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海儒 李巧宁:口述史视野下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1949-1980)

更新时间:2019-11-18 19:57:58
作者: 陈海儒   李巧宁  


口述史视野下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1949-1980)

陈海儒   李巧宁[a]  

  

   摘要:1949-1980年间经历过生育的农村妇女的口述史生动、鲜活地展示了这一时期农村妇女生育的种种困境。缺乏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使妇女被不断怀孕所困扰,没法掌控生多生少、何时生育。分娩条件简陋,方法原始,完全靠自然力分娩,一切听天由命,给产妇和婴儿健康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孕期、尤其是分娩后,产妇得不到应有的营养与足够的休息,落下不少病痛。普遍缺吃少穿,成年累月为生计奔波,致使农村妇女养育子女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无力。

   关键词:口述史;陕西;农村妇女;生育;困境

  

   生育不仅是农村妇女人生非常重要的内容,而且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1949年以前,除了中华民国政府曾以“堕胎罪”干涉人工流产外,生育几乎完全是自然行为、家族行为,国家很少介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介入生育,把生育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起来。考察1949年以后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是认识同时期农村妇女生存境遇、农村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切入点,也可以为理解国家与农民互动关系提供有益的思考。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后,国家启动了“一胎化”生育政策。与此同时,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被从集体化体制中解放出来,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改善,生育观念与生育环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便于论述,本文拟以1980年“一胎化”政策推行为时间下限,讨论1949-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且选择笔者比较熟悉、地垮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南北地理与人文环境差异较大的陕西为地域。

   到目前为止,涉及1949-1980年农村妇女生育的成果仅有(美)贺萧《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农村接生员》[1],胡桂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2]、《1950年代的新法接生与农村妇女生育记忆》[3],陈海儒、李巧宁《1949-1965年的生育宣传与农民反应:基于陕西的实证研究》[4]等论文。另外,李巧宁、陈海儒的专著《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49-1965》[5]第三章“生育:传统与现实之间的纠结”对1949-1965年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状况进行了阐述;(美)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6]一书中用“接生员”、“母亲”两个部分展示了陕西农村妇女口述中的集体化时期生育状况。其他相关作品如杨发祥《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史研究》[7]、全津《当代江西计划生育历史研究》[8]虽涉及1949-1980年的生育问题,但主要是围绕政策变化进行全景式勾勒,把“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因为农村妇女的生育与城镇妇女有很大不同,以及农村妇女占中国妇女的绝对多数而对“农村妇女的生育”进行专门论述。也有一些论著虽论及1949-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但限于篇幅,论述极为简略,如李巧宁、陈海儒《口述史料中陕西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1950—1965》[9],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10]等。

   此外,现有关于1949-1980年农村妇女生育的一些成果虽突破了以往宏观叙事的做法,做了非常有价值的微观探索,但还没有系统讨论1949-1980年农村妇女生育困境的成果;除了贺萧、胡桂香等极少数学者的成果之外,大多数成果运用的史料主要限于档案史料、报刊史料等第三方的记述,直接来自农村妇女的史料非常稀缺。1949-1980年间经历过生育的农村妇女大多健在,且思维清晰,她们的口述史能生动、鲜活地展示这一时期农村妇女生育的方方面面。本文拟以扎实的口述史料为基础,对1949-1980年陕西农村妇女的生育困境做微观实证探究。


一、为孕所困:无法有效掌控胎数


   1954年11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指出,卫生部改变以往限制节育的政策,不再限制避孕节育,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在市场上销售,对人工流产放宽管理。事实上,直到1963年国家开展大规模计划生育宣传之前,农民一直极少接触避孕用具和药品,对它们知之甚少,甚至心存恐惧,也无力购买。再加上,1963年以前,偏远农村生育率虽高,但分娩方式的不科学、医疗和看护条件的落后,导致婴幼儿成活率低,儿童夭折现象比较多见,不少农民没有流产、节育的需求,生育几乎完全是纯自然行为。

   有一部分农民虽觉得无节制的生育既影响妇女健康,又加重了家庭养育的负担,但囿于传统的“命运”观点,认为“娃是命里注定的,该生十个,生八个都不行”[11],也就听之任之。实在不堪忍受生育之累的,苦于找不到有效的避孕办法,只能借助一些民间土方、偏方来避孕或堕胎,比如,有的把青瓷片碾成粉末,掺黄酒内服,有的用生漆盖子熬成汤喝;[12]有的把一种汁液腐蚀性很强、俗名叫“丁丁根”的植物茎剥皮后通过女性下体放入子宫,[b]有的喝碱水或吃红花打胎,[13]有的故意干重活,或使劲用手拧肚子,或用裤带紧勒肚子,或把肚子使劲顶到东西上以使流产。[14]这些方法不仅效果差,而且摧残妇女健康。

   1956、1957年《陕西农民》报在宣传节育时,刊登一些避孕小偏方,如《这样就能少生娃》[15]、《紫茄子花能避孕》[16]等,讲育龄妇女在月经过后3-5天内,用温开水服用清明节前后出生7天以内的蝌蚪,或者产妇生了孩子满一月、月经完全干净后,以黄酒做引子,喝焙干、研成粉末的紫茄子花苞14个,就可以避孕。且不说这样的偏方是否有用,农村妇女忙于田间和家里的各种活计,再加上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看书读报,这样的宣传难以被她们知悉。

