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之间具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内在关系，也是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内容构成与价值取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往在对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理解中，多强调古典文学固有的民族精神和审美价值，相对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文化自信。文化发展要做继承传统的考量，更要做发展传统的考量，已融入中国文化大传统中的现代文化是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理解自信的文化构成，然后阐释和传播自信的文化，进而被其他文化认同而获得他信，通过交流和交融取得互信，最终实现文化共信，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起点，寻求人类精神文明的共鸣点，是中国文学从文化自信走向文化共信的完整过程。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人类意识不仅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也应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个新尺度。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自信  中国文学  现代文化  人的主题

　　 “文化自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媒体中最为热门的两个关键词，分别包含了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丰富内涵。但是，将这两个关键词连接在一起进行思考和辨析却不多见，而这种连续的思考和辨析又是中国当下思想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任务。如何通过理解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态势，将这两个关键词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及其关系充分阐释出来，是中国文学研究面对的重要课题。这里既包括内容上的理解，也包括逻辑上的思辨。

　　 对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和理解方式可以有不同的视角，而不同视角的差异往往体现为不同学科专业的分野。如何从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发展过程和文学研究入手，在历史与逻辑层面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两个重大命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当下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的体现。

　　 经过不断阐释与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进而成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关于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理念，同时也是理解中国文化建设与人类文化关系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价值尺度。以此为出发点去理解文化自信的内容构成和价值属性及其在百余年来中国文学中的体现，是我们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在充分认同古代优秀文化与文学固有的文化自信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应强调百余年来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文化价值，增强对文化自信内涵的理解，从而进一步完善中国文化和文学价值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学界从国际关系和外交思想的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探讨，值得格外重视。在此基础上，还应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理论建构与创新实践加以深入理解。此外，在对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研究中，学界较多关注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民族精神和审美价值，而相对忽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文学所彰显的现代文化自信。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进行逻辑辨析，并发掘其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则更少有人探究。

　　 一、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

　　 文化立场和价值判断是中国文学文化自信的核心内容。从当下的文学态势来看，文学中的文化自信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并且好像有了基本的既定答案。但是，不同于人们对一首诗或一幅画的艺术感受，判断文学的文化自信有着比较复杂的选项和因素，需要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大视野中去考辨探究。因此，文化自信包含艺术审美的判断，但更多是指向文学的思想内容判断。做出这样的评判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学术见解，也是在反思当下人类思想文化发展态势和长久存在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对文学发展实践做出的一种历史总结和未来期盼。

　　 第一，当下人类思想文化的分化态势主要来自对立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

　　 文学的文化自信最直接的判断首先可能是对其艺术价值的评价，这是由其艺术属性所决定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个文化冲突剧烈和思想观念复杂的时代，立场与价值观的判断自然成为首要问题。因此，当下讨论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问题主要不是艺术判断，而是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判断。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化自信是一个没有太大歧义的判断，从古至今，无论是山水抒情、庄禅境界、志怪传奇，还是比兴留白、格律章回等文学的审美风格和文体形式，都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普遍的艺术价值。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通过长期的传播和接受，许多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足以证明其具有文学审美价值的自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审美价值及其域外传播与接受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中国古典文学在向域外传播过程中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即其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与审美情韵能否被他国读者理解和接受。在这些方面存在好评与差评、接受与不接受、见仁见智的差异问题，人们也都习以为常。不同的审美判断构不成本质性的矛盾冲突，大多表现为文化交流中审美风貌的差异。因为审美本来就是十分个性化、多样化的，而个性化和差异性恰恰是构成审美价值多义性的重要因素，独特的美学风格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中独树一帜，充满魅力。

