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战国秦汉就建立了一个发达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传统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
可以举出一些数字来继续阐述这一点。在西汉的末年，户籍上的帝国编户齐民是5959万，近6000万，而正编的官吏是13-15万左右──这里只算正编的，还不算那些超编的，从汉简看超编现象也是挺严重的。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数字是同期的罗马帝国官员之数的20倍。后来罗马帝国出现了集权专制的强化趋势，官僚组织越来越发达了。然而，到了四、五世纪，依然用以公元前后的汉帝国的官员数量跟五百年后的罗马帝国的官员数量相比，汉帝国依然是其4倍。
我又做了一个检索，美国人口达到6000万是什么时候呢？是19世纪80年代，此时美国的公务员数量，根据我的检索结果，是13万左右──这两个数字跟中国汉代都是一样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在19世纪后期所达到的规模，中国在西汉末就达到了。从秦汉再往后看，唐代天宝时期在籍户口约5288万，其官吏合计可达36.8万，这是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三十六七万人不务农、不做工也不经商，高居于社会之上管理这个社会。
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规模，在世界的范围看都名列前茅，从没有哪个国家超过中国。清后期的户口大约有4亿，正编的官员数量虽然只有2.6万，可是胥吏、衙役──他们在现代也都算公务人员──就多达一二百万了。清政府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所以说学习政治制度史很有意义，可以帮助认识古今中国的许多重大特点。
刚才所谈涉及了秦皇汉武的制度建设成就。到了唐代，中国政治体制又上了一个全新台阶。制度进化的量变，积累出了一个质变、飞跃，出现了三大制度成就：唐律、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
从三省六部制看，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科层体制。从“统治”到“执政”到“行政”，各个层次条理井然。三省之间还存在着精巧的合作、制约、平衡关系，中书省起草诏书、门下省审核诏书，再由尚书省率六部执行。
科举制的创立，是选官制度的又一个划时代的开端。科举制诞生之后不久，就开始向外辐射，朝鲜、日本、越南和琉球都曾采用过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国是一个制度输出国。
法制也是如此，也向周边输出。唐高祖制定了《武德律》，唐太宗制定了《贞观律》，唐高宗制定了《永徽律》，长孙无忌等为《永徽律》编撰《律疏》，附于律文之后，与正律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永徽律》和长孙无忌等编撰的《律疏》合称《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的成文法典，标志中华法系进入了成熟、典型的阶段，高度发展时期。当时律令制度也在向外辐射，朝鲜、日本、高丽和越南的法律，都深受唐律的影响。用陈寅恪教授的话来说，唐律成了“东亚刑律之准则”。
再谈一谈品位制度方面的进展。之所以要谈品位制度，是因为20多年来我在此花费了很多精力。我的《品位与职位》《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以及《从爵本位到官本位》三书，约有上百万字，用于研究品位等级。每个时代，都能看到若干种级别、品位组合在一起，我把这东西叫“品位结构”。比如周代，品位结构的主干就是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二套爵的组合。到了秦汉，军功爵和若干石的秩级形成了一个新的组合。魏晋南北朝时，五等爵死灰复燃，还出现了九品官品、将军号、中正品等，品位结构骤然复杂了，直到唐宋。到了明清，品位结构又开始简化了。封爵已不授予文官，那么在文官管理上，有意义的就是九品官品加科举学历了。这是很简洁的。品位结构的历史变迁，跟刚才讲的历代政治体制变迁，即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到士族门阀政治，再回归官僚政治这个历程，密切相关。
周代公卿大夫士爵，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阶。这是一个单列。秦汉则是军功爵和秩石双峰并峙，魏晋以下以九品为框架，又形成了一个“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所以从周秦汉到魏晋唐宋明清，品级的进化不光是级差级名的变化，我们展示了其间的结构性变化。“一元化多序列复式体制”到唐代形成，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
我在研究中，借用了现代行政理论的“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这对概念，把它引入了历史学，构建了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由此，周朝以来三千年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爵秩品阶的此起彼伏，就变得条理井然了，它们都可以纳入“品位─职位”模式加以解释。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就要了解任何组织都有两大结构，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只给职位分等分类，这就是“职位分等”；如果不光给职位分等分类，人员也要分等分类，个人也有官阶，这种体制就是“品位分等”。我对周以来三千年品位结构变迁的考察，最终给学界提供了这么一个图式：周代是品位分等的高峰，汉代是职位分等的高峰，大起大落；魏晋南北朝又向品位分等回归，唐宋波幅下降，但性质上仍属品位分等；明清又向职位分等方向有所摆动。在“品位──职位”这对概念的光辉照耀之下，一条上下波动、左右摇摆的曲线浮现出来，这个轨迹是学界以前不知道的。若说我研究制度多少有点成绩的话，这条曲线就是我的主要成果之一。
这个轨迹跟历代政治体制变迁的示意图、历代选官制变迁的示意图，具有一致性。此外还跟学校制度的变迁也有一致性。周代的国子学是贵族性的，汉代太学就非常平民化，入学没有任何身份性限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学校身份性再度强化，周代的国子学死灰复燃。唐代，三品以上官的孩子进国子学，五品以上官子弟进太学，四门学面向七品官僚子弟，八品以下和平民学习法律、书法和算术。宋以后反向的变化发生了，向太学体制回归，从身份性方面看，明清国子学可说是汉代太学的重现，几乎没有任何身份限制，向各位成绩优秀的有志青年敞开大门。
原载通识联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