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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舞 杨华:农村宗教实证研究的理路分析

——对《反思“农村西方宗教热”:迷思还是事实》一文的回应

更新时间:2022-07-30 22:39:04
作者: 刘燕舞   杨华  

  

   在2015年5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群众数量增长很快。我们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对待。我国宪法法律保障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但必须警惕宗教渗透的危险,警惕带有政治意图的宗教诉求。”在2016年4月22日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在2021年12月3日至4日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本文即是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宗教工作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后,针对学界有关文献,结合现实,就如何做好农村宗教实证研究做些回应和讨论。

   一、问题的提出

   基于对我国农村非传统安全的重视和对西方宗教潜在渗透风险的警惕,根据实地调查收集的资料,2014年,修远基金会发布了《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现状——修远基金会研究报告》(以下简称《修远报告》)。该报告着重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传播的现状;二是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传播的发生机制。基于团队2009年及以前在全国农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分析,该报告发现: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30年的发展后,已经取代农村传统宗教和各种形式的民间信仰,成为我国农村的主导性宗教,且这一过程在该团队调查和研究的“当时”还在加速进行;另一方面,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播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北京大学的吴越、张春妮、卢云峰三位学者在《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联合发表《反思“农村西方宗教热”:迷思还是事实——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一文(以下简称《卢文》),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的数据(以下简称“CFPS数据”),对《修远报告》提出批评,认为《修远报告》所说的“农村西方宗教热”是“一个迷思而非事实”。《卢文》发现的“事实”是,西方宗教在农村不仅不热,而且还弱于传统宗教。

   本文拟讨论的问题是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发展的事实是否真如《卢文》所呈现的那样。首先对这一存在争议的事实进行厘清,然后讨论应该如何更好地做好农村宗教的实证研究。

   《卢文》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农村是否存在西方宗教热的事实。这主要是驳斥《修远报告》关于西方宗教在农村传播现状的第一个方面的发现。第二,农村比城市是否更有利于西方宗教的传播。这一点是《卢文》根据《修远报告》延伸出来的问题:《修远报告》并没有讨论城市中的西方宗教传播问题,在《卢文》看来,既然西方宗教在农村传播出现“热”,就说明这背后暗含了农村社会更有利于西方宗教传播,如果能在城市西方宗教传播现状中找到与农村相反的发现,就可以否证农村社会并非更有利于西方宗教传播。第三,典型区域的特点能否推论全国的情况。《卢文》同样讨论了西方宗教在中国分布的区域差异,该文以CFPS数据中广东省与河南省的调查数据为例发现,代表北方的河南农村确实存在以西方宗教分布为主的特点,而代表南方的广东农村则存在以传统宗教分布为主的现象。《卢文》认为这一发现与《修远报告》是一致的,但又批评说“不能以河南农村的情况来推论出全国出现‘农村西方宗教热’的现象。”

   在《卢文》前述批评《修远报告》的三个方面中,除了第一点是针对《修远报告》原文的意思而展开批评外,第二点和第三点则属于他们所说的“延伸”理解《修远报告》,其目的当然是试图用后两点来更进一步佐证《卢文》在第一点上的正确,即中国农村不存在西方宗教热的现象。从两篇文献的聚焦点来说,笔者只需要针对《卢文》的第一点展开讨论即可,然而,鉴于《卢文》在现象层面涉及了西方宗教传播的城乡和南北差异问题,笔者同样会讨论《卢文》在这两点上所得出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以及作为学术研究,进一步的工作应该做些什么?

   二、农村西方宗教传播的现状问题

   要把握农村西方宗教传播的现状,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要厘清西方宗教的基本含义,而《卢文》与《修远报告》的争议亦因此而始。

   第一,关于西方宗教的内涵是否包括地下基督教以及异端组织类如邪教的争议。《卢文》将西方宗教定义为基督教与天主教,将传统宗教定义为佛教和道教。而《修远报告》中关于西方宗教的定义是指以圣经为基本教义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异端组织(如全能神、门徒会等邪教组织),且涵盖了所有没有在政府登记注册或不承认政府领导的地下西方宗教,包括各种基督教的家庭教会、地下天主教、基督邪教等地下西方宗教组织。《卢文》没有将地下教会、异端组织类的邪教等包括进来,主要指涉的是符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下文简称“三自教会”)且被调查者主动认可的基督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他们根据CFPS调查的数据推算,中国约有3997万基督徒,其中,“隐藏的基督徒”大约有1200万。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们指出,2016年我国基督徒大约有3997万人,其中“公开的基督徒”有2829万人,“隐藏的基督徒”有1167万人,这些“隐藏的基督徒”是指那些“宣称信仰上帝但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卢文》在批评《修远报告》“夸大”中国基督徒数量时说,可以去掉这近1200万“隐藏的基督徒”,且不影响他们的总体判断以及他们对《修远报告》的批评。那么,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去掉的1200万人占到了总体样本的近30%。他们立论的理由是:“因为现有调查数据并没有把民间信仰的实践者包括进来,而民间信仰者在规模上很可能比所谓的地下基督教徒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本文忽略民间信仰者不仅不会削弱我们的立论,即反驳‘西方宗教在农村地区一教独大’的提法,甚至还会强化我们的观点,如果能够把民间信仰包括进来,西方宗教在农村更不可能是一教独大。” 更让人觉得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在于,《卢文》一会说有3997万基督徒时是包含了“隐藏的基督徒”的,但为了证明他们所说的《修远报告》“夸大”了问题又说他们的文章不包括“隐藏的基督徒”。

