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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妇女何以在村落里安身立命?

——农民“历史感”与“当地感”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0-09-14 10:37:08
作者: 杨华  

  

  摘 要:传统的中国农村普遍实行“外婚制”,在这个基本的制度下农村妇女从为人女到为人妻和母如何在村落里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命题。文章以宗族性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为视角,从农民的意义和价值层面对古老命题“三从四德”做了新的解释,认为在宗族性村落,女子并非天然具有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她在村落里生活不具备当然的“理由”,她要想成为村落里自主的一员,必须从他人那里获取这种“理由”,即因某人而拥有生活在村落里的权利。在女子出嫁之前,她的“历史感”与“当地感”是从父亲那里获得的,她因父亲而生发对父姓祖宗和村落的情感体验,并在自我意识里将自己视为“当地人”;既嫁之后就弃绝父姓村落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进而因为复制了丈夫的“历史感”与“当地感”,可以迅速地融入陌生村落并获得自主的角色,成为地地道道的“当地人”;一旦夫亡,女子在村落里生活的“理由”就得从子嗣身上去寻找,通过对子嗣的期待和展望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使在村落里安身立命成为可能。没有生育儿子的女子在村落里生活就不会有安全感和实在感。秉承某个男子的“历史感”与“当地感”赋予女子在村落里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规范她们思维和行为的方式,将她们整合进村落共同体的既有秩序当中,从而使安身立命成为可能。

  

  关键词:农村妇女;外婚制;“历史感”与“当地感”;生活意义;“三从四德”

  

  中国农村妇女研究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迄今主要遵循着两条学术理路,一是纵向上不同时代妇女的比较研究,二是横向上与男性对比的研究取向。纵向的研究理路主要受解放话语的支配,多集中在婚姻家庭领域,关注的焦点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高小贤,1990,1992;王金玲,1997;金一虹a,1998;许敏敏,2002;沈安安,1994)、经济身份(黄西谊,1990)、妇女流动(杜鹰、白南生,1997)等社会问题,其中又以妇女的社会地位为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4)。解放话语支配下的农村妇女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农村社会和妇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和政策支持,但因其问题导向和政策取向过于浓厚以及研究者缺乏相关理论的积淀,因此这一研究路径少有理论上的突破。

  在与男性的横向比较上对中国农村妇女问题展开的研究,突出之处在于使农村妇女研究纳入了理论关怀的视野(高小贤,1997),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社会性别理论被引进之后,关于妇女的研究几乎被完全纳入进了它的理论体系,从而使妇女研究具有了理论的深度和更广泛的视阈,各类妇女研究的观点层出不穷、浩如烟海。

  社会性别理论主张,性别有天然之分,两性之间有可见的生理差别,这是性别的自然之处,但却不是性别关系的基础(王金玲,2000;2006)。人类的性别之分,在生理之外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和文化建构,隐藏在性别制度与文化之后的则是拥有不同赋权的倾斜的男女二元制权力关系,这完全出于人的建构(吴小英,2002),这是一种性别文化的潜规则(吴小英,2005;荆世杰,2006)。这个潜规则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性别理论的发展才被发现,之后它就一直致力于探寻两性关系背后的潜规则及这种规则的社会文化意义及现实后果(荆世杰,2006)。国内学者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农村妇女的研究重要集中在劳动就业(佟新、龙彦,2002;金一虹,1998b;高小贤,1994;郑哗、王昕,2000;左际平、宋一青,2002)、外出务工(谭深,1995,1998;潘毅1999,2005;)、女性个体的经验(潘毅,2005;佟新,2008;李若建,2004;冯小双,2004;金一虹,2002;朱虹2008)等主题上。

