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立胜:“新民”与“亲民”:从传统到现代

更新时间:2011-03-01 20:51:53
作者: 陈立胜  

  

  《大学》本为《礼记》之普通一篇,在宋代以前并未受到特别关注。二程始表彰《大学》,称之为“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进一步为其作传,《大学》一跃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①朱子承袭程子将古本《大学》之“在亲民”,改为“在新民”。而王阳明《传习录》第一条即是对此改法的质疑。但现代学者在讨论朱、王《大学》今古本之争时,多收紧在“格物”、“致知”、“诚意”等条目。虽偶有提及“新”、“亲”二字,但亦止于蜻蜓点水。惟在徐复观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那里,新、亲之辩上升到重要的理论高度被加以认真检讨。本文拟重新追溯“新”、“亲”之争的思想谱系,并将以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解读,置于这种思想光谱之下加以检视,藉此揭示不同时代的儒者之不同诠释进路,同时进一步阐发儒家“新”、“亲”之辩的现代意义。

  

  一 朱子之“新”

  

  众所周知,朱子从程子将《大学》之“亲民”易为“新民”,《大学章句》序曰:

  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尽管朱子的章句在后来也成了“经典”,但在当时,朱子之改字是受到强烈质疑的,毕竟轻改经文,是注家之大忌:

  曰:“程子之改亲为新也,何所据?子之从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轻改经文,恐非传疑之义,奈何?”曰:“若无所考而辄改之,则诚若吾子之讥矣。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程子于此,其所以处之者亦已审矣……若必以不改为是,则世盖有承误踵讹,心知非是,而故为穿凿附会,以求其说之必通者矣,其侮圣言而误后学也益甚,亦何足取以为法耶?”②

  “以文义推之则无理”,当谓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义是自明其明德,既明其明德,则推己及人,使他人亦明其明德,此即新民。自明而明他,己立人立、己达人达,在文义上自顺理成章。如作“亲”字,则与上面“明明德”意思较为有隔。用朱子本人的话说:“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见他人为气禀物欲所昏,自家岂不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来气禀物欲之昏而复其得之于天者。此便是新民。”③朱子将“亲”改作“新”,可以说在“文义”上是反复拿捏、细致推敲过的。

  “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系指《大学》所谓“传”之部分有关“新”之论说。依朱子《大学》之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作新民”,以及《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等文本属于“传”文,是来解释“三纲”之“在新民”这一经文的。如朱子经传之分成立的话,那么,在后面的传文部分确实有相应的文字分别对应于“明明德”与“止于至善”,而传文之种种“新”之文本显然对应新民这一纲。

  《书·金縢》之“惟朕小子其新逆”,陆德明《经典释文》即指出“新逆”马本作“亲迎”。而我们对照郭店竹简,《老子》通行本“六亲不和”,竹简本作“六新不和”,“名与身孰亲”,竹简亦作“名与身孰新”。另外竹简中尚有“教民有新(亲)也”(《唐虞之道》),“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五行》)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可见,“亲”、“新”本可通用。④职是之故,我们可以为朱子补充说,以“新”易“亲”,不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而且以文字酌之亦有凭证。

  

  二 王阳明之“亲”

  

  王阳明对朱子的《大学章句》颇多不满,他坚持认为《大学》一书本来就“止为一篇”,并无朱子所谓的“经传之分”,更无缺传可补:“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⑤既“悉从其旧”,则不当以“新”易“亲”。《传习录》第一条即是关于“亲”、“新”之争: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⑥

  阳明的这番话完全是针对朱子主“新”的论证而发的,“作新民”之“新”与“在新民”之“新”确实不同,前者是“自新”,后者则是“使民新”,而君子贤贤亲亲、民之父母等文本,于“新”并无发明,显然在阳明看来,朱子“新”之“以传文考之则有据”,实不足为据。而针对朱子“以文义推之则无理”的说法,阳明在指出“治国平天下”处种种亲民文字后,又历数孟子亲亲仁民、尧典“以亲九族”,直至点出夫子“修己以安百姓”,“亲”字自有其义理上的权威支持。

  在《亲民堂记》中,王阳明进一步阐发了“明明德”与“亲民”之间的内在联系: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曰:明德、亲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亲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⑦

  阳明在这里的说法颇为不类。观南元善问政,则主体自是从政之君子,“明明德”与“亲民”皆是针对君子而论的。故“德不可以徒明”,“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云云,亦仍是扣紧修己之君子而言的,如是,亲于其父、亲于其兄等等的那个“其”字并不指“民”,而仍是君子自家之父、兄,仍然属于修自家的明德,如是而讲“明明德”与“亲民”合一,实只是讲知行合一,而并未真正涉及“民”字。倘我们不做如此理解,而将“其”字不作君子自己解,而是直接理解为“民”,则“亲民”实是令民自相亲,亲民的意涵便变成了“使民明其明德”,此不正是朱子坚持的“新民”吗?这难免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阳明虽将朱子之“新”字重新改回“亲”字,但对其义理的解释却又不自觉沿袭了朱子的新民说。实际上,我甚至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这一阳明早年的说法在后来并未得到坚持。我们不妨看看他晚年所撰的《大学问》中有关亲民的说法: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

