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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官本位、身份化与功绩制、流动性

更新时间:2022-11-11 08:47:15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官僚体制是一个科层结构,各科各层上配置着各种职位,各个职位上配置了各级人员。对这个体制,可以从“职权”与“等级”两方面去观察它。着眼于“职权”的观照,我们称为“职权视角的官制研究”;着眼于“等级”的观照,我们称为“品位视角的官制研究”。二者可以分别揭示这个体制的不同侧面。

  

   在我们看来,“官本位”这个流行语,除了指以行政级别为“本位”之外,还应包括这一意义:以官僚组织自身为“本位”。意思是说:中国官僚组织除了是一个提供公共管理、行使社会调控的外向性“功能组织”之外,也是一个以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为中心的内向性“身份组织”,一个皇帝与官僚共同谋生谋利的“生活组织”,一个围绕内部等级制度按部就班运行的“仪式组织”。当然,所谓“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帝制中国的官僚组织,作为“功能组织”,在前现代社会是足够发达的,甚至在其初期,就显示了与20世纪超级国家的相似之处了;然而围绕其“身份组织”的方面,同样发展出了复杂精致的品位制度。这就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了。

  

   从“职能视角”看,一个个职位犹如一个个功能各异的器件,它们装配在一起,就是一架政治行政机器,在权力推动下运转;而从“品位视角”,所看到的就不止一架政治行政机器了,而是一大群人,一大群官贵。品秩位阶构成了一套复杂精致的身份秩序,赋予了官贵以不同身份、地位、权力、利益,尊卑有序而高下井然,宛然一个大家庭、一个小社会。在纯粹的“职位分类”之下,等级管理以“能+职”的结合,即以能力与职位的结合为基础,二者关系十分简洁。而中国传统官阶,却是以“人+位”的关系为基础的。对于“人”,既考虑其能力,也考虑其身份;“位”则是一个综合物,既包括职、品、阶、勋、爵各种位阶,也包括权责、薪俸、资格、特权、礼遇各种要素。不妨参看下图:

  

   在A图所示的情况下,等级管理就是让能力与职位结合;在B图所示的情况下,“职”只是“位”的构成要素之一。“人”首先与“位”发生关系,然后才与“职”发生关系。有“位”而无“职”也是可能的,甚至是经常出现的。拿食品打个比方:在A图中,职位好比一个直接吃的肉块;而B图的情况下就复杂多了,“位”有如一个三鲜包子,权责只是包子馅的成分之一,跟其他很多调料拌在一起。

  

   现代文官制的任官原则,是“为官择人”,是使专业能力与职位相称,有如给机器选零件,这是以“事”为中心的。而中国古代的升官进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择官”,其原则是身份与地位相称,是以“人”为中心的。唐宋铨选“只系资考”,大有“身份组织”中的集体分肥意味。明清选官采用“掣签法”,干脆听天由命碰运气,好事人人有份儿,机会均等。颁官、授爵、进阶、加位,看上去就是在按等级身份来分配利益。其所分配的,就是“位”。东汉常把“校尉”之号加给儒臣,魏晋南北朝时文人也带“将军”之号,北魏任用“力曳牛却行”、“勇健不好文学”的部落武人做秘书监、秘书郎。从职能角度看,这时“能”与“职”并不对应;但在统治者看来,“人”与“位”既已相称,目的就达到了。进而,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的现象,冗官冗吏现象,大量拥有官爵衔号但并无职事的人的存在,以及发放“品位薪俸”的做法,无不显示这个体制是一个“身份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位”。这“位”不仅仅是承载权责的职位,而是“官本位”下的品位、人的地位。所以组织成员包括一切位阶官号的拥有者,哪怕他们没有职事。这个体制好比一个有机体,资源提取与人员录用是“摄入”,资源消耗与人员老病死亡是“排出”;官爵授予、薪俸发放、特权分配、位阶升降,以及各种等级礼制的照章履行,“位”的授予、流转与升降变动,就是这个等级组织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生命形态。

