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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拣麦穗

更新时间:2011-11-29 09:36:04
作者: 张洁  

  

  小按:这篇朴素平易的散文,在1979年刊出,被著名作家王安忆认为,意义非同寻常。王安忆说,这篇散文“在当时非常轰动,我以为它对于中国文学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总是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几乎是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作为创作者的个人则被压抑着。因此,张洁这篇小小的《拣麦穗》,便以它鲜明的个人化而开创了变革的风气。我以为,《拣麦穗》在新时期文学里的作用要超过打头炮的《班主任》、《伤痕》,因为它开辟的是文学本身的道路,而不仅仅是揭示了新的社会问题”。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不熟悉拣麦穗这回事儿呢?

  我要说的,却是几十年前拣麦穗的那段往事。

  或许可以这样说,拣麦穗的时节,也许是顶能引动姑娘们的幻想的时节。

  在那月残星稀的清晨,挎着一个空篮子,顺着田埂上的小路,走去拣麦穗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等到田野上腾起一层薄雾,月亮,像是偷偷地睡过一觉,重又悄悄地回到天边,方才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走回自家的破窑洞的时候,她想的又是什么呢?

  哎,她能想什么呢?!

  假如你没有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你永远不能想象,从一粒粒丢在地里的麦穗上,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她拼命地拣呐,拣呐,一个收麦子的时节,能拣上一斗?她把这麦子换来的钱积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也不见她戴,谁也没和谁合计过,谁也没找谁商量过,可是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新嫁娘的包裹里去。

  不过,当她们把拣麦穗时所伴着的幻想,一同包进包裹里去的时候,她们会突然感到那些幻想全都变了味儿,觉得多少年来,她们拣呀,缝呀,绣呀,实在是多么傻啊!她们要嫁上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又有着多么大的距离啊!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那种心情了。

  这算得了什么呢?谁也不会为她们叹一口气,表示同情。谁也不会关心她们还曾经有过幻想。连她们自己也甚至不会感到过分地悲伤。顶多不过像是丢失了一个美丽的梦。有谁见过哪一个人会死乞白赖地寻找一个丢失的梦呢?

  当我刚刚能歪歪咧咧地提着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的身后拣麦穗了。

  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和地面,闹得我老师跌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蚂蚱和蝴蝶,而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得麦穗,还会从篮子里重新掉回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问我:“大雁,告诉二姨,你拣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娘们睒了睒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像一群鸭子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像半个葫芦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呀,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了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样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一齐抖动着。

  “你为啥要给我做媳妇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哩!”

  他把旱烟锅子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着急了。他要是死了,那可咋办呢?我那淡淡的眉毛,在满是金黄色的茸毛的脑门上,拧成了疙瘩。我的脸也皱巴得像个核桃。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咧着嘴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哒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哒,就歇在哪哒!”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哒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个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下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的,倒像个猪肚子。我让我娘给我收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地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过的那些个话,都是让人害臊的话。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了。不过他还是常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的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又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莫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

  那棵柿子树的顶梢梢上,还挂着一个小火柿子。小火柿子让冬日的太阳一照,更是红得透亮。那个柿子多半是因为长在太高的树梢上,才没有让人摘下来。真怪,可它也没让风刮下来,雨打下来,雪压下来。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去了。

  我仍旧站在那棵柿子树下,望着树梢上的那个孤零零的小火柿子。它那红得透亮的色泽,仍然给人一种喜盈盈的感觉。可是我却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后来,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生得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

  等我长大以后,我总感到除了母亲以外,再也没有谁能够像他那样朴素地疼爱过我——没有任何希求,没有任何企望的。

  真的,我常常想念他。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个皱皱巴巴的,像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可是,它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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