚的文化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质性,故在文化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就是‘中华文化区’”,③而作为中华文化之内核的儒家传统也自然成为东亚共同文化背景的具体表现。不仅如此,与西方人意义图式中个人—社会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东方人以“家”作为其构塑价值体系和组织社会架构的核心,他们认为“人的存在是家的,是家单位上的事务,而不必在个人化、社会化之后来理解”,④这正是西方人的盲点。其次,步入近代社会以来,在回应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挑战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的发展本身便开始展现出其自身一种内在的历史关联性,“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不仅加强了东亚内部的交流与彼此的依存,也促进了区域的整合,这一历史遗产在20世纪下半叶激烈变动的全球背景下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复兴。”⑤再次,虽然东亚诸国走向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存在着差序性,但它们基本上属于典型的后发型国家,在实现“赶超式”“压缩式”发展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和共同的解决方式,其发展经验具有较强的相互关联性。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整体上认可了‘东亚模式’,并以‘东亚模式’来构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路径。”⑥尽管“东亚模式”随着东亚社会的发展变迁经历了由辉煌到危机再至新的转换等阶段性的转变,但其始终是我们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的参照性认识框架。故本文试图以战后东亚整体性发展历程作为考察背景,围绕学界对“东亚模式”的讨论展开研究,从中国的主体地位出发,勾勒出“中国—东亚”动态参照结构的阶段性演进轨迹与特质,以求进一步理解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东亚”动态参照结构的发轫及阶段性演进

  

   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率先在战败的废墟上创造“发展奇迹”开始,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在短短30年内,亚洲做到了欧美花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才达到的经济腾飞”。⑦世界银行据此将东亚迅速崛起的现象称为“东亚奇迹”。⑧而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新世纪各种社会乱象的涌现,“神话”的破灭则促使东亚的发展转入了新的历史行轨。与上述进程相匹配,学界关于“东亚模式”的讨论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从20世纪80年代前后到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东亚为什么会迅速崛起,着重总结“东亚模式”的不同内容,包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威权主义政体及东亚传统价值等;(2)以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为背景,对“东亚奇迹”和“东亚模式”进行反思乃至批判的声音成为主流;(3)步入新世纪,基于向东亚视角的转换,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研究而转向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围绕着东亚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自觉”、公共性构建、社会分化等话题展开讨论,尽管传统意义上以经济发展为范畴轴心的“东亚模式”很少再被提及,但向社会领域的转向无疑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作为发展参照系的“东亚模式”之理论意涵。

   (一)对“东亚模式”的初期参照

   自世界银行在《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东亚发展模式”概念以来,学术界在大致相同的语义范围内赋予其大致相同的涵义。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综合发展模式,“东亚模式”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的广泛内容”。⑨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东亚模式”研究和参照也主要是围绕着威权政治下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东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几个方面展开的。

   1.威权政治下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东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与威权政治体制的紧密结合。所谓威权政治主要是指东亚国家“为了有效地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迫切任务而建立起来的权力集中的政府”。⑩东亚威权政治的产生与东亚的历史传统和战后的现实历史背景密不可分。首先,从政治理念上看,来自传统儒家“内圣外王、德政礼治”的政治理想和各种伦理规范,(11)以及“东方历史上中央集权的专制传统”,(12)为东亚威权政治的产生提供了理论资源与历史经验。其次,战后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许多东亚国家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权威来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也为形成集中权力来实现赶超式发展提供了合法性。(13)再次,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东亚威权政治成为“新权威主义”的主要论据,它体现出如下特征:(1)在经济上具有现代化导向,在发展目标与政策制定上与市场化趋同;(2)它是借由庞大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来展开自上而下的统治;(3)它对西方资本、技术和文化保持开放的态度。(14)不容置疑,东亚国家在战后普遍存在的威权政治体制对于其迅速恢复国内经济并实现赶超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并由此成为“东亚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

   对于中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此种体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对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随着体制的逐渐僵化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已经成功地通过‘维新模式’而不是革命模式,完成了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政治集权体制向更具多元性的社会政治模式的转变。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15)

   东亚威权政治体制造就了别具特色的“强政府”,在经济领域,“强政府”积极干预市场经济的发展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东亚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东亚这种具有强烈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导向作用的“强力政府”,与亚非拉美其他众多国家地区的“软政府”不同,其普遍“具有坚强的意志(后面往往辅佐以某种特殊意识形态和政党支持),有明确的中长期规划,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有强大的军方后援,有成熟的统治手段”,它们“以经济快速增长为工作重心,以解决‘民生’问题为主轴,以国家对工商业的全方位导向为标志”。(16)这种“强政府”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秩序和制度支持,通过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确立一整套制度或规则来启动、培育和扩张市场,从而实现有效干预的目的。(17)战后日本的通产省以及韩国的经济企划院都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的典型代表,它们凭借着国家的行政力量来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推动产业政策实施,通过灵活地市场干预来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故又被称为“发展型政府”。东亚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最大的启示和参照作用就是要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运行有效构合。

2.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素来被认为是“东亚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之一,它与“拉美模式”的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截然相反,表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所谓外向型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积极地参与国际分工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迅速实现工业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或选择途径。(18)20世纪60年代,因自身资源的匮乏以及市场狭小,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选择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们借由国外资金、技术与市场需求,再结合自身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发展面向出口的来料加工,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装配以及模仿、创造名牌产品”,从而使自身经济迅速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19)而以促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为核心的两个良性循环经济机制在使得本国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得以实现的同时,更是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20)“四小龙”的崛起和东盟的起飞就是依靠这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转移。东亚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不仅是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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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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