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宋志远:NGO组织网络的成员参与和权力分配的结构分析

——以“反对家庭暴力网络”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4 11:14:28
作者: 宋志远  

  

  一、问题的提出和理论选择

  

  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是转型中的中国,并在转型期形成了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NGO以促进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转型时期形成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环境,让在襁褓中的习惯于“单打独斗”的中国NGO逐渐意识到:只有通过协作和合作,才能有效的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才能促进NGO自身的发展。而NGO组织网络则是这种合作的方式之一。

  “网络”一词源于电的系统,是指由若干元件组成的、用来使电信号按一定要求传输的电路或者电路的一部分[2]。但“网络”为人所共知,却是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Internet的出现以及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描述组织、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本文中,“NGO组织网络”定义为:由两家以上NGO与一些个人为了更好的开展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共同形成的具有一定组织架构的组织形态。在这样的组织网络中,NGO作为一名成员与其它个人成员共同承担组织网络的权利和义务,支持组织网络的发展。因而,“NGO组织网络”本身就是NGO的一种特殊形态,但与一般的NGO不同,其成员除个人成员之外,也有其他NGO作为其组织成员。成员的复杂性必然导致关系的复杂性,成员NGO一方面需要积极获取资源获得自身的发展,同时也需要承担所参加的网络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处理好与其它网络成员的相互关系,兼顾 “NGO组织网络”的发展;而“NGO组织网络”作为NGO,也需要处理好组织与成员、组织与受益者、组织与捐赠者等多方关系,同时也需要维护组织本身与成员NGO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组织成员内部关系的复杂性,是“NGO组织网络”作为NGO的突出特点。

  基于上述定义,我们发现中国的NGO组织网络形态是非常丰富的,如国务院审批的登记社团网络(如妇联)、民促会“孵化器”型网络、自下而上形成的交流合作网络(如“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社团联合会/社团联盟、“慧灵”连锁服务机构、论坛等。这也反映出中国NGO组织网络的多样化特征,不同的网络存在不同的差异。而在中国对NGO组织网络的研究进展非常有限,故本文希望对一个NGO组织网络个案的剖析,探讨NGO和个人在NGO组织网络合作中的权力分配问题。

  本文选取了众多NGO组织网络中的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网络”(下文称为“反家暴网络”)加以研究。通过对“反家暴网络”的剖析,本文希望在描述“反家暴网络”的权力结构变迁的基础上探寻影响权力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并分析中国NGO发展的共性问题。

  在分析过程中,本文选择了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没有一个组织是自给自足的,组织如果要生存都必不可少地需要和外界环境进行交换,获取自身生存所需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而资源的交换影响了权力的分配,掌握了核心资源的成员将掌握与其它成员关系中的主导权力。进一步分析,在一个由多家组织构成的网络中,掌握了核心资源的成员将能够主导与其它成员的关系,从而主导了网络组织的发展方向。

  

  二、“反家暴网络”的权力结构及变迁

  

  1、“反家暴网络”的建立与第一期(2000.6-2003.8)

  

  “反家暴网络”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由主要来自北京的妇女领域专家(学院专家、妇女类传媒等)、草根NGO(如“红枫”、北大妇女法律研究服务中心、妇女传媒网络等)建立的。其最初的组织架构是由十五个分项目逻辑统合成的大项目,因而组织架构是按照项目运作的方式建立的[3]。其中个案研究(“红枫”)、新闻媒体(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法律援助(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和社会性别培训(京津社会性别培训小组)是由专门的草根NGO承担,而其余分项目,都是项目负责人召集相关的人员(相关政府部门或者单位的领导、同事、同领域工作人员等)形成项目小组的运作模式。

  在26名分项目负责人中,除4名专职NGO的工作人员和1名“反家暴网络”工作人员外[4],其余21名全部来自于中华女子学院、社科院法学所、中国妇女报等科研院所和事业单位,其中分别有8人和4人在京津社会性别培训小组、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这样的草根NGO参与工作。

  为了方便项目的管理,分项目负责人中又推选出了项目管理委员会(后文简称“管委会”)负责网络的决策和分项目的监督、协调工作。在前后在管委会任职的9名成员中,有1名成员领导的NGO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了“反家暴网络”的项目,其余8成员尽管在NGO中兼职或者全职工作,但均以个人的身份加入网络工作中。因此,管委会的成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会代表各自的机构发声,而更多的是以分项目负责人的身份来阐明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同时,在“反家暴网络”在项目第一期中,吸纳了近50个以妇联为主的组织成员,同时也有大量来自学术机构、媒体、其他NGO的个人成员。由于“反家暴网络”的项目性质,非项目执行者只能以每年的网络成员大会为主要形式参与“反家暴网络”的各项工作;而在项目负责人和管委会承担了大部分项目执行、管理的责任的情况下,不参与网络分项目的成员只是获得了知情权、监督权,而没有决策权、执行管理权等其他重要权力。网络成员大会的意义也局限于在工作的交流,以及对资金使用状况的监督。

  

  

  

  图1 “反家暴网络”第一期项目结构图

  

  

  根据上述分析,“反家暴网络”尽管吸纳了组织成员,但在管理上,仍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或者知名NGO领导人等社会精英领导该网络的发展,而其他的成员对网络的发展、组织建设的贡献不多。因而,“反家暴网络”的第一期,是一个社会精英主导、草根NGO参与领导、大量个人成员和组织成员参与的NGO组织网络。

