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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达:中国难题——核心秩序的紊乱

更新时间:2011-08-04 15:22:52
作者: 伟达  

  

  目前可以判定:所谓中国“7·23动车追尾重大事故”,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动车毁,乘客亡;另一个是政不通,人难和。

  如果说事故的第一部分还多少能找到一些诸如天气恶劣、设备故障、调度失误等客观或偶发因素的话,在事故处置善后过程中充斥失误甚至于罪过的第二波,诸如:救人草率、损毁证据、赔偿无理、封堵舆论、遮掩真相等等,已经是难以常理解释或宽恕的了。

  整个7·23特大事故乃呈现出这样一种惊骇特征:即有关事情都尽量向着无理性和反常识的方向发生了。若不是我们身处网络和大众多媒体时代,整个事故成因和处理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事故发生后人们当然会反思和总结,有说“高铁”大跃进工程隐患无穷;有说“高铁”建设过程瞒天过海,腐败丛生;有人要求铁道部必须分拆解散、铁道部长引咎辞职;也有人呼吁人大常委会立案进行特别调查。

  以上呼吁先不说能否实现,但都有就事论事的倾向。就算铁道部今天受到了查处清算,那么明天是否还会冒出个类似的“钢道部”呢?完全有可能。笔者以为,7·23特大事故是中国政治文化里官本位,民轻官重,唯权唯上传统劣根的集中爆发体现。这也是在过去几千年即使不断改朝换代,都难以撼动的中国难题,源远流长,遗害至今。

  本来依照儒家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伦理尊卑的文明与国度。但不知为什么,恰恰在政治体制方面,却是伦常颠倒,是非紊乱,偏偏把官设在民的地位之上,而且往往是高高在上。

  通俗的说法,把某个地方官员称作当地的“父母官”。弄错了没有?到底谁是谁的父母?怪不得皇帝本人就被尊成了整个国家的天王老子了。如果说在古典时期,由于整个世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都还比较紊乱,于是让中国的历代王朝还可以苟且蒙混过关的话,那么近现代之后,当某些外部文明开始理顺了这一关键的伦理关系,而中国却仍然迟迟执迷不悟的时候,中国文明的核心竞争劣势就马上显现出来,中国人的厄运和苦难就只能不断地反复下去。

  不妨提一个常识性问题:试想如果7月23日那天出事的动车上,坐着铁道部或国务院官员的父母家人,抑或其顶头上司,那么这场车毁人亡的事故还可能发生吗?即使发生了,铁道部及国务院官员还敢于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平抑事故现场,急于恢复通车吗?他们还敢于在善后处理中敷衍了事,讨价还价吗?估计再借他们30个胆子也不敢。

  其实,按照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和常识,铁道部或国务院官员的父母大人和顶头上司,确实就是在动车上的,不仅是7月23号那天,而且是一年365天常来常往,他们就是亿万的普通中国人民,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真正赖以存在发展的中流砥柱。

  但是很可惜,中国颇有一些不孝子孙,至今不懂或不认这个道理,或者有时嘴皮子上能讲得好听,但实际操作起来总是难以兑现,总是错把自己当成了大爷,反而怠慢了甚至加害于真正的大爷。7·23特大事故及其类似的问题,表面因素可以千头万绪,但其悲剧的核心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自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开始对“官本位”及“唯权唯上”在观念和价值上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清算,但在具体实践和体制改革上,对这个核心问题的触动依旧微乎其微,即依然严重缺乏人民大众依法监督,制约和管理权力的真正有效渠道和手段,导致“权为民所赋”这样的新思维鲜有制度依托及落实,更导致执政党和国家官员对人民大众鲜有敬畏之心。

  中国最要紧的是尽快落实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把几千年来被颠倒的政治伦理关系从根本上矫正过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文明复兴,道德重建及体制创新。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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