  曰: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非为两物也。⑧

  这里,阳明对朱子“新”字不满在于后者将“新民”与“明明德”视为“两事”、“两物”,而阳明坚持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以明其明德是一事、一物。至于亲民兼教养、新民则偏的说法,则无一语涉之。

  其实,无论朱子抑或阳明均将“亲民”与“明明德”合观,将之归属于孔门“修己安人”之内圣外王的传统,两人发生分歧的地方并不在于对“治人”本身的理解上面。两人的分歧实是表现在对《大学》主题的解读上面,朱子认为《大学》的主题是教育问题,他反复强调《大学》之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朱子之主“新”与其对《大学》这一“教”主题的定位密切相关。而王阳明则认为《大学》主题并不只是“教”问题,而且涉及“养”问题,故力主“亲”字。这丝毫不意味着说朱子讲教化,故对养民不予重视,实际上,朱子亲民的政绩完全不逊于阳明;同样这也丝毫不意味着说阳明讲亲民,故对教化重视不够,实际上,阳明一直以讲学、化民、教民事业为“首务”。

  

  三 “新”与“亲”:后儒之辩

  

  王阳明之后,有关“亲”、“新”之辩仍不绝于缕。“主新”派在支持朱子以“新”易“亲”的立场同时,一方面不断提供新的证据补充朱子的论证,另一方面又针对王阳明的持论加以辩驳,兹分别举顾应祥、陈龙正、胡渭等数家言述之。

  顾应祥(1483-1565)指出:

  《大学》古本在亲民,程子以为当作新,朱子以为程子存疑之辞。今尊用古本,以亲字兼教养。愚谓《大学》一书恐专主教而言,故不言修德而曰明明德,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后章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皆专言教也。或以为末章言理财用人,似兼言养,曰:非也。理财用人亦本乎德,故曰君子先慎乎德,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皆自明德而言,能明己之明德,则好恶当乎理,而不拂乎人情,皆本于教而言也。大抵古人论治皆以教为先,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先觉即己之明德也,觉斯民即明民之明德也,亦同此意。⑨

  顾应祥(字惟贤)少即受业于阳明,为阳明亲炙弟子⑩,然而在新、亲之辩上,他倒并不支持阳明“悉从其旧”的立场。相反,对阳明之以亲字兼教养,而尊用古本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学》通篇的主题皆是讲教化,即便末章言理财用人,看似近于亲、近于养,但亦是“本乎德”、“本于教”而言的。顾氏又引伊尹先觉、觉斯民之说,进一步证成《大学》之“主教”与古人“以教为先”的治论若合符节。后来王夫之(1619-1692)亦重申了这一“主教”的立场:

  《大学》于治国平天下,言教不言养。盖养民之道,王者自制为成宪,子孙守之,臣民奉之。入官守法,仕者之所遵,而非学者之事,故《大学》不以之立教。所云厚薄,如《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即所谓“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其云以推恩之次第言者,非是。(11)

  王夫之虽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颇多不满,但在“新民”问题上却坚定支持朱子的立场。一方面,他认为《大学》是讲学者之事,故其主题理所当然是“言教”,而不是“言养”。这并不是说“养民”不重要,“养民之道”早为“王者自制为成宪”。另一方面,王夫之还提供新的“证据”支持“主教”的解读,被“主亲派”用来支持“主养”的“厚薄”文本,并不是推恩次第意义上的“厚薄”,而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义上的“厚薄”,故仍属于“修己”的范畴,而与“明明德”前后呼应。

  高攀龙、吴志远的弟子陈龙正(1585-1645)在其《学言》中对“亲民”二字之不当痛加贬斥:

  亲民之必为新民也何?居亲可施于亲,不可施于民也。孟子曰: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民是兼爱。己书曰:百姓不亲,亲者自相亲也。犹云小民亲于下也。圣人亲亲,墨氏亲民,佛氏亲物。亲亲则功至于百姓,而恩及禽兽矣。亲民则不得不薄其亲矣,亲物则不得不弃其亲矣。或曰:亲亲、子百姓子之义何以异于亲?曰:子者,养育训迪之耳。亲则爱敬兼隆,所以殊也。君子之于子与百姓也,固有用敬时,为其为亲之枝也,为其为邦之本也,又别一义也。墨氏欲亲民,视其亲亦如民耳。故忍于薄亲;佛氏欲亲物,视其亲亦一物耳,故忍于弃亲。亲新二言之间乃吾道异端之界。(12)

  亲亲、仁民、爱物,儒学推恩次第井然,“亲”字不能用于“民”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xiaolu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39100.html
文章来源:哲学在线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