  显然中国农村妇女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和重大理论突破的同时,也缺乏对某些领域的论述和探讨,例如农村妇女的意义世界和生命价值就往往因为既有研究的解放话语取向和社会性别视角的缘故,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遮蔽。尽管如此,仍有些著作,如玛格瑞·沃尔夫最重要的著作《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论及。该著作着重论述妇女的家庭观念以及她作为能动者对家庭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主动建构。婚后妇女通过加入村里的女人集团(women’s community)和建立女性家庭(uterine family)等策略逐渐在婆家及村落确立地位,并进而掌握一定的家庭及社会舆论权威。“女性家庭”是指妇女在父系体制内部构建的、由她自己及其所生子女构成的家庭。它不同于男性意义上的家庭观念,后者是把家庭作为联结家族血统过去与未来的持续链条中的一环。而女性意义上的“女性家庭”是妇女处于自身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需要,是妇女通过与她的下代血亲的感情构建出的暂时性的群体,这种家庭只在实际生活中存在,没有制度层面的表达,并只持续到她的能力所能持续的时间限度之内(Margery Wolf,1972;李霞,2002)。因此,农村妇女获得归属感并最终得以安身立命是在其主动建构的女性家庭里,以及对女人集团的有力介入。

  玛格瑞·沃尔夫的论述为农村妇女归属感和农村亲属制度的研究打开了一个性别化的角度(李霞,2002),但其缺点是缺乏变迁的视野。因为最终将其归属定位在“女性家庭”并非历史上就如此,妇女之所以能够主动建构和创造社会关系,也非是历来就有的事情,而是在家族逐渐解体,村落共同体逐步瓦解过程中,妇女才能展示上述主动能力。

  随着农村迅速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贺雪峰,2008),农村妇女的各个方面都介入了这一变革的潮流,传统社会对妇女的诸多束缚逐步松解,妇女的行为和人格越来越具有自身独立的意义(金一虹,2000;谭深,2004;吴小英,2005),越来越由其自身去定义,而非他人强加。但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在不同区域农村调查发现,在传统农村妇女生活的意义和生命价值失落的同时,许多地区的农村妇女却寻找不到新的更具合理性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不仅自身无法自我的意义定义,而且整个社会似乎也没有为其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农村妇女的意义世界面临凋敝,并开始诱发诸多社会问题(申端锋,2007;贺雪峰,2008;陈柏峰,2008;杨华,2009)。

  对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的探讨,是当前迅速变革社会中的一项重大课题,它至少涉及到对传统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的把握和论述,意义转变中的农村妇女如何获得新的意义及其具体生命体验,不同区域农村妇女意义世界的差异性及其内在理路,以及对这一转变过程可能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和对它的未来发展方向的预测,等等。这一系列工作将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妇女研究的新领域,可能的研究成果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妇女和对政府在农村的妇女政策将提供智力支持,同时对于减轻妇女因巨变带来的创伤和阵痛,重新确认、调整和树立妇女生活的意义及生命价值体验有帮助,为农村妇女的“日子”(吴飞,2007)过得更好、更幸福做出贡献。[①]

  本文基于2006年对湘南农村地区一项大型调查的材料写作而成,探讨传统农村妇女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基本命题。湘南位于南岭山脉的湘赣粤交界处,自然条件封闭,自古形成以血缘为纽带,以上敬祖宗、横联族谊、守望相助为依归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结构,至今保留着淳厚而古道的传统(杨华,2009)。村落内部不主张同姓之间的婚姻,女子成长及结婚之年即外嫁到其他姓氏村落,男子则在周边的婚姻圈内物色合适的女子。这意味着一个女子首先在一个村落生活、长大成人,然后得到另外的村落生活及至生命完结。一个是其出生地,一个是其主要的生活和终老之所,两个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村落,妇女如何能立足于这些村落,并获得她的生命意义呢?这是本文的问题意识所在,并力图初步解答这些问题。

  本文的研究资料主要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采集,在质性上总体把握问题。深度访谈的对象中女性为20人,男性为10人,年龄皆在25至60岁之间。访谈以半结构化的方式展开,每次访谈在2到3个小时,以当地方言为主,辅以普通话。参与式观察总时间为6个月,实地参与到农民的生活、生产和交往当中,观察和体会他们的言行举止、风物习俗、情感世界等。并且,笔者本人就是土生土长的湘南农村人,不仅对当地语言、习俗和隐藏的秩序了然于心,重要的是对当地农村生活有着很强的切身体悟,因此对农民内心世界和价值寄寓的调查和把握有着天然的优势。当然,笔者在调查中对自己“家乡人”的身份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尽量开放自己的调查心态,以避免熟视无睹。

