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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琴 桂华:农民自杀潮的发生机制

——对鄂东南三村农民自杀问题的调查(1970-2009)

更新时间:2011-09-14 09:24:15
作者: 钟琴   桂华  

  

  一、引言

  

  自杀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的自杀率达到了十万分之二十三,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费立鹏,2004)。费立鹏公布的这一数字立刻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并使得中国的自杀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费氏所公布的中国自杀率受到了何兆雄等一部分学者的质疑,且他所提出的中国农村的自杀率远高于城市三倍,男性自杀率远高于女性的结论也受到了挑战。围绕中国的自杀率,何兆雄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高不高——我说不高》一文,对费氏的研究结论展开了批评与论战。与何兆雄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单光鼐教授,他也认为中国的老鼠须要中国的猫来捉,言外之意就是在华的外籍学者需要真正去了解中国的国情。

  尽管如此,已有的研究不断证实,中国是一个高自杀率的国家,中国的自杀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特点。如何解释中国独特的自杀现象,厘清自杀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和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民自杀算是农村社会研究中最令人感到沉重的话题之一。在农村调研时,常在访谈中听到一些关于某个村民自杀的信息,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对这个现象进行过多的关注。真正对农民自杀现象进行系统地调查,是在我们了解到了最近30年中国农村家庭生活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以及感触到了家庭对于每个中国人所具有的意义之后。自2007年开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十余个省的多个村庄进行了农民自杀问题调查,发现在不同的地区,农民自杀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类型,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农民自杀的区域性,并且最近30多年农民自杀形势变化很明显,表现出很强的时间性。本报告将以鄂东南的三个村庄调研为基础,展现具有浓厚宗族色彩的南方农村中农民自杀现象的性质与机制。

  本报告的资料来源于2009年7月份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湖北进行的暑期集体常规调研。从我们调查团队收集的3个村庄101例[1]自杀案例中发现,当地最近四十年(1970年至2009年)的农民年均自杀率高达十万分之三十七,且呈现出时间变迁和性别分布不均的特点。时间变迁上的特点主要体现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了农民自杀的高潮,这段时期的自杀多达89例;1970年代的自杀仅有2例,进入2000年以来至我们调查的时间2009年8月6日为止有10例。自杀性别分布不均主要体现在女性自杀率远高于男性。101例自杀案例中,女性自杀占74例,男性自杀27例,女性自杀的绝对人数是男性的2.74倍。

  本文以鄂东南地域上紧密相连的三个行政村1970年至2009年四十年的农民自杀现象为研究对象,将自杀现象放回到村庄生活内部,从变迁的视角,以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结构变动及家庭关系变迁为线索,呈现三个村庄四十年的自杀状况及变迁态势。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探讨这三个村庄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农民自杀高潮的社会原因和机制。

  

  二、自杀研究回顾

  

  中国对自杀的研究起步较晚。1992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届自杀预防和危机干预讨论会,就标志着自杀这一研究禁区被打破,这一研究课题开始为有关部门所认可。1994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正式放开这一科研区域的研究。目前国内对自杀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传统:公共卫生学或流行病学传统与社会学传统。

  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切入研究自杀,主要是从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和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自杀的发生机制,为自杀行为的预测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费立鹏和他所主持的回龙观医院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研究团队是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研究自杀的典型代表。他们主要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自杀的原因。费立鹏和他的研究团队从关注自杀既遂人群转向关注自杀未遂人群,通过从自杀未遂人群的人格特点和心理特点的研究来预测可能自杀的群体,以对他们进行预防和干预。翟书涛(2002)主要从生物学、心理学和习性学的角度研究自杀发生的机制。他认为“自杀者存在着特异性,或是有精神病理性特征,或是有心理障碍”。自杀行为是由于一定程度的状态与特质的相互作用,最后导致一个人走上自杀的道路。范引光和潘发明等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考察了农村女性居民生活质量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他们抽样调查了巢湖市两个乡镇1062名15-39岁的女性居民,并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年龄、躯体残疾、躯体功能、心理功能是农村女性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青年女性、躯体有残疾、躯体功能差、心理功能差是农村女性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

  以上是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对自杀进行研究的典型代表。公共卫生学对自杀研究的特点是从自杀者内部去寻找自杀的心理和生理原因。这对于解释有精神疾病的人的自杀行为有很强的解释力。然而,中国的自杀与西方极为不同,未必是精神疾病导致的。(吴飞,2009)另外,从个体心理的角度探寻自杀的原因其实是个体还原主义的思路,很难解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中自杀现象的不同特点,即很难解释中国农民自杀呈现出的时空特征。

  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进路很好地弥补了公共卫生学传统的不足。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目前国内对自杀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现有自杀理论的考察与梳理,另一类是对中国自杀状况,尤其是对中国农村女性自杀状况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张翼和库少雄。张翼(2002)以涂尔干为分界点,考察了前涂尔干时期的自杀研究、涂尔干对自杀的研究和后涂尔干时期的自杀研究,沿着对涂尔干以及其他实证主义社会学自杀研究的批评这一思路,梳理了自杀社会学研究理论的演进过程。库少雄(2003)对不同的自杀理论做了研究综述,主要考察了心理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生物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对自杀行为以及自杀原因的解释。他认为与各种心理学的理论相比,“社会学理论考虑到了更广泛的影响因素,它启发我们: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文化条件是影响自杀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基于全国范围或地区范围内甚至是某个村庄的农村女性自杀的统计资料,研究女性自杀的特点、类型,并探索影响女性自杀的社会因素,以期对女性自杀行为进行有效地干预。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课题小组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是农村妇女自杀研究的重要成果。安琳和贾会学(2007)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我国和其他42个国家的1999-2001年女性自杀死亡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排第一位。1990-2001年中国女性自杀死亡率在大城市、中小城市、一类农村、二类农村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三类农村呈现上升势头。我国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高,25-34岁以及65岁以上年龄组是预防自杀的重点人群。赵梅和季建林(2000)对卫生部1988、1990和1992年的疾病统计资料中的全国城乡和不同年龄男女的自杀率进行分析发现:与西方不同,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高于男性,并主要表现在农村,农村自杀死亡率高于城市3-4倍。在年龄分布上,20-35岁的农村年轻妇女和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是自杀的高峰人群。

