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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

更新时间:2022-10-26 15:43:47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本书的阐述,以秦汉帝国的官僚品位结构及其变迁为对象,那么什么是“品位结构”,就应先予以阐明。虽有句话说是“细节决定成败”,但那只在特定意义上才有效吧;《孟子·告子上》则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细节考察是在整体考虑中获得意义的,而整体考虑要以一些基本概念为前提,它们应能互相支撑、形成系统。本章的目的,就是对“品位结构”研究的那些前提性概念进行阐述,以期为本书其余各章的讨论,提供一个较具系统性的框架;让随后对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的性质、特点与变迁的阐述,得以在其中展开。也许有人认为,构建理论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但这问题其实不大。只须这么想: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而不是为了符合“历史学”,就成了,不必画地为牢。也许又有人认为,使用模式是简单化,是主观剪裁历史。其实那是个思想方法的误区。理解历史与社会不止一种手段。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模式的功能就是简单化,从而使真实的世界更易于理解。”1使用模式肯定会发生简化,会忽略一些东西,但它也能提供其他手段(如叙述)所看不到的新东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种结构功能研究,而结构性分析需要借助模式。模式以简化的方式使史实易于理解,但那并不等于说由此而来的论述和证明也是简单粗糙的。相反,可以通过努力,而使之充实、丰满和精致起来,而那就是我们的尝试方向。

  

   一 品位结构:分等与分类

  

   中国官阶制经历了三千年的连续发展。早在周朝,官员组织就颇具规模了,相应也出现了最初的官员等级制,如公、卿、大夫、士那样的等级。此后帝制的两千年中,王朝使用过的位阶序列,形形色色而蔚为大观。像周代爵命,秦汉禄秩,二十等爵和封爵,魏晋以下的九品官品,九品官人法的中正品,将军号,散官,唐朝文武阶官,勋官,宋朝的寄禄官,科举功名或学历,以及各种分等授予的加官、衔号,等等。“官阶研究”的提法只是为了便利,是简化了的。禄秩、官品等可称“官阶”,而把“爵”或“勋官”之类说成是“官阶”,其实不尽妥当。“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可以涵盖更多等级序列,甚至把各种具有品位意义的安排都容纳其中,例如朝班、舆服及各种礼制等级。不过“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也略失“技术化”了,给人一种只在管理技术层面上讨论问题的感觉,其实传统位阶品级向人们展示了更广阔的政治、社会甚至文化意义。

  

   前所列举的各种等级序列,以往的学者已提供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是分别考察的,例如封爵研究、官品研究、阶官研究,等等。这里想尝试的则是一个综合性观照,不但分别考察各种等级序列,尤其要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即,立足于不同位阶的特定功能,进而观察它们是如何互相组合搭配在一起的,组成了一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所谓“品位结构”。扫描历朝位阶,能看到各种序列的各种组合样式,例如周有爵命,秦汉有禄秩、二十等爵与封爵,魏晋南北朝有官品、中正品、散官、军号,唐代则是品、阶、勋、爵相互配合。这就提示人们,历朝的“品位结构”是不断变迁的。毋庸赘言,揭示这种结构及其变迁,对认识中国官僚政治与制度,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把官阶结构表述为“品位结构”呢?还得回到官阶研究的对象上来。面对各种位阶品级之时,我们想弄清什么?在这时候,我把官阶研究对象概括为两点:官职的分等和分类,官员的分等和分类。下面加以阐释。

  

   也许有人认为,官阶主要是用于“分等”的。但那看法并不全面。“分等”是官阶的主要功能,但官阶也用于“分类”。“分等”和“分类”问题的产生,来自官僚组织的结构特征。官僚制是一种“科层制”,其结构特点就是分科分层。“分层”就是“分等”,“分科”就是分类。各种职位,是被配置于不同的“科”、“层”之上的。“事”必须由“人”来承担。行政事务之所以用“职位”做最小单位,是因为“职位”对应着一个人,是分配给一位官员的一份权力、责任和资源。所以等级管理的对象,除了“事”之外还有“人”。“人”的等级管理,显然构成了官僚组织的又一个子系统,如其考核、任命、薪俸、待遇、奖惩、培训等等。简言之,官僚组织除了职位结构之外,还有一个人员结构,二者都要分等分类。

  

   官员不仅是一个行政工具,也是一个身份主体和利益主体。他的职业动力在于寻求更高地位和更高报酬。为保障其身份与利益,有时候就要在职位的等级与类别之外,另行安排官员的等级与类别,为之制定相应的位阶,以体现其资格、地位与薪俸,保障其升降调动,并以此实施激励奖惩。那种独立于职位结构的官阶,就是“品位”。“品位”是官员的个人级别,是其待遇、资格和地位的等级,而不是职位的等级。现代文官等级制被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职位分类”,一类是“品位分类”。若简单说来,只给职位分等分类,不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等级制,就是“职位分类”。在这时候,官员居于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等级,其地位依职而定。若在职位分类之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就是“品位分类”。这时官员的实际地位,是由职位等级和个人级别综合决定的;职位等级与个人级别未必一一对应,有较高级别任较低职位的,也有级别较低但职位较高的。“职位”必须被纳入不同的等级和职系,“品位”则是“可有可无”的,有时设置,有时候就不设置。很容易看到,两种分类,就是对职位结构与人员结构二者关系的不同处理。

  

