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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贵: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的建构

更新时间:2019-11-18 20:10:10
作者: 张福贵 (进入专栏)  

  

   中国社会科学70年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成果数量占据着世界的最大份额。但一个明显的不足是,体系建设尚在进行中,远未真正得以完成。就如有学者所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变化、解读当代中国发展奇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没有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一个学科就不能说已经成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也是如此。不过,它毕竟在话语体系建构上做出巨大努力,也有不少经验值得总结。目前,关于话语体系研究的成果较少,全面、系统、深入概括的研讨更是难得。本文拟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70年的话语建构作为重点,分析其演进过程和历史轨迹,也寻找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以便为今后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照。

  

一、国家集体话语的宏大叙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艰苦卓绝奋斗几十年的结果,代表着历史的最后选择和人民的胜利。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朝代像共和国成立这样,无数中国人民积极参与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之中,真正成为历史洪流的发展动力和国家的真正主人。这是一次由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国家社会实践,群体性需求和群体性行为构成了普遍的“集体性”伦理特征。因此,它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成为文学研究的思想价值尺度和主要话语方式。总括起来,“国家集体话语”的宏大叙事构成1949—1976年这30年中国文学实践与研究的鲜明特征。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从革命到建设的过渡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苦探索的历史时期。与此相关的是,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与话语方式也融入了这一历史发展进程,并在整体上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历史”逻辑:以政治立场为价值标准,以革命意识和集体伦理为历史阐释逻辑,将实践过程与思想逻辑一体化。具体到文学研究中,则是高度重视文学的内容评价,强调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政治功能,使文学研究具有明确的政治属性和人民立场。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特质,这一集体话语有着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同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与逻辑的合理性,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学科共同的价值判断标准。而这一话语的生成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政治伦理都是中国“政治—历史”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

  

   “政治—历史”逻辑是人们实践和思想活动的一种具体体现方式,它包括历史事实和对历史的阐释。对历史的阐释就是寻找和发现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完成历史观的确立和历史文本的写作。这种理解和阐释不只是按事实被动进行陈述,而是包含着主动和自为的目的意识,即立场选择、价值判断、思维引导,以及评价尺度与评价机制的确认,最终建立起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思想体系。研究者遵循“政治—历史”逻辑,以历史实践经验和感受为基础,经过系统化的学科训练,逐渐将“国家集体话语”变成一种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它确保了文学功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也引导了文学社会实践,提振了人民群众的荣誉感,增强了国家民族的自信心。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高峰,《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站在国家、民族、人民立场,强调革命伦理和英雄品格的重要性,着力表现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大我”的宏大叙事,同时极富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如“江姐”这一形象就集美丽、革命、道德、英雄品质于一身,成为革命文学中的经典形象以及现实人生的楷模。文学研究也在国家集体话语的建构中,彰显作品的价值魅力,从而表现出革命现实主义和英雄浪漫主义的风采。

  

   首先,革命话语是国家集体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构成。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复杂问题。直到目前,仍有不少人简单否定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甚至希望“文学”脱离“政治”,获得所谓的“自由”。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也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诚如陈独秀所言,文学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即使你逃到深山老林,政治也会找到你。因为没有任何人或者文学能真正脱离社会,当然也就不可能与政治无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党一直明确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不可能离开“政治”和“革命”而孤立存在,这是“革命叙事”和“革命话语”的政治前提和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在此,毛泽东实质上已道出革命实践和国家集体伦理、文艺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关系的真谛。周扬进一步阐释说:“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政治服务,具体地说,就是为战争、为生产服务的,那末,文艺就应当推动战斗、生产,而决不应妨碍战斗、生产。”这种文艺观正是由“政治—历史”逻辑决定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难探索,既是社会时代对于文学的外在要求,也是文学自我反应、选择的内在诉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是纯粹的逻辑问题,而是社会进程和文艺实践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学发展中,“文艺为政治服务”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离开了这一点,文学创作乃至文学研究就会变得失去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邓小平也曾指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后来,《人民日报》社论也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让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去“革命化”或“政治化”,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主义看法和认识。

  

   其次,人民话语一直是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真髓。“人民性”既包括构成“人民”的社会政治主体身份,又包括表达“人民”生活愿望的思想意识,是“国家集体”话语形成的历史前提和实践经验。与毛泽东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历史逻辑一致,“人民性”为文学研究的国家集体话语建构提供了政治和伦理的合法性。这一概念除了继承左翼文学和延安文艺的红色传统,还受到20世纪50 年代苏联文学理论,以及俄国19世纪批评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他们的美学理论中关于人民性与民族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以及革命现实主义等问题的论述,直接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国家集体话语,特别是“人民性”的概念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这与延安文艺的“为人民服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高度契合——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学艺术”。人民的文艺和文艺的人民性不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的指导思想,更是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革命时代的精神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相一致,文艺的“人民性”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积极阐释和证明,成为文艺创作的主题和文学批评的标准。在中国当代历史发展和文学实践过程中,“人民”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名词,而是历史进程的实践主体和现实生活的“大多数”。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重论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坚持用阶级性来划分社会的人群,相对而言较少使用‘人民’这个词语,但是绝不是反对和没有使用‘人民’这个具有鲜明的革命色彩的概念”。而其坚持用阶级性划分社会人群,这本身就是对“人民”的政治属性进行确认。马克思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还有学者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送来了文艺人民性思想。在中国,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发展了文艺人民性思想,提出了人民本位文学观,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成果。”毛泽东在引用列宁关于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论断后,指出:“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不只是指文学创作,也包括文学研究,毛泽东还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就是“人民性”进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思想依据。

  

   “人民性”既是一个创作思想原则,也是一个批评原则。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概念,是因为其所包含和传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人民”概念的政治构成来说,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人民性”又与“阶级性”直接相关,其目的都是让文艺实践积极参与当代社会进程,完成如下历史任务,即“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人民性”的文艺原则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相契合,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属性有了基本判断: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体制是好的,人民生活的本质是光明的,因此,文艺要歌唱光明和肯定现实。毛泽东指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歌唱“大我”的英雄伦理是革命叙事和国家集体话语的自然表征,使当代中国文学正面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获得合理性依据,使人民的劳动热情、精神风貌和政治意识得到充分展示和提升,从而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歌德在《浮士德》中说: “凡是赋予整个人类的一切,我都要在我内心中体味参详,我的精神抓着至高和至深的东西不放,将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心上,于是小我便扩展成全人类的大我。”像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巴金的《我们伟大的祖国》、曾克的《因为我们是幸福的》、杨朔的《荔枝蜜》、秦牧的《土地》等,都是这样展现“大我”的宏大叙事。与此相关的是,文学研究也对这些作品进行真挚的阐释,并得到了十分强烈的社会共鸣。直到今天,这种人民话语的价值也不可忽略,更不能简单否定,因为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或许在技巧上有所推进,但却无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人民性”宏大叙事的张扬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对几十年来深受无数人民群众喜爱的作品轻易否定,也是对于人民文化权利和审美感受的不尊重。

  

“人民性”不是一个阶段性概念。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生成的政治话语范畴,通过几代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人民性”贯穿于整个70年中国文学研究始终。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隔37年后的1979年,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因此,我们要从文学研究话语的角度理解中国几代领导人关于“人民性”的论述,更要从切近中国社会政治伦理和文学本质的角度,理解“人民性”概念超越文学时代的“政治—历史”逻辑。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讲话,70多年历史跨度存在一个贯穿性的“政治—历史”逻辑,只是习近平在“人民性”内涵上较前又有所推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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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P43—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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