  

   从职能视角看,官职只是一份权责任务;但在中国官僚的眼里,它首先是“位”,权责只是“位”的一种构成因素。“位”的“含金量”由权力、待遇、资源、声望,以及发挥能力和取得成就的更多机会等共同构成,总汇为“位”。这种等级认知,反过来就造成了官位的“通货”性质:可流通、可继承、可转让、可兑换。职、散、勋、爵等各种位阶,好比是主币、辅币或不同币种,可以互相折算,授予时可以搭配调节,还有“回授”、“回充”等竞换、转让之法。王朝甚至会普惠性地泛阶或恩荫,这时所授之官,犹如年节时家长给子弟们的压岁钱。

  

   “位”不止是公职,在官僚眼里它是“个人获得物”。“地位寻求”,是中国官僚承担公职的最大驱动。“做官发财”当然也是一种职业驱动。孟子把求仕称为“干禄”,承认“仕”是改变贫困的途径。中国官僚信奉“做官发财”, “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在世俗观念中,“行财运生官,行官运发财”,“富”与“贵”是双子星座,其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化入了日常吉祥语和吉祥图案。然而同时,孔孟又把“行道”看成“干禄”之上的更高目标。中国官僚的法定薪俸,有时并不太高;居官而“不事产业”者,同样史不绝书。士大夫接受的是儒家“清贫即美德”教育,并不是每位热衷入仕者都热衷财富。但在动机分析上,我们又不能认为士大夫是“无私”的,只能说他们寻求的是“位”或“地位”。人类学家认为,就一般人性而言,“承认其社会地位常常比给自己带来幸福的金钱和物质财富还要重要”。甚至动物都如此。黑猩猩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等级时,其血清素会明显升高。唐人刘晏云:“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宋人苏轼说:“夫人出身而仕者,将以求贵也;贵不可得而至矣,则将惟富之求。”马斯洛认为人之需要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而对中国官僚来说,其“自我实现”必须获得外在的标识,那个标识就是“位”。

  

   “官本位”还意味着官位成为整个社会的身份尺度,通过与政权的距离来决定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可以大略区分出三种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式的,“林立式”的,“网络式”的。“网络社会”是对即将到来的社会结构的一种预测,被说成是一个自愿平等的组合世界。“林立式”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社会,其中各领域各有其地位序列、流动阶梯和成功尺度,“万类霜天竞自由”,彼此没有一元性。例如,一位文官的晋升,与一位作家或僧侣的成功不可比。而金字塔结构相反,各领域的成功尺度、地位序列与流动阶梯存在着可比性、对应性与可转换性。例如,文人以功名与官爵为成功标尺,否则自己也认为是蹉跎失意;僧官与道官须国家任命,僧侣的地位取决于国家名号。二者的成功,与文官的晋升在重大程度上是可比拟的。在社会分配上,林立式社会采用“弥散型分配”,金字塔社会则实行单一尺度的“一体化分配”。用一句俗话说,就是“赢家通吃”。

  

   有能力塑造金字塔社会结构的组织,只有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有国家而无社会”,或“国家强于社会”。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黄宗智先生反对“国家—社会二元论”,提出了“第三领域说”。不过这似乎只是“国家—社会”二元视角的细化。梁漱溟先生则强调“国家消融在社会里面,社会与国家相圆融。国家是有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就于此产生”。还有学者试图从这种天下观中,引申出未来的世界秩序。钱穆先生的表达是“政府与社会融成一体”,“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即一社会”。若从中国政治理想说,“礼”的概念包容了君、官、民之间的全部关系,在其中国家与社会确是一体化的,不过是金字塔的不同层级而已。在很多社会活动中,如乡约教规及民间习俗里面,都能看到“国家的在场”。

  