   发达的文官组织总会有一些基本的共性,中国传统文官制度并不例外。有学者这么说:中国传统官阶只管分等,不管分类2。其实不是那样的。古代很多官阶安排与“分类”相关。战国以下,官分文武。汉代文官与武官即有清晰区分,而且体现在官阶上了:武官都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带“比”字的秩级。战国秦汉还有一种“宦皇帝者”,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职类概念,这个职类也用“比秩”3。唐代阶官,有文散阶与武散阶之分。宋朝的医官有专用位阶,与今天所谓“职称”无大区别。到了金朝,天文官、医官、内侍和乐师,都有了专用“职称”了,它们各分 25 阶。可见中国传统官阶并非只管分等,不管分类。然则“分等”和“分类”二者,都是传统官阶研究的基本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引用过一句俗话:“甚至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4而官阶研究的关键词,恰好也有这么两个:品位与职位。它们就是我们建构官阶研究框架的出发之点。参考现代文官体制的“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概念,我们将使用“职位分等”和“品位分等”二词,指称存在或不存在官员个人级别的两种等级安排。随后的官阶考察,就将围绕职位与人员的分等和分类而展开。单纯的职位结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官制研究相重合,不是官阶研究的特殊任务;官阶研究中的职位分等分类,是在其与官员品位的关系之中,被观察、被讨论的。这样,该把什么事项纳入官阶研究的论域,就明确多了;诸多重大问题和线索,将由此而生发出来。

  

   现代文官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根据职位结构来考虑人员结构。即,根据行政需要把职位划分为不同等级和职类,再把适当的人员任命到相应职位上去。不妨说那是一种“填充”的视角:用“人”来填充职位,用中国古语说就是“为官择人”。在那个视角中,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构的。尤其是实行“职位分类”的政府,可以根据职位的等级和类别来实施人员管理,包括等级管理。在这时候,职位管理是“主体建筑”,人员管理属“配套设施”。

  

   倘若中国古代也像现代政府那样,传统官阶研究就简单多了,因为那样一来,“人”的等级与类别就将等同于或近似于“职”的等级与类别,弄清某“官”属于某品、某阶、某职类,就成了。但传统中国的情况大多不是那样的。中国官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是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官人”和“官职”不是一回事儿。“官人”的数量,或说拥有朝廷位阶名号者的数量,远远多于行政职位之数;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管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用各色位阶衔号来标识区分。

  

   随手举几个例子。秦汉官制虽很简练,但仍有“散官”存在着。如郎官、大夫等等,他们多的时候可达数千人。而且他们不算行政吏员,或说散官不算行政职位。汉朝经常向民众赐爵,拥有爵位的男子数量极其庞大,也许上百万、上千万。那些爵号都得由有司来颁授。魏晋南北朝时,没多少甚至根本没有行政事务的府官、属吏、国官、东宫官和东西省散官,大量充斥着。魏晋还有一种叫“王官司徒吏”的官僚候选人,其等级资格主要是中正品,在曹魏西晋其数量约在两万以上,东晋初一度还达到了二十余万人5。北魏道武帝时,仅一次向“诸部子孙失业”者赐爵就达二千余人。北魏还曾向民间的老者版授军号和郡县长官衔,那么只要够年龄就能成为“官人”了。北齐、隋和唐初有一种“视品官”,据李锦绣先生研究,其数量在万人以上6,而唐初的职事官数不过两千多员。唐宋朝廷想方设法解决官人的“就业”问题,例如设置员外官、添差官等。宋明清时排队候选者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很多人十数年轮不到官做。选人资格的“等”与“类”,与职门职系、与职位所需专业能力也不完全对称。

  

   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暂不赘举。大量的类似事实告诉人们:传统王朝的人员结构、传统王朝的位阶名号的适用范围,远远大于职位结构。简言之,中国传统政府的职位结构和人员结构,在颇大程度上是不同构的。官阶不仅要覆盖官职,还要覆盖所有“官人”。

  

   而那就将影响到品位和等级的结构上。第一,拥有“官人”身份者,在多数情况下远远多于行政职位(通称“职事官”),那么其身份和类别都需要某种品位来确认。第二,朝廷大量颁授衔号名位,将造成大量“一人数衔”情况,从而大大增加了品位结构的复杂性。第三,特定的人员结构,往往会导致特别的职类概念。例如汉代曾用“正秩”标识行政官职,用“比秩”标识非行政官职,后者包括所谓的“宦皇帝者”,“宦皇帝者”是帝国前期散官制度的一部分。早期散官的特殊性,在于其有很强的品位意义,例如构成选官资格;但又不是全无职事,文职散官往往是随机事务的承担者,武职散官有宿卫之责。第四,人员结构还可能反作用于职位结构,从而导致“职事官的品位化”。就是说,有时优待官员和安排人员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迫使朝廷把职位用如品位,把职事官当名号用了。官员有其位而无其事,反过来令职位结构膨胀、扭曲了。魏晋南北朝时散官虚位的畸形膨胀,就十分明显。在唐宋间,“职事官的品位化”的巨大冲击,甚至令昔日的省部寺监之官大批量地转变为“寄禄官”,变成了官僚个人的资位尺度,王朝另用“差遣”寄托权责,原先作为职位架构的六部寺监整个被架空,官品近乎失效了。那是中国官阶史的一大变故,不妨说是很“骇人听闻”的。继续观察还有第五,衔号名位的拥有者往往不限于正式在任官员,王朝品位的涵盖面经常超越行政边界,而向民间和社会延伸和渗透。这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向民众中的某些分子颁授名号用作褒奖,那做法构成了调控整合社会的重要手段。二是给特殊群体提供入仕机会,如士人、学子或官僚子弟。“入仕预备队”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人员结构的外缘。“官僚预备役”经常变成了正式的品位安排。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就是如此,只拥有中正品并不等于入仕,但已在朝廷人事管理范围之列了。三是官贵家属,如其父母妻子,因“子贵父荣”、“夫贵妻荣”而被给予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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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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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增补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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