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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林:走向哲学思想深处的文化背景

更新时间:2015-07-12 22:15:05
作者: 赵林 (进入专栏)  

  

  

   ● 赵林,1954年生,北京市人,1978-1985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1996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从1985年开始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二级教授,国家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文化,已出版《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西方宗教文化》、《中西文化分野的历史反思》、《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从哲学思辨到文化比较》等个人学术专著、论文集和演讲集18部,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80余篇;主讲的“西方哲学史”、“西方文化概论”等课程均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 周玄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 赵老师,您好!您早年是学西方哲学出身,但是近十多年来,您的学术研究方向主要定位在基督教思想史和西方文化方面,您能谈谈自己是如何从传统意义的西方哲学研究转向这些新领域的吗?

   ● 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受青年时代的精神氛围的影响,很多人都对哲学感兴趣。在20世纪70、80年代,在较为浓郁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中,年轻人谈论哲学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喜欢谈论影视明星、网购和爱情等话题一样。1978年初中国恢复高考,我填报的专业志愿就是哲学,结果却阴差阳错地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了。从本科到硕士,读了七年历史学,直到后来考博士,才如愿以偿地师从杨祖陶先生攻读西方哲学。最初探讨西方哲学时,可以说是一种狭义的哲学研究,所做的都是一些纯粹的技术性工作,专注于具体的哲学概念和命题,很少会去考虑哲学思想深处的文化背景问题。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眼光也就从哲学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到哲学思想与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之间的现实关系。这样自然就对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文化背景产生了兴趣,从狭义的西方哲学研究转向了广阔的西方文化研究。

   当年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记得当时杨祖陶先生指导我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就考虑到我对基督教的研究兴趣,建议我把当时国内学术界还无人问津的黑格尔宗教哲学作为选题对象。后来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及其思想背景,我逐渐明晰地感受到,在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中,除了国内学术界以往所强调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主线之外,还有另一条更加隐蔽、同时也更加深刻的重要线索,那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从康德一直到黑格尔,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显性红线之下,始终隐藏着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这条隐性红线。在康德那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知识论的主要问题,而整个批判哲学的终极问题就是要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确立一种协调关系。同样,在黑格尔那里,绝对唯心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运动,实现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的绝对同一。由德国古典哲学再进一步向前回溯,可以发现自基督教产生以来的西方哲学史,始终都被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所萦绕。从古代的教父哲学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再到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无一不是在深厚的基督教信仰背景中来思考哲学问题的。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谈到17世纪西方科学和哲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时强调,17世纪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从基督教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宗教与科学相互敌对的观念是后来才有的。以笛卡尔、洛克、牛顿等理性主义巨擘为代表的17世纪尚且如此,那么17世纪以前的信仰主义时代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也不过是以一种偏激的态度来处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罢了。而18-19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就是在一种相对保守的文化精神氛围中产生的,德国近代文化被打上了路德敬虔主义的深深烙印。因此,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是不可能脱离当时的信仰背景来思考哲学问题的。他们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者,只需要危坐书斋面对文本就行了;他们是一些关怀时代命运的伟大思想家,他们的哲学思想都置根于对现实文化的深沉思考之中。

   从那时起,我就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在西方哲学背后,有着一个很深很广的宗教文化背景。就像研究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儒家思想文化背景一样,研究西方哲学如果离开了基督教的思想文化背景,很可能只是隔靴搔痒,难得要领。当然,如果只是把哲学研究当作一种技术活来对待,全部研究兴趣都局限于细琐的概念辨析和观点解读,就像一个工匠在处理钟表的游丝和齿轮等部件一样,那也不失为一种治学之道。毕竟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技术主义盛兴的时代,它的特点就是要把一切玄奥的和形上的学问都变成可操作、可实验的技术。但是哲学之所以叫“哲学”(philosophy),其实质就在于对某种超越技术层面之上的智慧(sophia)的热爱。哲学离不开技术,但是它绝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它的根基是深扎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土壤之中的。我始终认为,哲学更重要的不是一门囿于技术的科学,而是一门关怀性灵的人文学;它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增长客观的知识,而在于提升主观的智慧。这就需要培养一种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文化洞察力。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或者康德、黑格尔,他们都是直接面对现实的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来思考哲学问题的,他们的哲学无非是用抽象的思想形式来揭示和阐释所处时代的文化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仅仅对一个哲学家的著作文本进行技术性解读,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这个哲学家的精神实质的,更无从了解他的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特征。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文本之中走到文本之外,从纯粹的概念解析走向概念由以产生的文化背景。毕竟,一个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钻进学术象牙塔里去玩味那些抽象深奥的哲学术语,而是为了领悟哲学思想背后的文化背景,从而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认识西方文化,从中获取某些有益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 我注意到,您所关注的似乎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冷门”的问题,比如英国自然神论、德国敬虔主义传统等等。近十年来,您在武汉大学出版社主持出版了“英国自然神论译丛”、在人民出版社主编了“启蒙时代的理性与信仰”学术丛书,并且发表了多篇反思西方启蒙运动的论文。您为什么会关注这些问题呢?

