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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柱:茅盾散文的“个人笔调”

更新时间:2015-11-27 10:03:33
作者: 王国柱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茅盾的散文是具有独特的风格的。他没有鲁迅的泼辣,冰心的典雅,也没有周作人的洒脱,林语堂的幽默。茅盾自己认为:“‘个人笔调’是有的,而且大概不能不有的。”①那么,他的“个人笔调”究竟是什么呢?早在1935年,郁达夫在评论茅盾的散文时说:“茅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然而抒情炼句,妙语谈玄,不是他之所长。试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作的切实的记载一比,就可以晓得他如何的在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则象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②而茅盾对于郁达夫的评论,也颇为诊视,他说:“从《太白》发刊以后,我就打算——借郁达夫先生的一句话:‘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我打算写写通常所谓随笔,以及那时很风行的速写。”③他还进一步说:这些文章,“就好象‘日记账’,文字之不美丽,自不待言;又无非是平凡人生的速写,更说不上有什么‘炫妙’的意境。读者倘若看看现在社会的一角,或许尚能隐约窥见少许,但倘要作为‘散文’读,恐怕会失望。”④郁达夫的评论和作者的自述,比较完整地概括了茅盾散文的个性特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平凡人生的速写

   散文历来被骚士墨客当作描写风花雪月的消遗品,成为文人学士逃避现实的逋逃薮。而茅盾早在1922年就曾经说:“西洋研究文学者有一句普通的标语:是‘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出来。”⑤这句话,虽含有自然主义的因素,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强调“文学是人生的反映”还是正确的。他的散文,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艺术结晶。

   第一,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茅盾是位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外族入侵、国内政治腐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黑暗时代。他曾经感叹:“世界的民主潮流是这样的澎湃,然而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却那么不争气。贪官污吏,多如夏日之蝇;文化掮客,帮闲篾片,嚣嚣然如秋夜之蚊,人民的呼声,闷在瓮底,微弱得不可得闻。在此期间,应当写的实在太多,而被准许写的又少得可怜,无可写又不得不写,待要闭目歌颂罢,良心不许,搁笔装死罢,良心又不安。”⑥茅盾的散文,就是在这种“良心不许”和“良心又不安”的心情下写作的。正因为如此,茅盾的篇篇散文都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明确的写作意图。譬如,《见闻杂记》中的许多篇什,就是写战争对于人民生活的影响。茅盾是惯长于写小说的人,并不研究经济。然而,他认为写小说也无非是写饮食男女,生之大欲。因此,物价之高涨,颓废淫靡之加甚,在他看来就是旅途见闻杂记的最好材料,这是很有见地的。即使象《新疆风土杂忆》纯粹描写新疆风土人情的作品,作者的初衷也是很有针对性的,这就是要消除新疆督办兼省长的盛世才在青年中的影响。当时,一方面盛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如软禁杜重远、赵丹等);另一方面盛还戴着亲俄联共的假面具,与蒋介石还有矛盾。特别是杜重远为盛所欺,写过两本歌颂盛的小册子,造成许多青年对盛的极大幻想。茅盾为了消解这些影响,于是写了这篇《新疆风土杂忆》。但遗惑的是这篇散文初次发表时,被国民党的检查官或改或删,歪曲了原来的面目。

   第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茅盾描写平凡的人生,不光是一般地表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而且还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他认为描写正确的时代的方法,只要一句话:“处处抓住时代精神”。⑦因而,他从散文创作一开始,便正确把握了时代的脉博,选择了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联的题材,作为他散文写作的基本内容。

   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爆发的规模巨大的反帝爱国运动。茅盾在惨案发生不久,就接连写下了《五月卅日下午》、《暴风雨》、《街角的一幕》、《疲倦》等一系列散文,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镇压民众的反革命罪行,为“五卅”运动呐喊助威。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写下的《严霜下的梦》,和寓居日本西京写下的《卖豆腐的哨子》、《雾》、《虹》、《叩门》等一系列散文,虽然反映了作者一时间彷徨、苦闷的情绪,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是茅盾写作的重要动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敌人的过分强大;从主观上讲,主要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但也不能排除“左”倾空谈主义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讲,“左”的错误往往不易被人们所察觉。《严霜下的梦》通过几个怪诞的梦境,不仅表现了血与火的斗争,而且对“左”倾空谈主义进行了批判。对于这篇作品,茅盾自己有个解释,他说:“散文《严霜下的梦》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并对那时的盲动主义表示了‘迷乱’,‘不明白’和不赞成。”⑧《虹》这篇散文,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当作者写到虹的出现,赞美它是“美丽的希望的象征!”时,却突然笔峰一转:“但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那么,何以“虹一样的希望也太使人伤心”呢?于是,作者通过幻觉,恍惚看见了穿了锁子铠,戴着铁面具的骑士涌现在这半空的彩桥上,“他是要找他曾经发过誓矢忠不二的‘贵夫人’呢?还是要扫除人间的不平?抑或他就是狐借虎威的‘鹰骑士’?”文章的结尾,作者点明了题旨:“象中世纪骑士那样站在虹的桥上,高揭什么怪好听的旗号,而实在只是出风头,或竟是待价而沽,这样的新式骑士,在‘新黑暗时代’的今日,大概是不会少有的罢?”这里的“鹰骑士”,暗指‘左’倾空谈主义者,那么虹也就成了“虚幻”的象征体了。过去,对这篇散文中虹的理解,往往偏重于“美丽的希望”的象征,而对作者真正的原意被忽略了。

   在三十年代风雷激荡的战斗岁月里,正当以林语堂、周作人为代表的“论语派”,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大肆泛滥时,而茅盾所写的散文,却以思想敏锐,格调高尚,人们所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诸如:反映战斗的革命风暴、农村经济破产、大都市的畸形生活、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等等,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扬。