   品秩位阶是国家塑造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有学问和有钱财的人们当中,追逐官职和功名的理想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是一个单一的职业社会。……中国阶级开放的模式继续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理想的仕途上。”在社会生活中,王朝官号发挥着“商标”或“贴牌”的功能。在社会关注一个人的时候,目光首先会落在其官号之上;评价一个人的成就,要看他是否获得了官方的名号;在人际交往中,也得首先弄清对方的官号,否则拿不准适当的礼节,交往就没法儿正常进行了。“微服出访”的故事之所以为国人津津乐道,就是这个缘故。那往往伴随着戏剧性的情节:主人公最终公开了自己的官号,令势利眼儿们尴尬不已,由“前踞”变为“后恭”,赶紧认错赔罪。这类故事看起来是在谴责势利眼儿,实际却是推波助澜,因为它强化而不是淡化了对官号的崇拜。中国人是通过“名号”建立人际认知的。有官方名号的学者、医师或画师被认为成就更大,官方名号等于是“商标”或“贴牌”。这可以简化和便利社会认知,然而其间也可能发生错位,官方名号的高低,不一定真与成就大小成正比。

  

   假如今天我们给花木或动物以“处长”或“局长”之衔,大家一定觉得是笑话,但皇帝就是这么做的。不但“人近天子而贵”了,草木禽兽也因“近天子而贵”了。泰山顶上著名的“五大夫松”,据说曾为秦始皇遮雨,因而获封“五大夫”爵号。北齐的末代皇帝幼主:“马及鹰犬,乃有仪同、郡君之号。故有赤彪仪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斗鸡亦号开府,犬马鸡鹰多食县干。”(干是配给官僚的一种吏役)五代刘旻,“为黄骝治厩,饰以金银,食以三品料,号‘自在将军’”。品秩位阶进而还向虚幻世界渗透,与天地同构。汉代的史官把天空中的群星,以人间官制的样式编排为“星官”,南宫微垣为天子之庭,将相诸官分列其侧。南朝道士陶弘景把神灵分为七阶,每阶有一个中位。被祭祀的各色神灵,有称“帝”的、有称“王”的、有称“将军”的。例如城隍,有帝,有王,有公、侯、伯。顾颉刚先生曾提到,在他童年见过的“神轴”上,诸神列为八层,玉皇大帝在第一层,观音在第二层,孔圣人只列在第三层。玉皇大帝为首的众多神仙,俨然是世俗朝廷的幻境翻版。“汉族的神明即诸神,都在天界的万神殿里,与其权能相应,他们各自拥有各自的等级和职务,构成了官僚制度式的中央政府和神军。”

  

   “社会的行政化”,及“品级、等级与阶级的高度一致性”的现象,当然不是无限度的。魏特夫揭举“行政效果递减法则”,指出国家的过度控制将造成行政效益的递减。他还说:很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现在为止,效果递减法则的研究还主要限于私人经济方面。然而现在不一样了,新制度学派已在使用类似思路观察国家了。巴塞尔指出,对独裁集权的内在约束来自交易成本,施政与监督是有代价的。曾峻先生指出,国家向社会的过度扩张,将遭遇资源限度、决策限度与合法性限度。此外还可以从“生活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按照儒家“天下一家”的理想,君主应当“为民父母”,把所有臣民视为儿女,为他们谋福利。但这就要支付高昂的福利成本。这就要把国家与社会划分开来,把社会看成提取资源的对象。统治者也会考虑,允许社会保留一定程度的自由,以释放社会活力。所以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复式结构”,一定的私人空间是存在的,独立于王朝品爵,由亲缘、业缘、学缘、地缘等等而来的等级也是存在的。财富或文化上的成功,有时候可以用来对抗从政的成功。对民间所保留的自由,魏特夫称为“与政治无关的自由”,还使用了一个贬义的语词:“乞丐式民主”。

  

刚才提到的势利眼儿的故事,还有另一种情节:某人先贱后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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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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