  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总体上分析了中国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和中国农村自杀的性别差异、年龄分布和区域差异,使我们对中国农村女性自杀有一个总体性的认识。但这些研究基本上是描述性研究,对自杀率和自杀特征的考察展现了中国自杀的总体轮廓和独特人群特征,但它们都未解释使得中国自杀现象呈现这种轮廓和特征背后的社会原因与机制。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另一些研究者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自杀的社会原因和发生机制做了进一步的挖掘。

  近年来,吴飞对自杀的研究,对于推进对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理解具有重大的突破。吴飞从“过日子”的角度分析中国人自杀。在吴飞那里,“过日子”是中国人对生活过程的概括。“简单说来,过日子就是包括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养老、送终、年老、寿终等这些环节,即一个人走完一辈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的,因此,家庭在“过日子”这个概念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家庭即是“过日子的场所”,也是“各种家庭关系的总和”。家庭中各种关系的展开常常是各种政治斗争的展开。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受到挫败的人不免就会委屈。这种委屈是情感与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委屈。受不了这种委屈的人常常会选择自杀。

  吴飞从过日子的角度阐释中国农村的自杀,“是在努力寻求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社会科学范式”(贺雪峰、郭俊霞,2010),可以说是既有本土化的特点又充满新意。他结合中国人的生命观,把自杀放在家庭内部来考察,因而对自杀的解释显得十分深刻。但是吴飞对自杀的研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一是吴飞的研究是基于华北一个县的自杀现象分析。基于这一局部材料的研究结论,“我们很难理解最近30年中国农村自杀特征上发生的巨变,及在空间上的巨大差异”(贺雪峰、郭俊霞,2010);二是吴飞虽然将农民自杀现象放回放到了家庭内部来考察,但却脱离了村庄这个场域。单从家庭里的正义观和公平观来解释自杀,只对自杀现象做文化的解读,不免有一种浮于思辨的感觉。

  在对既有的研究的借鉴与反思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团队开始探索研究中国农村自杀问题的新进路。这个团队对中国农村的自杀研究所开创的新的视角和思路,概括起来有两点。

  一是自杀研究的整体主义视角。农民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发生在由具体的日常生活互动构成的鲜活的村庄场景中的,村庄生活场景不仅构成个体农民自杀的背景,并且直接影响了农民自杀行为的发生。因此,要将农民自杀行为放置在整个村庄生活中进行理解,从而提炼出引发当地农民自杀的一般性因素,即发掘特定时间、特定空间下农民自杀现象的发生机制。(桂华,2011)

  二是区域比较的视角。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在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表面上是同质的中国农村,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在一定地域内的村庄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不同地域的村庄性质差异极大,因此,要理解自杀这样的社会现象,必须考虑到这种村庄性质差异所带来的区域性,即对一个地区农民自杀研究的结论不一定能够推论到另外一个地区。

  

  三、丰村、茶村和桃村的农民自杀状况

  

  (一)自杀发生的村庄场景

  

  安镇是鄂东南一个有着1200年悠久历史与古老传统的千年古镇。丰村、茶村和桃村是安镇所辖的地域上相邻的3个行政村。拥有2470人的丰村,1700人的茶村和2570人的桃村是这个千年古镇里有600多年历史的宗族型村庄。据族谱记载,这三个村庄的祖先都是在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过来的。

  因此,这3个地域上相邻的村庄在村落文化与传统上有很高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表现在这三个村都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由一个或两个人口占绝大数的单姓湾和其他人占口少数的杂姓湾组成的宗族型村庄。虽然在合村并组后,这三个行政村表面上呈现出多种姓氏杂居的特点,但湾子[2]内部一般都是由单姓居民聚居而成。

  从丰村来看,全村2470人分布在7个湾子12个村民组,其中最大的王家湾1200多人只有3户张姓,其他均为王姓;杜家湾和杨家湾分别为第二和第三大湾子,分别为700多人和300多人,剩下的400多人分布在4个不同的湾子。

  茶村1700多人分布在6个小组,除二组柯湾和五组明湾两个单姓湾人数分别为500多和400多以外,其他4个组都是由四五个姓氏,每个姓氏不到一百人的居民聚居而成。

  桃村2570人,分布在9个湾子11个村民组。这9个湾子按照地势高低依次可以分为上片,中片和下片。其中上片的五个湾子都是人数在160人至280人之间的小湾子,而中片的刘家湾仅一个单姓湾却涵盖了三个村民小组1100人,下片的敦湾也是618人的单姓湾。

  这样,每一个行政村的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都是由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单姓湾(也称主姓湾)主导。主姓湾是村庄的主体。主姓湾所形成的湾子内部的规则与传统构成了整个村庄稳定的规则与传统,进而形成了村庄的文化与习俗。主姓湾内部有很强的认同感。以地缘为纽带形成的杂姓湾历史很短,湾子内部的规则和传统不如主姓湾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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