   1963年,全国性的严重困难时期过后,陕西省除了开始在部分市、县向城镇居民做计划生育宣传外,还选择个别农村作为试点,宣传计划生育的观念和使用避孕套、宫颈帽、节育环、做男女结扎手术等节育办法,并组织医生到生产队入户为妇女戴节育环。不少农村妇女对节育用品将信将疑,甚至充满恐惧,有的怕伤害身体,有的怕不方便。1966年正月结婚的陕西眉县田家寨村妇女肖氏回忆1966年冬天看到1930年出生、已有五个子女的堂嫂在家里被戴节育环的情景:当时,动员育龄多子女的妇女戴环,人都不习惯,心里害怕,堂嫂吓得大哭,医生责备:“给你戴个环么你哭啥呢!”几个人强行把堂嫂控制住,才在炕边给戴了环。[c]

   1931年出生的合阳县路井镇妇女赵菊兰和丈夫侯永禄1964年对“谁去做绝育手术“这一问题的讨论,很能反映当时农村妇女既怕再生娃,又对绝育手术充满担忧的矛盾心情。赵菊兰到1964年时已经生了7胎,自从“生过第三个孩子后,就不愿再生了,曾偷偷地问巷里人要过打胎药,悄悄吃了,也不顶事,气得她有时暗暗地从炕沿上往下跳,企图达到堕胎的目的,但仍不顶用”。[17]1261964年3月,侯永禄偶然间得知路井镇医院来了一位会做绝育手术、可以让人一辈子不再生娃的医生,便回家和妻子商量,想去做手术。夫妻俩担心手术风险大,一番权衡与争论后,才决定由侯永禄去做。[17]127-128

   如果说,侯永禄夫妇担忧的是绝育手术的风险,那么1931年出生的张氏担心的是手术花钱和害羞。1957年,张氏带着分别生于1949、1953年的两个幼子从陕西商县迁到眉县,1958、1960、1963、1965、1967-1969、1971年再先后生下6个子女,为自己无法控制生育而苦恼,但1965年前后听说可以做节育手术时,她却没有做:

  

   我把三个娃都没要,我生了八个,留了五个。……简直叫娃把我一辈子缠得,我都害怕了!……土方(流产)不顶用,我推磨子去了把肚子压,黑了(睡觉时)把肚子撮成疙瘩拧……把娃拧不下来么。……1963年,那阵我把我老四抓下时间不长,那阵没有计划生育,后截再有一两年才有计划生育了。……人家说计划生育呢,我说去看嘎,不去要是再抓下娃了咋办。去了,人家要钱呢,还要你丈夫写保证书,才给你计划生育呢。计划生育,花多少钱你就要认多少钱。后来,老汉说,花钱咱想办法借都行,(他)叫我去(计划生育)。叫我在人面前说(自己要节育的)话我办不到,我嫌哂[哂:害羞,被人笑话]很,没去。[18]63-65

   怕也罢,羞也罢,生得太稠太多带来的养育疲惫是很多家庭承受不了的。如果婴儿生下之后再溺死或送人,虽然可以避免照看之累,但十月怀胎的身体负担,以及孕期无法有效照看已经出生的幼儿,仍是难以摆脱的困境。加之,到1970年左右,经过几年的宣传、动员和实践,戴节育环的观念才被人们普遍接受,一些离县城较近地区的妇女主动戴节育环以控制生育。如,上述陕西眉县田家寨村妇女肖氏1967、1969、1971年陆续生了3 个子女后,担心再次怀孕带来的负担,1971年主动去医院戴了节育环:

   ……人家大队啦、来去都经经给人讲说(戴环可以控制生育)呢,开会给人说呢。咱就可思量,到医院去(戴环)了消毒严些,人家开会啥到村来给人戴些消毒不严,咱就到医院去(戴上)啦。[d]

   直到1973年,陕西省革委会批转《陕西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根据国家就生育问题提出的“晚(晚婚)、稀(拉开生育间隔)、少(少生)”原则,在农村普遍动员已经生有两胎或两胎以上的育龄妇女戴节育环或做结扎手术,即民间所谓“两胎化”政策。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妇女才或自愿或被迫或随大流,采取了节育措施,基本结束了农村妇女生多生少无法控制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陕西省“两胎化”政策出台后,没有男嗣的农户非常抵触。当时,农业机械化水平很低,除了“五保户”[e]之外农村养老基本完全靠子女,对农民来说,没有儿子不仅意味着家庭未来没有壮劳力、生计没有保障,而且晚年将无人养老。所以,没有儿子的农村妇女拒绝戴节育环或做结扎手术,想方设法要生个儿子才安心。1950年出生的陕西凤翔妇女李氏1975年生下第二个女儿后,村干部要求她去做结扎手术,她不愿意,心里的想法很简单:“我还没有儿子呢!不生个儿子,以后我老了谁给我养老?”[f]于是她东躲西藏,直到1979年生下儿子后,才去做了结扎手术。


二、为娩所困:难以得到应有的照顾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07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