   ● 英国自然神论是我近十多年来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种关注源于一个问题意识,那就是从16世纪信仰主义浓郁的文化环境,到18世纪理性主义高涨的精神氛围,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欧人是如何完成了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文化变革?你应该知道,16世纪宗教改革虽然在客观上导致了西欧社会的巨大变化,但是它在当时所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极大地加强了信仰主义。促使路德、茨温利、加尔文等人进行宗教改革的主要原因,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信仰虚假和道德沦丧,而他们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加强了信仰的力量。马丁·路德提出的三个“惟独”口号——“惟独信仰,惟独圣经,惟独恩典”——成为16世纪最显著的时代精神标志。由于宗教改革的刺激,天主教方面也同样加强了信仰、整饬了纪律。所以,16世纪无论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坚持信仰至上的原则,凡与本教派的信仰相悖的东西,一概视为洪水猛兽。这种以教派为归宿的信仰主义不仅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而且也极大地压抑了新兴的科学理性精神。就是在这种普遍的信仰主义氛围中,在孤悬海外的英国,17世纪出现了一种具有怀疑气质和理性精神的自然神论,它是与同时代出现在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和实验科学并驾齐驱、相互呼应的。事实上,自然神论构成了经验论哲学和实验科学的重要神学基础,因为当时的人们还不可能摆脱基督教信仰的背景来思考哲学和科学问题。17世纪英国自然神论最重要的时代意义就在于,将一种新兴的理性精神渗透到普遍弥漫的信仰氛围中,以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怯姿态推动了初甦的理性精神的生长。牛顿以上帝的权威作为根据,确立了一套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规律,创立了影响巨大的机械论世界观;洛克同样以上帝的权威作为根据,在天赋权利的基础上构建了宪政法治体制,发展和完善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契约论。对于17世纪的英国人来说,天上有一个尊重自然规律的上帝,人间也有一个遵守社会契约的国王。这两个理性主义的重要成就,都是英国自然神论的思想结果。到了18世纪,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正是从英国自然神论那里继承和发扬了以科学和法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精神,才在法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将理性主义推向了高潮。

   17-18世纪西欧崛起的理性精神在各个领域都导致了一些新思潮的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重商主义,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出现了社会契约论,在哲学领域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在科学领域出现了机械论世界观,在文学领域出现了古典主义,所有这些新思潮都推崇理性、强调规则、维护秩序、杜绝奇迹。在16世纪宗教改革所强化的信仰主义背景下,如果首先没有神学领域的思想变革,是不可能发生其他领域的普遍变革的。因此,17世纪西欧社会出现的所有这些新思潮,都必定要以某种宗教或神学的新理论作为思想依据,而这种新神学理论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把上帝看作一个理性的创世者,把道德确立为基督教的要义。自然神论用一个富有理性精神的上帝取代了以往建立在迷信和奇迹之上的上帝,用宽容精神取代了宗教的偏执与暴虐。正是在这种理性精神与宽容精神的基础上,17-18世纪的西欧社会才涌现出各种新思潮和新事物,展现出一派与中世纪和16世纪截然不同的文化新气象。

   ○ 您在一些文章和著作里都把英国自然神论说成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先导,认为法国启蒙运动是深受英国自然神论影响的,而且您也特别注重德国启蒙思想的发展演进和历史影响。你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观点?

   ● 欧洲启蒙运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广义的启蒙运动经历了时间上、空间上和思想上的三重发展。在时间上从17世纪到19世纪;在空间上从英国到法国,再到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思想上经历了从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再到理性与信仰相协调的各种哲学和神学思想。这个三重发展是相互累叠的,简单地说,就是从17世纪英国自然神论到18世纪法国无神论,再到18-19世纪德国的批判哲学、思辨哲学、情感神学等。从这种宏观和长程的文化视角着眼,才能全面地理解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和精神特质。

   在中国,以往由于受新文化运动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通常喜欢把西方启蒙运动理解为一场法国人的反宗教和反专制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角就是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题目叫“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认为人权学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是近代文明的三大特征,而这三个新事物都是法兰西人的杰作。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大力推崇“德先生”和“赛先生”,并且把它们归因于法国启蒙运动。中国人过去谈论欧洲启蒙运动,往往只注意到伏尔泰、狄德罗等法国人,但是在伏尔泰、狄德罗之前有英国的洛克和牛顿,在伏尔泰、狄德罗之后还有德国的康德、赫尔德等人;而且即使是在18世纪的法国,与伏尔泰、狄德罗同时代的还有观点立场完全不同的卢梭。他们对待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看法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对于后世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事实上,在法国人的不无偏激的启蒙运动之前,审慎的英国人已经通过自然神论表达了理性启蒙的最初要求。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伏尔泰18世纪20年代到英国避难,受到洛克和牛顿思想的影响,后来回到欧洲大陆就高举起自然神论的大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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