　　 中国文学与社会思想文化密切关联，这一历史传统和当下人类文化冲突的现实，使我们必然会注重文学的思想文化价值。中国文学特别是五四新文学的文化价值观，始终影响着此后文学的整体发展和评价标准，将其思想诉求与审美风尚相剥离并不可取。一旦真的实现了剥离或切割，也就疏离了中国文学的本真。中国古代文学在“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支配之下，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其“志”与“情”都主要是一种思想感受。入世则建功立业，出世则纵情山水。经世致用和寄情山水好像是两种人生、两种文学，但究其根本，其实都是一种十分政治化的自身体验和社会感受。因此，从文学的文化自信来说，根本问题是文化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判断。特别是在当下人类社会思想文化剧烈分化的时刻，立场和价值观的判断及其差异自然成为思想文化中的首要问题。从中国到世界，从现实社会到网络社会，思想的差异与交锋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剧烈。大到对世界大势、国际关系、历史人物的评价，小到社会事件、新闻热点，都能造成思想观念的交锋和对立。从根本上说，这是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冲突，有时候甚至和利益、情感没有直接关系。虽然这些对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下人类思想的多元化趋向和社会个体自我意识的确立，但其中所充满的暴戾之气也让人感到忧虑甚至恐惧。因此，考察和辨析文学的文化自信离不开对历史和当下文化冲突事实的判断。在这样一种历史传统和当下现实面前，中国的文艺家必然要首先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发出时代的声音。而冲突愈激烈、立场愈鲜明、声音愈响亮，那种纯艺术的价值判断也就愈让位其后。这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几乎是一种定律。

　　 第二，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问题，是现代中国文化论争的基本着眼点。

　　 如果要选择最能概括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乃至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过程的关键词的话，“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可能会得到最大限度的认同。这种冲突表现在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教育、学术甚至道德等各个方面。在现代中国的历次文化论争中，各家各派的观点有很大差异，但他们均是从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角度着眼的。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后，陈独秀就在其上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将中西方民族与文化差异视为一种天然的对立：“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占据主流地位，虽说论战双方的文化立场针锋相对，但其思维方式并无二致。像陈独秀一样，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看到了新旧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吾国自发生新旧问题以来，迄无人焉对于新旧二语，下一明确之定义”，“今日之弊，固在新旧之旗帜未能鲜明。而其原因，则在新旧之观念与界说未能明了。夫新旧乃比较之词，本无标准。吾国人之惝恍未有定见者，正以无所标准，导其趋舍之途耳。今为之界说曰：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于是，“新旧”的性质绝不相同，且断无妥协调和的可能。

　　 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看来，这种文化差异既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李大钊由北京街景和交通工具联想到中西文化差异的物化并立：“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二十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他认为：“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1927年，胡适在哈尔滨看到道里和道外摩托车与人力车的区别时，产生出和李大钊相同的感受：“这不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界点吗？东西洋文明的界线只是人力车文明与摩托车文明的界线——这是我的一大发现。”

　　 可贵的是，李大钊在承认新旧文化时间性和空间性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李大钊力主以两者“本身之觉醒”为前提的“真正之调和”，来创造“第三新文明”。李大钊在新旧文化撞击和交替的大时代里，能有这样一种理性的文化价值观实在难能可贵。这不仅超越了东西方文化对立的二元论，而且超越了近代以来被视为圭臬的体用之说。在对立、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存互融同进的人类文化整体价值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幕之后，以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为范畴的文化论战并未停息。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无论是西化派还是复古派，都加强了自己的理论深度和情绪烈度。胡适、陈序经等提倡“充分世界化”“全盘西化”，而守旧阵营则反思和拒绝西方现代文化思潮。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出路”的大论战。从观点上看，十教授的《宣言》似乎主张文化的兼容并包，但从他们的发布动机以及其后与西化派的论战中可看到，强调传统文化本位、抵御西方文化冲击才是其主要文化立场。但无论东西方二元论还是东西方一元论，都是从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着眼的。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深化，延续了中国文化和文学发展过程中“政治为先”“以德为上”的价值判断。

　　 无论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还是其后，将其看作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深化已成为学界的一种基本共识。这种共识来自五四新文学与新文化从一开始，就与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血脉相连的事实。这里既有历史内容的联系，也有思想逻辑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新旧文明冲突以理论的或实践的、和平的或斗争的方式不断上演，这些冲突均与时代变化休戚相关，只不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中新旧之争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已。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