   从逻辑上来说,这一立论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卢文》立论的根据是说《修远报告》夸大了西方宗教在农村传播的事实,那么,他们就应该论证《修远报告》是如何夸大的。而不是为了说《修远报告》夸大了,就把他们自己所得出的实际数据去掉近30%,然后再说一个与之并不直接相关的其他变量的“很可能”的推测性表述,把事实模糊成“迷思”了。在去掉近30%的地下基督徒的数量后,他们没有计算天主教徒的数量以及诸如门徒会、全能神等邪教组织的情况。如果说门徒会、全能神这类异端因为其邪教的性质而难以估计具体数量的话,那么,对于天主教的数量是不应忽略掉的。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8年4月3日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我国天主教徒的数量大概在600万人。这意味着加上前述被《卢文》忽略的1200万隐藏的基督徒,《卢文》实际上去掉了总体样本中45%的西方宗教教徒的数量。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数学等式来表示:《卢文》所说的“西方宗教”教徒数量=基督教教徒数(公开的基督徒数+隐藏的基督徒数)+天主教徒数;《修远报告》所说的“西方宗教”教徒数量=基督教信徒数(三自教会信徒数+家庭教会信徒数)+天主教信徒数+异端类的邪教信徒数(门徒会信徒数+全能神教信徒数+其他邪教信徒数)。这两个等式中,重合的部分只有《卢文》的“公开的基督徒数”和《修远报告》的“三自教会信徒数”,两者主要都是指一般意义上符合国家三自教会政策的注册登记的信徒数。截取这一小部分来反驳包含了这一小部分的更大部分的总体,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第二,关于传统宗教的争议。《卢文》为了驳斥《修远报告》的事实,继续从传统宗教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批评和支撑论证。《卢文》的理由是,如果传统宗教在农村仍然很发达或者数量甚至比西方宗教更多的话,那更能否证“农村西方宗教热”那样的“迷思”。《卢文》将传统宗教定义为佛教和道教。换言之,要否证西方宗教热的“迷思”,就只需要论证佛教和道教的教徒数量比西方宗教徒数量还多。《卢文》给出的2016年经加权后的数据表明,在声称有宗教信仰的所有2275例农村居民中,传统宗教占比为76%,而西方宗教只有19%,伊斯兰教是3%,其他宗教2%。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西方宗教并非如一些学者想像的那样泛滥”。《卢文》对《修远报告》所说的“热”存在一定的误解。《修远报告》主要是强调“热的过程”,即“be heating to hot”,而《卢文》理解的“热”是结果或状态意义上的“热”,即“boiling”。

   第三,关于从数字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的争议。事实不一定能在研究层面尤其是严谨的写作文本上最终表现为精确的数字。相反,从事实而来的所谓汇总的数字,可能更无法代替事实。《卢文》尽管在宗教实践层面的事实维度上发现了西方宗教因其严格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和习俗特点而使得其可见度更高,才使得有可能出现像《修远报告》发现的“农村西方宗教热”的事实。例如,他们发现,2016年的CFPS数据表明,农村西方宗教的组织化信徒比例为56%,而传统宗教的比例仅为8.9%。因此,前者表现出更高的组织化水平,而后者则组织松散。由此事实出发,《修远报告》试图理解的是西方宗教强有力的组织机制为其传播所带来的便利,而《卢文》则对此从数字上以“大量在家修行的传统宗教信徒(居士)即便虔诚也并不认为自己加入了宗教组织”为由而模糊处理了。这种模糊处理从逻辑上来说是错误的。西方宗教的组织化程度如此之高,更能证明农村西方宗教热,传统宗教组织程度如此松散,更可以进一步衬托出西方宗教如此之热。而这正是《修远报告》重视的问题之一。

   基于此,《卢文》实际上未能有效地驳斥他们要说的《修远报告》的事实,反而恰好进一步证明了《修远报告》所呈现的事实,当然,即使是有利于支持《修远报告》的事实,对于《卢文》的数据,仍需持谨慎态度,下文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三、西方宗教传播的城乡差异问题

   从学理上来说,西方宗教在城市和农村的传播只是传播的具体物理空间不同而已,而不能成为互相否定的证据。不能说西方宗教在城市传播快慢与否,就可以用来否证其在农村传播的快慢状况。然而,《卢文》花了很大篇幅来论证西方宗教在城市传播并不见得慢,从而来延伸否定西方宗教在农村传播快。此处暂且搁置他们这种逻辑上的不足,转而从他们论证的城市与农村的数据对比来展开讨论。

第一,从信徒数量上看,《卢文》认为无法说明农村西方宗教信徒传播比城市热。从数据呈现看,《卢文》发现,在2012年CFPS的数据中,农村人口信仰西方宗教的比例比城镇高0.5%,而2016年的数据表明,农村仅比城镇高0.2%,这些百分比的城乡差别并不显著。《卢文》指出:“20世纪我国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但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到2010年左右城乡人口已基本相当,而今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因此,城乡人口中,西方宗教信徒的比重相当,就意味着生活在城镇的西方宗教信徒的绝对人数要高于农村。”。《卢文》并没有像推算总体那样给出城乡各自的西方宗教徒的绝对人数,而是用所谓比例相当的说法模糊处理为“城镇西方宗教信徒的绝对数要高于农村”。对此,我们需要厘清的至少有如下两点:其一是,按《卢文》推算,城镇和农村西方宗教徒的绝对数到底有多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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