  

  一、外婚制与宗族社会结构

  

  对传统妇女生活意义的探讨,与“外婚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中国,自古人们就以“姓氏”作为区分内外的简易标准,严格恪守“同姓不婚”的禁制,而“合两姓之好”,违者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②]。《左传·昭公元年》称“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可见在婚姻中姓氏是很重要的,一般认为“同姓不婚”是源自氏族社会,指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这样一种婚姻制度和观念到今天还在某些农村地区存在(薛平,1999)。在宗族性村落,尤其不允许族内或村落内部通婚。“外婚制”是中国农村一项基本的婚姻制度(费孝通,2004:133—144)。

  宗族性村落是以血亲为基础而联结紧密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血缘而清白、明了。它的社会结构是既定的、先赋的,人一出生就被结结实实地捆绑在了一个位置上,纵使终生挣扎也无济于事,因而它是排他性的。它对一切异质性的东西相当的敏感,容不得本姓血缘之外的东西,如果存在则想尽办法、千方百计也要清除掉,所以有时偶尔存在的“他姓”村民也会在人们可预见的若干年内从村落消逝。所以宗族性村落的维系在于它的纯洁性,在于它以单一的血缘为人们的联结纽带,在于人们对村落有着共同的心理感受

  一旦这种单一性和纯洁性被打破或人们不再予以承认,如果村落社会出现不同的联结点、不同的利益诉求乃至相悖的行为趋向得到人们的认可,那么作为共同的生活和信仰社区的村落就面临着解体,宗族将不复存在。如同王琼(2007)在荆州的调查发现,男女之间的结合可以随意选择落户的地方,既可以依照传统的方式在男方家庭落户,也可以在女方村落择地而居,没有了以往的规矩和惯例而完全按照男女双方的情绪自由行事。这种婚姻状况已经很普遍,以至于在该地区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村落已经不存在了,村落已由之前单一的姓氏占有变成诸多姓氏夹杂在一起的机械联合,村落共同体原有的由单一血缘建立起来的情感纽带不复依存。人们只是地理上居住在一起,心理上已经相隔很远了,心理的距离使得共同体情感不可能建立起来。因为姓氏杂居从而使血缘混杂,人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进而血缘作为凝结村落社区的凝固剂也就不再重要,而其它的潜在的粘合剂(如村委会)也由于它的退场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董磊明等,2008)。

  在湘南宗族性村落,人们依然固守着随丈夫而居的传统,村落纯洁的血缘尚未遭遇新婚姻方式的支解,妇女婚后从男而居,子女姓氏随父,自然而然的事,自古以来便是这个道理,从来没有人认为还有其它的选择。人们把这种身体无意识的选择看成是世界唯一的真理,唯一的存在,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不合老人家的规矩,因而也就更没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而试着去改变些什么。尽管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出现招赘(或入赘)的婚姻,但招入的必然是同姓的男子,这些人被认为是相距稍远的同族人,在血缘上与己相近所以相同,既是作为传递祖宗血脉的次优且无奈的选择,同时又不至于使村落血缘混乱交杂。为了保持村落血缘的纯洁性,村落往往把招入“他姓”村民当作“禁忌”,不仅认为招入他姓村民不利于村落血缘的纯洁,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它将导致整个宗族的覆灭,被他姓所取代。湘南地区有很多宗族性村落都流传着村落因招入而被他姓村民取而代之的故事,而这些村落现在的居民就是取人家而代之的后裔,他们当然要谨防又被他人取代的覆辙。所以,在婚姻方面从夫而居,子女随男而姓是硬性规定,任何村落、宗族涉及于此都不会轻易松口,不可能犯忌。

  总而言之,在宗族性村落,只有男子才会因为秉持了宗族的血脉而成为村落聚焦的中心,是为村落小区天然的成员,从其生下那一刻起就被认为是村落的主人而赋予作为主人应有的权利、责任和期待,村落的一切事务都围绕村落里的男子而展开,除此别无他物。村落因这些有着共同血缘男子的聚集而生发力量和气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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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农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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