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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国家、市场与中国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

更新时间:2007-11-28 01:22:31
作者: 胡玉坤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纵观晚近数十年的乡村现代化进程,国家和市场对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影响就像一条割不断的链条。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关照,妇女在农业中的角色伴随国家农村发展战略而不断发生流转。但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发展之后,村妇仍深陷在“三农”窘境中难以自拔。国家连同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在给农村妇女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却又加剧了男女之间及妇女之间的经济分化与不平等,从而使某些妇女群体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发展的代价。

  关键词:国家 市场 农村妇女经济参与

  ** 本文初稿“中国农村妇女经济参与中的国家与市场”载中国妇女研究会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

  

  一、问题的提出

  

  1949年以降,乡土中国的政治经济巨变,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妇女的户内外经济活动及其生存境况。我国绝大多数农村已婚妇女一直投身于社会生产劳动,并不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主要依赖其丈夫获得经济与社会地位。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来关照,国家农村发展战略尤其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她们的经济命运。晚近数十年,妇女经济参与的内容与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其经济活动的空间也在不断拓展,然而,由于性别和与生俱来的“农业人口”这个准世袭身份,乡村妇女在户内外经济生活中处于双重劣势。当下全球重构之下的农村经济改革,对她们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妇女一方面分享了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益处,但另一方面她们却因各种偏见和歧视而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发展的代价。

  在乡村妇女经济参与的众多激励和阻碍机制中,国家和市场制度毋庸置疑是两股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当妇女尚未有自觉意识和强烈愿望迈出家门参加社会劳动之时,接踵而至的诸多社会主义实践便以压倒之势将她们中的多数人裹挟到集体的大田劳动中(Hershatter,2002;Tsai,1996;黄西谊,1991)。在整个集体化时期,乡村妇女可以说一直生活在国家劳动动员和行政干预的影子里。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来,以前未起资源配置作用的市场走到了前台,而作为主要政治经济演员的国家则从农村逐渐撤退。伴随农村单一化的经济活动愈来愈让位于多种就业渠道与收入来源,妇女的经济活动和职业发展亦呈现出越来越异质性和多元化的特性,但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趋势则是很多地区不争的事实。在经历了全球化洗礼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往往越来越趋向于叠加在一起,其各自的作用力度也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流变。国家连同日益渗透在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市场经济就像一把双刃剑,在给她们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却又加剧了男女之间及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分化与不平等,从而使某些地区某些妇女群体的边缘化更加彰显了。

  农村妇女的经济参与既影响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也关涉妇女地位的提升。经典马克思理论一贯强调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必要性。妇女经济赋权(economic empowerment)迄今仍被国际社会确认为促进妇女发展的关键所在(United Naitons,1996)。然而种种证据表明,在时下困扰乡村中国的“三农”危机中,男女劳动与就业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已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沉疴。这既不利于粮食保障、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也是推进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新农村建设乃至追求和谐社会不容漠视的因素。在此情势之下,检讨反思解放以来国家与市场对农村就业和农业实践中男女不平等的影响,便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应对全球化挑战无可规避的重大理论与政策议题。

  

  二、文献概述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女权主义学者就将“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引入了对农村妇女就业和社会性别劳动分工的研究。这方面的拓荒之作当推1970年面世的《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书。这本以学术和政策为取向的著作,出自于丹麦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博斯鲁普 (Boserup)之手。利用来自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大量证据,博斯鲁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社会性别在经济发展中的各种表现形式及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她的力作表明,妇女非但没有受益于发展,与男性相比,发展过程还常常导致了妇女作用和地位的相对乃至绝对下降。她的著作揭示,当越来越多男性被吸纳到现代农业部门时,妇女却滞留在温饱农业中,而且被排除在获得土地、信贷、培训及技术的机会之外。有的地方的妇女甚至被挤出其传统的生计领域,社会性别发展鸿沟因而显著增大了。博斯鲁普进而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变迁对不同年龄、阶级、族裔的妇女群体的不同影响。几十年来,被广泛征引的这部经典之作,激发了对第三世界农村妇女与经济参与的大量相关研究。

  过往数十年,国际学术界对第三世界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研究显示,经济增长、阶级分化、社会性别分层以及妇女的边缘化往往互为交织,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图景(Kabeer,1994;鲁宾诺夫,2001)。许多跨文化研究揭示,乡村经济发展与妇女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对妇女就业的分析有赖于对特定历史与地理情境下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的理解。正因为没有权力,妇女缺乏获取和控制生产资源的机会,乃至丧失对自己劳动、收入及迁徙的决策权。像其他所有社会关系一样,社会性别关系纷繁复杂,不单反映了两性劳动分工、权利、责任及资源分配的不同,它还体现在社会性别观念和对男女的不同期望之中(Agawal,1994;Hart,1991)。社会性别关系之所以本质上是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因为前者是由各种制度来支撑、建构和维系的。为此,欧美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女学者主要倾力于分析互为关联的四种制度因素——国家、社区、家户和市场(Agawal,1994;Kabeer,1994)。她们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揭示,国家和市场经济这些公共事务嵌入了家庭的私人领域,并依赖户内外既存的两性不平等关系来运作。