  如果我们将“反家暴网络”的权力结构分化为三层:核心权力(整个网络的决策管理权)、次级权力(分项目的管理权)、外围权力(知情权、参与权等)。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反家暴网络”尽管吸纳了大量个人、组织成员,但在管理上,仍然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或者知名NGO领导人等社会精英领导该网络的发展,而其他的成员对“反家暴网络”的发展、组织建设的贡献不多。因而,“反家暴网络”的初始阶段,是一个社会精英主导、草根NGO参与领导、大量个人成员和组织成员参与的NGO网络。

  

  

  

  图2 “反家暴网络”第一期权力结构图

  

  

  2、“反家暴网络”第二期(2003.8-2006.5)

  

  在项目上“反家暴网络”第二期进行了缩减[5],“红枫”和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不再承担分项目,只是选择性参加“反家暴网络”的其它活动,其它项目保持不变。在“反家暴网络”理事会的联系下,荷兰NOVIB分别资助湖南长沙、湖北孝感、辽宁省三地妇联在当地开展一些反对家庭暴力的项目,“反家暴网络”受资助方委托承担三个京外分项目的财务管理工作。

  

  

  

  图3 “反家暴网络”第二期项目结构图

  

  

  而在分项目的负责人上,15名分项目负责人中11名来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另有2名媒体工作者,2名NGO专职人员(分别来自丰台医学会、北京妇联,后者同时负责农村社区干预和城市社区干预两个分项目),官办NGO的参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同时,为了更好的朝向一个组织发展,“反家暴网络”在第二期建立了理事会制度和中心主任制度。理事会是“反家暴网络”的核心,对网络的工作、人事和财务有监督权力,参与制定和完成网络长期的战略规划,决定着网络的发展方向。在前后8名理事会成员中,有5人来自原管委会,3名新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妇女报(同时是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京津社会性别培训小组成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而在理事会成员中,已经没有了草根NGO的影子。

  “反家暴网络”第二期也曾聘请原管委会的一名成员担任主任,在其辞职后,理事会又招聘了一位从事媒体工作的网络成员任中心主任。但新建立的执行层并没有足够的项目执行经验,很多执行工作仍请教理事会中的“元老”,对理事会存在依赖。

  对于其它网络成员而言,网络成员大会仍是其参与网络事务的主要途径。在实际的操作中,网络成员大会尽管具有一定的讨论网络事务的功能,但由于时间和成员能力的限制,网络成员参与程度与社会精英相比要有限。

  同时,“反家暴网络”开始对未来的发展进行战略规划,除理事会成员、分项目负责人参与战略规划会议外,也邀请了部分京外成员(如三个京外分项目妇联的负责人)参与,进一步加深了组织成员对网络的管理。

  可见,在“反家暴网络”第二期,草根NGO的参与程度随着2家组织的退出减弱了,而妇联等官办NGO的参与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但这并没有改变社会精英对“反家暴网络”的领导地位。

  

  

  

  图4 “反家暴网络”第二期权力结构图

  

  

  如果仍用核心权力、次级权力、外围权力来描述“反家暴网络”的权力分配情况的话,可以得到“反家暴网络”网络第二期的权力分配结构图。

  

  3、“反家暴网络”权力动态变化

  

  根据前述的分析,“反家暴网络”主要网络成员权力分配的发生了变化:社会精英参与了网络的筹备,并且在两期项目中均是分项目负责人、网络管理层的主力。草根NGO参与了筹备工作,并在第一期承担了一些分项目,也曾参与到管委会的工作;但该代表不久便离开了管委会,并且随着分项目的结束,草根NGO逐步趋于边缘化。妇联等官办NGO并没有参与网络的筹备,但在“反家暴网络”一期中,吸纳了大量的妇联等官办NGO,也吸收北京妇联的成员参与某个分项目的管理;而在第二期,不仅有了三个妇联的京外分项目,官办NGO参与京内分项目的管理也得到增强,部分京外的妇联成员甚至参加了网络的战略规划会议,她们的参与性得到增强。

  因此,发展到目前,“反家暴网络”的核心权力、次级权力一直为社会精英所掌握,并逐步吸纳部分妇联等官办NGO参与;而作为发起者的草根NGO则被边缘化了,远离最核心的前两层权力,目前只是和大多数成员一样享有最外层的权力。

  

  

  

  图5 “反家暴网络”权力分配动态变化图

  

  

  三、“反家暴网络”的权力结构成因分析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反家暴网络”的权力分配及变迁并不是偶然的,和不同类型成员的资源占有情况有很大的关系。

  

  1、重要类型成员资源占有情况

  

  (1)妇联为代表的官办NGO

  

  各级妇联的经费由政府划拨,工作人员由人事部门编制。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背景下,政府划拨的经费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组织的需求,各级妇联开始通过吸纳项目来解决经费问题。同时,妇联的编制限制,使之工作人员相对有限,并且不同层级妇联的人员数量呈现的倒金字塔结构,也造成了基层妇联工作者的任务繁重、“通而不专”的现象。

  但作为八大人民团体之一的妇联,比其他组织更方便接触政府其他的部门,与政府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工作的开展。而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特殊的地位,也使妇联天生的具有“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其工作容易获得政府等部门的认同与认可。

  概言之,与政府的沟通便利是妇联的优势,而资金和工作人员专业性不足限制了妇联的发展;而这也是很多官办NGO的现状。

  

  (2)草根NGO

  

  考虑到妇女传媒监测网络、京津社会性别培训小组均是松散的NGO,其中多个核心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网络管理工作,因而这两家NGO不能以组织身份参与网络事务管理,因此,本文只分析“红枫”、北大妇女法律研究服务中心两家组织的资源情况。

  两家NGO均是中国的第一代NGO,成立时间均在10年以上,并拥有大量的专业人士从事妇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资金上,其他组织的资助是两家组织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尽管资金丰厚程度不同,资金问题始终是其保持关注的重要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xingwei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2577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