   在四十年代,诸如:描写大后方国统区黑暗的《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描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文化人撤离香港的《生活之一页》、《归途杂拾》、《脱险杂记》等,无不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至于,反映延安解放区生活的《风景谈》、《白杨礼赞》等篇,更反映了时代的潮流,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茅盾的散文如同他的小说一样,全面地、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历程,也是一部不可磨灭的伟大史诗。

   第三,有崇高的理想情操。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不光是一般地反映了生活,还要揭示出革命的发展方向,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操,去鼓舞人们建立新生活,推动历史的前进。茅盾认为:“真正的壮健美丽的文艺将是‘创造’的;从生活本身,创造了斗争的热情,丰富的内容,和活的强的形式;转而又推进着创造生活。”⑨茅盾的散文,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

   “五卅”时期,茅盾写下的《疲倦》一文,用了象征的手法,针对统治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提出了“更换房子主人”的设想。意即推翻统治者,由人民当家作主人。文章为揭示革命发展方向,开了先河。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④茅盾虽陷入了彷徨、苦闷之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革命的执着追求。他“诅咒这抹杀一切的雾”,“既没有杲杲的太阳,便宁愿有疾风大雨”,希望革命风暴的再次到来。

   到了三十年代,由于茅盾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这时期所写的散文,诸如:《冬天》、《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脚迹》等,以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想色彩。他憎恨、诅咒这一黑暗时代,又坚信光明即将到来。在《雷雨前》一文中,作者以“灰色的幔”象征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而以雷电象征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呼唤“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在《黄昏》一文中,表达了作者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的思想。“夕阳”西下意味着旧的一天的结束,也是新的一天的开始。在《冬天》一文中,作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冬天的寒冷越甚,就是冬的命运快要告终,‘春’已在叩门。”在《沙滩上的脚迹》一文中,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作家坚持前进的战斗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充满行动力量的战斗者的形象,他辨认过禽兽的足印,战胜了坐待天明的念头,看清了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的伪装,拆穿了唱着迷人歌曲的妖娆人鱼的鬼把戏,摆脱了鬼怪布下的“光明之路”的迷魂阵,怀着自信,在纵横杂乱的脚迹中,他小心翼翼地辩认真的人的足印,坚定的前进!这篇作品与鲁迅的散文诗《过客》有同工异曲之妙,有很大的鼓舞力量,堪称现代散文的精品。

   四十年代,茅盾以饱醮着革命激情之笔,写下了《风景谈》、《白杨礼赞》、《开荒》等,闻名遐迩的优秀篇章,永远激励着人们去创造新生活。茅盾的散文,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操,如同一根红线贯彻在作品的始终。

     二、社会分析的色彩

   如果说,描写“人生”、反映“人生”,还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家所共有的特征的话,那么,强烈的社会分析色彩,便是促成茅盾散文特殊性和深刻性的重要标志。茅盾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经历时说:“昔年在日本西京,曾因《卖豆腐的哨子》、《红叶》、《樱花》等等,而写了几篇随笔。当时国内文坛尚无所谓‘小品年’,而‘性灵’、‘个人笔调’之说,亦未有人大声疾呼。我是向来不大懂得‘性灵’这个微妙的东西,而且素来喜欢发点议论,所以《卖豆腐的哨子》等篇虽然是偶书所见,仍旧充溢着‘俗’的议论。”“‘一•二八’以后,我常在《自由谈》上投稿。《自由谈》所需,正是五六百字的短文。然而《自由谈》到底是‘软性读物’,不宜于说教式的短文。于是我所写的,便不得不是又象随笔又象杂感——乃至有时简直竟象评论。”“等到既有了‘小品年’,而且有了‘性灵’,有了‘个人笔调’之说,我还是因为‘需要’而大胆写着随笔。其间我也曾尝试找找‘性灵’这微妙的东西,不幸,‘性灵’始终不肯和我打交道。我的随笔写来写去总不脱‘俗’的议论的腔调。”(11)这里,茅盾多次谈到他的随笔“不脱‘俗’的议论的腔调”,说明他对“议论”的特别重视。所谓不脱“俗”的议论,实际上体现着他的散文包含着强烈的社会分析的色彩。

第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作者往往从宏观着眼,站在时代的高度鸟瞰全局,然后又从微观着手,深入社会的一角,采用横切剖析的方法反映生活,以达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譬如,《农村杂景》这篇散文,作者的意图是分析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的原因的。这是一个大课题,而作者只是从作为点缀农村“风景”的三件东西谈起:“爬虫”(火车)、“铁鸟”(飞机)、“小火轮”。作者当然不是抱着自然主义的态度来观赏“风景”的,正是这三件东西,却关注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命运。作者在作品中分析说:沿着铁路来的“爬虫”怎样象蚊子的尖针似的嘴巴吮吸了农村的血,乡下人是理解不到的;天空的“铁鸟”目前和乡村是无害亦无利;剩下来,只有小火轮一家直接害了乡下人,就好比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使农村的货物,农民手里的钱,通过这些“爬虫”、“铁鸟”和“小火轮”,象输油管那样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流向国外,加速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在《陌生人》一文中,讲了“洋蚕种”和“肥田粉”这两种“洋货”。当农民还不理解这些“洋货”时,小商人就采取抬高“洋蚕茧”的收购价格和压低“肥田粉”的销售价格,与“土蚕种”和“豆饼”竞争。而当农民接受了这些“洋货”,并占领了市场时,小商人又拼命压低“洋蚕茧”的收购价格和抬高“肥田粉”的销售价格。农村的金钱,又从这一个裂口流入了都市,流到了外洋。这种“大题小做”,以小见大的立论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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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杭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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