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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兴:从正义到公正的必然性和普适性

更新时间:2014-09-24 10:57:51
作者: 唐代兴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正义理论问世以后,当"正义"概念被无限滥用之时,罗尔斯却清醒地认识到,要将其特殊论域的政治正义推向普遍的领域,事实上不可能。因为只有以动机应当、手段正当、结果正义为基本构成的公正,才具有普遍指涉的规范与矫正功能。公正作为对社会生活行为予以等利害交换的规范引导方式和价值判断、评价方法,其依据是普遍利益法则,其本质诉求是权利、权力、责任的平等分配。权力分配公正;构成社会公正的基础,权责对等,是社会公正的实质体现:根本的个人公正,是我的权利与我的责任对等;根本的社会公正,是我的权利责任与他人的权利责任的对等。根本的社会公正为根本的个人公正提供了必须的社会平台;根本的个人公正为根本的社会公正开辟了实践道路,并提供了具体的动力。

   关键词:公正 普遍利益法则 权力分配 权利分配 权责对等

   人类文明的进程,始终展开为道德进步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道德规范原则的探讨成为最核心的问题。从近代以来至20世纪,是辉煌的工业文明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其主要的道德问题是地缘主义的国家社会道德问题,因而,正义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20世纪后期以来,工业文明开始从各方面滑向衰落,环境死境化、气候失律、灾疫全球化等世界性难题不断涌现,人的存在和生存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并关联起自然宇宙、生命世界和人类社会三维。在这日益明朗的三维世界里,由正义原则所网络起来的道德认知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已逐渐丧失其无所不包的指涉功能。在这样一种越来越糟糕的现实处境和认知转换的背景中,提出"环境正义"、"气候正义"、"全球正义"等新的正义主张,就显出某种伦理认知的盲目性。矫正这种盲目的客观方式,就是沿着罗尔斯本人的反思性道路前进,重建具有普遍指涉功能的公正原则和公正理论。

   1、"正义"与"公正"的根本区别

   麦密克·魏因贝格尔在《制度法》中说"没有人能够客观地和确定地知道什么是公正,公正也不得到证明。"[1](P266)麦密克·魏因贝格尔的悲观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长期以来,"公正"概念被"正义"概念所取代,一切公正的都是正义的,所有正义的也是公正的。"正义"概念自罗尔斯以来,成为一个指涉一切的概念,社会正义、制度正义、环境正义、气候正义等等,无以言表,近年来人又开始炒作"全球正义"话语。各种正义主张和提法最终都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依据,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却不能为所有这些不断"创新"的正义提法提供依据,因为罗尔斯的正义是以社会契约论为方法来重新探讨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公正原则的。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公正原则,是规范伦理学的一般实践原则,罗尔斯却将这两个一般实践原则纳入国家框架下来考察社会制度正义问题,因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一种政治正义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的根本区别有二:

   首先,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是社会公正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政治正义论,更具体地讲是制度正义论。

   其次,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是普适理论,它从两个方面得到体现:一是普通性,一般性:"公正不是德性的一个,而是整个德性;同样,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的恶。"[2](P97)二是全球性,世界化:"所谓公正,是所有人由之而做出的事情来的品质,使他们成为作为公正事情的人。"[2](P95)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公正不仅指涉所有人、所有事,公正更指涉分配、交往等领域。仅分配论,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为财富、荣誉以及其他为合法公民所共享的东西的分配提供了尺度。就交往论,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指涉了包括自愿交往和非自愿交往领域,前者如赎买、出售、抵押、放贷、寄存、租赁等;后者如偷盗、投毒、诱骗、、淫媒、通奸、暗算、伪证、袭击、杀害、关押、抢劫等。由此,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分为三类:分配公正、矫正公正和交换公正。分配公正是谋求对他人的分配不公(过度)与对自我的分配不公(不及)之间的中道;矫正公正是谋求交往中一方得利与另一方失利之间的中道;交换公正是由第三者以仲裁的方式来强制实施,使当事人双方获得公正的主动方式,其根本的准则仍然是中道。由此三者,使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获得了指涉功能的世界性,全球性,即世界性、全球性的道德问题都可为分配公正、矫正公正、交换公正所涵盖。

   与此不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却是局域理论,即它只局限于国家,并不能跨越国家政治而达向日常生活领域发挥其规范功能。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罗尔斯后来才研究《万民法》,并以此企图对"正义"理论的运用范围予以拓展:"80年代后期以来,我经常想发展我之所谓'万民法(thelawofpeoples)'的论题。首先,我选用'国民共同体(peoples)'而不是'民族(nations)'或'国家(states)',因我想赋予'国民共同体'一词以不同于'国家'的特征,因为传统意义上的以国家观念表现两种主权权力,这并不合适。"[3](P1)但罗尔斯最终发现,国家层面的政治正义理论要推向普世的国际正义,显得不可能。这是因为"当政治哲学之扩展至于普遍认为实际政治可能的限度,并且使我们与我们的政治与社会条件相协调,这样的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乌托邦(re-alisticutopia)。"[3](P12)在罗尔斯看来,"公平的正义"只产生于国家,它是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安排的需要,因而它只适用于国家自身的基本结构之中,不能做无视不同标准和条件地外推,不适用于不同价值标准的不同环境和不同国家。所以罗尔斯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全球正义"。[4](PP115-116)但罗尔斯的学生托马斯博格却要为这种不可能性而努力,他提出了"全球正义"概念及其主张,[5](P184)其追随者哈士曼更是要将全球正义扩展到所有领域:"全球正义属于有关人权、全球性饥饿、环境保护,以及和平问题的范围。从全球正义的立场出发来看,为当今的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寻求各种解答,这是所有各个民族的人们的责任,而不仅仅是某些个别的民族国家所关注的事情。全球正义把存在于民族国家自治和保卫人权之间的优先权问题突出表现了出来。"[6]然而,"全球正义"主张只考虑现实和应该问题,却忽视了条件和限制问题。客观地看,从政治正义论向超越国家疆域而达向对国际正义的构建,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在制度、法律、道德三个方面都要具有实施正义的现实性。但事实上如康德所指出的那样:"国家是一个人类社会,除了它自己本身而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它发号施令或加以处置。它本身像树干一样有它自己的根茎。然而要像接枝那样把它合并于另一个国家,那就是取消它作为一个道德人的存在并把道德人弄成了一件物品,所以就和原始契约的观念相矛盾了;而没有原始契约,则对于一国人民的任何权利都是无法思议的。"[7](P99)

