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所谈的题目是理性和自由，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
近年来我做狭义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越来越少，更多地转向了广义的西方文化、西方宗教和基督教思想史，也包括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
所以，我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特点放在它所处的文化背景中谈一谈它的时代价值。
我们讲授近代西方哲学，基本上都是从英国经验主义、大陆理性主义，最后一直讲到黑格尔，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可以说17—19世纪西欧哲学思想的发展似乎有着一个隐秘的目的，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是近代哲学的最后收官，我们从一个广阔的背景来看是这样的。尽管德国哲学把理性、自由这些重要概念推上了高峰，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这些概念并不是德国哲学的发明，理性和自由的概念并非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所开创，只是被他们发展和深化了而已。
从17世纪开始，当时英国的实验科学，以及稍后法国的社会批判，就已经开始高举起理性和自由的大旗。
相比起来，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已经是18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在1781年发表的，已经非常晚了。在此以前，从17世纪一直到18世纪上半叶，无论是英国哲学还是法国哲学，以及荷兰哲学，都开始关注理性和自由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单纯就这两个抽象概念来谈它的时代价值，显然有点太空泛了。
因为理性和自由概念的内容本身是有所发展的，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是把自由和理性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深刻和辩证的高度。
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的自由逐渐显现出来，人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以及对自然世界的改造来彰显人的自由。
人们掌握了各种自然知识，把它们整理起来形成了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这是从弗朗西斯·培根开启的传统，即通过认识自然的“形式”，使得自然为人类服务。这个时候，人们对于理性和自由的理解主要是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在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意义上来进行的。在牛顿所创建的机械论世界观中，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和自由被推向了顶点，那就是，人依凭理性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并从自然界中获得自由。
到了18世纪的法国，人们又进一步要在社会中实现自由了，这时的理性和自由就变成了一种激烈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大旗，通过批判那些外在的不合理之物，例如宗教专制和君主专制，从而引导人们去追求自由。
政治批判和宗教批判在法国的启蒙思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社会的激烈批判最后使得自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我们都知道罗兰夫人曾经在断头台上说过一句名言：自由啊！自由啊！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与大革命当中，包含了许多矛盾的东西，甚至一些暴力、专制和恐怖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启蒙，但是不同国度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下面我想谈一下德国不同于英、法的启蒙特点。
说到德国，由于前面已经有了英、法启蒙运动的奠基，无论是自由思想还是理性精神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无论是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还是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中，都出现了一些新思想，所以到了德国哲学当中，理性和自由的观念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深化。
德国的启蒙精神更多地转向了一种内在的自我反思和理性批判，自由和理性不再主要表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或者人和社会的关系中，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人和自己的关系。这样一种自由和理性精神，已经超出了抽象的知性水平，从简单的直观和经验上升到了辩证的运动，达到了比英、法启蒙知性更加深刻的理性水平。
我认为，德国哲学发展除了受英、法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影响之外，还受到当时德国文化传统的影响。18世纪广义的德意志地区存在着两个重要国度，一个是起源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普鲁士，还有一个是权力中心日益向南方奥地利偏移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两个传统是大不相同的。
普鲁士从最初的一个骑士领地，壮大为公国，再到王国，最后一直发展为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完成德国的统一；而南边的那个神圣罗马帝国最后则演变为奥匈帝国。
更重要的是，德国人在思想上具有一种非常复杂的背景，这种背景是英国人和法国人都不具有的，这就是德国南方以斯瓦比亚地区为中心的传统神秘主义和北方普鲁士地区的新兴理性精神之间的思想张力，正是这种复杂的思想张力导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发展和理念分化。
17、18世纪德意志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就是敬虔主义，路德对于德意志民族可以说是无可超越的思想奠基者，他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基本精神。诚如海涅所言，路德不仅为德国人提供了一套思想，而且还给这种思想创造了一种语言（即他通过翻译《圣经》的新约而开创了现代德语）。而路德的思想影响就积淀在德国敬虔主义传统中，敬虔主义对于后来的德国思想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深入骨髓的。
另一方面，德国又有以莱布尼兹—沃尔夫体系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深受英、法理性精神的影响。当德国人开始进行思想启蒙和民族复兴的时候，他们和领导潮流的英国人，尤其是和剑走偏锋地进行社会批判的法国人不一样的，他们处在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的张力之中，因此他们表现得比较保守和内向。
德国人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和今天人所面临的问题一样，那就是如何把普适性的时代精神，也就是英、法所代表的启蒙理性和自由精神，和德意志民族的宗教信仰和敬虔传统结合起来，因此他们更加注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理性批判。
我认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自由和理性的理解走向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层面。自由在英国启蒙者那里主要体现为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所获得的自由，在法国启蒙者那里更多地表现为人对社会的激烈批判，而在德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则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由，一种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而获得的精神自由。所以康德在谈到启蒙的意义时，强调的是自我的启蒙，是敢于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
德国的启蒙精神表现为一种内在精神的自觉，或者“绝对的主观性”（黑格尔语），即把精神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就使得德意志民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唯心主义民族。
我认为德国哲学的精神特点，就像金庸小说里面的高手，他首先不是练外在的招式，而是练内在的一口气，等内在的气功练成之后，再走向外在的招式，结果将是天下无敌。因此，虽然德国古典哲学是后发的，但是它在思想的深刻性方面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英、法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清晰地辨析了理性与理智（知性）的差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深刻地解答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从我们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那代学者开始，由于受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都着力强调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基本的矛盾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第一性和同一性的问题。
老一代的学者们基本持这种观点，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从狭义的哲学角度、特别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说的。如果把德国古典哲学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中，放在西方近代文化发展的脉络中来加以考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一个显性问题，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隐性问题，那就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
这个隐性的矛盾，无论是在康德、费希特、谢林还是黑格尔的哲学中，都是非常深刻地存在着，深深地影响了他们哲学体系的基本架构和思想走向。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知识论和实践论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深受潜藏在背后的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影响。那个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以及另外一些并没有被纳入德国古典哲学家行列、但是却同样具有重要思想影响的人物，如莱辛、门德尔松、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等，他们的思想理论都深深地受到理性与信仰的张力关系的影响。
从这种意义上说，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才是18-19世纪德国哲学的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实质和核心。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今天就不能展开论述了，只是想强调一下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重要性。而德国哲学所关注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就直接涉及理性和自由这些重要概念，由此也造成了德国古典哲学与英、法哲学的思想分野。这就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也鲜明地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