  乡土中国无疑提供了探究国家和市场影响妇女经济地位和日常生活的极佳个案。早在改革之初,境内外一些学者就开始检视新中国促进男女平等的成败。她们公认党和国家在推动男女平等合法化、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以及宣传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Wolf,1985)。譬如,国家的就业、教育、保健及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妇女对男性的依赖,从而提高了其家庭和社会地位。然而大量研究也揭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终究未能从根本上触动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关于农村妇女是市场经济的“输家”还是“赢家”也是个莫衷一是的争论焦点。一些学者指出,鉴于农村男女性权利、责任、资源占有和活动空间的不同,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公社与集体制瓦解、商品与劳动力市场复活、人口大规模流动、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城市化的加速等等宏观社会与经济变迁,不可能是社会性别中立的(gender neutral)(宝森,2005;朱爱岚,2004)。相反,改革以来的乡村发展政策恰好是建立在社会性别、阶级等社会不平等之上的,或者说有助于维系这些不平等。例如,国家通过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强化了男性户主对资源的控制,从而使男性在个人、家户和社区各个层面均处于优势。

  迄今为止,关于农村妇女就业的历时性研究屈指可数。涉及农村妇女经济活动中国家与市场影响的,也只有零星的粗线条叙述。国内有关农村妇女就业的著述主要还停留在简单化的统计描述上,缺乏对男女不平等结构性原因的深度剖析。即便添加了分析与解释,也往往将农村妇女视为一个同质性的范畴。为了弥补上述学理上的缺陷,本文力图从制度层面就国家、市场与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变化和连续性做一个历时性的梳理,并着力于探究国家政策和市场经济对妇女经济参与的影响及由此生发的令人困愕的悖论。

  

  三、国家与市场交错影响下的农村妇女经济参与

  

  解放前我国农村妇女就不同程度涉入了温饱和商业性经济活动。但从不同村落的角度来看,农业劳动中的性别分工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异,呈现出并非铁板一块和凝固不变的多样化模式(宝森,2005;Hershatter,2002)。在笔者2003-2004年做了半年民族志田野研究的内蒙一个村落(此后称营子村),满洲国时期(解放前属于辽宁)该村及周边妇女参与大田劳动的状况主要同其家庭的阶级、民族背景有关。那时无论种田还是放牧都被建构为男人的活路。汉族和蒙族地主家的妇女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主要在室内扎花绣鞋;汉族雇工人家的妇女往往在农忙时节下田劳动;小自耕农家庭的妇女则有可能终年都参与一些辅助性的生产劳动。较之汉族,不缠足的蒙族妇女的劳动参与则更显多元化(Hu,2005)。北方妇女总的来说较少直接参与大田劳动,而在南方,早在30年代的云南,农业劳动力的“女性化”就多少在像禄村这样的村落初露端倪(宝森,2005)。即便如此,她们同样生活在父亲、丈夫或儿子的家户之中,主要被当作家庭主妇而非真正的农人。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通过自上而下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赋予了妇女有助于将其融入社会生产劳动的各种平等权利。1949年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全国妇联的创建、保障妇女平等土地权的土改、1950年的《婚姻法》、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形形色色的扫盲运动以及随后的集体化进程等等,客观上都起了助推作用。如同得到了“解放”的城市妇女,[1] 乡村妇女也被广泛动员起来大规模走向社会。乡村妇女从此作为真正的农民成为农村和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和乡村社会变革的主体。她们在当下的温饱农业、商品生产及乡村工业化中更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即便身处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区,解放后乡村居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也一直深受国家和地方政治经济的影响(Huang, 1989;Yan, 2002; 宝森,2005)。纵观以往数十年的乡村发展,国家和市场对农妇生产与再生产劳动的影响就像一条割不断的链条。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之后,国家、市场与妇女之间的关系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切也相应引发了社会性别劳动分工的重组和再造。下文将从四个方面具体考察以往半个多世纪政治经济巨变之下国家与市场影响农村妇女经济参与的流变及其深刻涵义。

  (一)妇女农业生产实践的沿革

  仅在1950年代头几年,就有约50%的适龄妇女参加了田间劳动,有的省份如黑龙江甚至高达80-90%(柳勉之1953,引自黄西谊1991)。农村妇女就业的比例嗣后一直攀升,到1958年达到了90%(见表1)。“大跃进”期间,各地公社、大队、生产队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有的还设立了有助于减轻妇女家务劳动负担的托儿所、幼儿园、缝纫社、洗衣房、理发室等等。这一切的确有助于将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以便全身心投入社会生产劳动。在一步步集体化——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进程中,妇女作为正规农民的行政地位变得更加明朗化和更正规化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也逐渐被打破。诚如高小贤(2005)所言,整个50年代看起来似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着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

  然而,女性当事人“平等”、“解放”的主观感受却不完全与冠冕堂皇的官方话语相吻合。据贺萧(Hershatter,2002)对陕西农村妇女的口述史研究,很多妇女并不把外出劳动当作“解放”,相反,她们通常提得更多的是艰辛和危险。高小贤(2005)对“银花赛”(50年代陕西关中规模最大的动员妇女参与棉田管理的劳动竞赛)的研究,也揭示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相交织,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却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下面一段访谈纪录描述了当时强迫性生产劳动对妇女健康造成的危害。这个发人深省的故事显然不是极端或孤立的事例:“58年大跃进,人人要到地里劳动,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去,所以子宫脱垂比较多。很多妇女子宫脱垂非常痛苦,走路吧,一个大肉疙瘩。子宫就脱出来她还得下地劳动。有这个病还不能对别人说,拉个带子吊起来,挂在背上、脖子上,或腰带上。最严重的,我们发现,因为子宫脱出来,经常是臭乎乎的,有的被猫咬了,在被子里,被老鼠咬了……子宫脱垂是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产后又不能很好地休息,比如务棉花,是蹲到那里,这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恢复”(高小贤,2005:169)。

  在整个集体化时期,就业上的城乡、男女不平等因国家政策而进一步强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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