   康德所论揭示了国家制度框架下的政治正义要拓展成为国际正义之根本不可能的理由,这种理由同时也使罗尔斯的正义论理论拓展为全球正义、气候正义、环境正义变得不可能,因为全球正义、气候正义、环境正义等问题,虽然也涉及到国家层面的内容,但它却更具备国际功能或者说全球功能。客观论之,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有其根本区别:前者主要依靠的是谈判与协商,后者却是通过制度而获得强制性保障机制。"正义是我们通过共享的制度而只对与我们共处于很强的利益关系中的人们所负有的责任"。[8](P126)这种强制性只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出现,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所以,"现实社会不能构建合理且普遍有效的正义原则体系。全球正义原则体系不像罗尔斯所阐述的那样,是由自由国家向非自由国家'扩展'而成的,而是要通过平等协商、和平对话机制来构建人人都遵守的、规范各种社会关系和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律规则体系,来实现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合理的关系。这种原则体系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就其合理性来说是相对的,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就其普遍有效性来说是绝对的,它规范约束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但政治的多元性、文化的差异性和价值观的多样性的现实,再加上各民族风俗习惯的迥然不同,使得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套人人都遵守的法律规则体系只能是一种空想。"[9](P39)

   进一步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只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公正原则的现代诠释。由于亚里士多德是基于人类伦理存在的自身要求所提出的两个公正原则,构成了规范伦理学--或者说道德学--的一般原则,罗尔斯却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公平和制度分配的完善而提出正义原则,从而使其构成为特殊的政治道德原则。因而,从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这是将道德的一般原则转换成特殊的政治道德原则,罗尔斯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用"正义"概念替换"公正"概念。"公正"与"正义",这两个概念虽然有同构的词源学语义,但也有不同的语义区别,这种语义区别也包括了使用范围上的差异性。人们往往只看到这两个概念的语义同构,却忽视这两个概念的语义区别,由此造成了人们在使用时常常将公正与正义相混淆。"公正"与"正义"这两个概念的同义性使它们之间构成了属种关系,罗尔斯本人应该是深知这两个概念间的属种关系: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论的"公正",实际上表述的是赫拉克利特开创的一般道德传统,因而它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原则;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在一般社会道德原则规范下的政治道德原则,这就是罗尔斯不用"公正"而用"正义"概念来考察国家框架下制度、社会基本结构道德的根本考虑。

   把公正问题当作正义问题或将正义问题当作公正问题。这既不利于理论上研究公正与正义,还会产生理论误导,不利于实践上的公正与正义。公正与正义是属种关系,而不是种属关系,也不是交叉关系。正义的内涵比公正丰富,而公正的外延比正义大,是正义的一定公正,公正的未必正义;不公正的一定不正义,不正义的未必不公正。公正与正义不仅有理论差异,还有实践差异: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尽管公正在实践中有相对性,但一个社会如果连起码的公正都做不到,就会人心背向、怨声载道。而正义是一种较高的要求,或者说正义是人生的追求、社会的追求,社会应该提倡正义、弘扬正义、赞颂正义的行为,但是社会不必要求人们的行为一定合乎正义,否则一个社会就会浮夸之风盛行。[10](P16)

   正义,在罗尔斯那里只适用国家框架下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即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与非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的划定和保障问题。正义理论就是为其确定正义原则。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仅仅要求某些规范(那些确定基本自由的规范)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要求这些规范承认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的自由相容的类似自由。确定自由的权利和减少人们自由的唯一理由,只能是由制度所规定的这些平等权利会相互妨碍。"[11](PP59-60)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坚持每个人都要从社会基本结构中允许的不平等获利。这意味着此种不平等必须对这一结构确定的每个有关代表人都是合理的,如果这种不平等被看作是一种持续的情形,每个代表人宁愿在他的前程中有它存在而不是没有它。"[11](P60)但正义只是公正构成的一个要素,因为公正所指涉的范围更广阔,它可以在人的生存的所有领域发挥功能。正义理论的局限性,就在于它以道德评价的要素原则取代了道德评价的整全原则。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死境化、气候失律、灾疫全球化等世界性难题,开创以生境为根本任务的生态文明社会,须重建具有普遍指涉功能的公正原则和公正理论。

   2、公正的生存论本质

   公正就是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利益或损害);而不公正则是每个人得到他不应得的利益或损害。[12](P466)

公正对一个人而言可能每时每刻对待每个人都必需的,因为公正的要求只有将个人的好感、意愿、爱好和利益进行局限化。对我的行为来说,'这服从于我的利益'并非是充足的辩解理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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