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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步克:我身所安 我心所安

更新时间:2022-08-27 09:23:05
作者: 阎步克 (进入专栏)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立40年,相关师生在作文祝贺纪念。老一辈学者创建中心的贡献,这个学术机构的发展历程和教研成绩,大家谈得多了。我此时的思绪感想,则是很“个人化”的。

   自1988年博士毕业留任,算来已34年了,等于半生都在燕园、在中心度过。在某处谋生供职,就有赞扬的义务、就须表达归属感吗?我不认为那是义务,视为选择较好。爱因斯坦就自认为是一个“孤独的旅客”,从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其国家、其家庭、其朋友,“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需要保持孤独”。他在科学上达到绝顶,便有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感。不过人仍是要“与世俗处”的,在何处谋生供职,真的很不一样。所以爱因斯坦又申明,他只想生活在自由、宽容、平等的地方。我曾写到,“一向把思考写作看成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是自己与自己的孤独交谈,是个人心灵原野上的寂寞漫步”。然而世界虽大,其实没多少空间可供自由地“孤独交谈”“寂寞漫步”,“常恨此身非我有”才是常情。人生如寄,只是偶然。若你天性以阅读思考为乐,而且“倘来之运”“坠于茵席”了,那么感谢命运之余,仍要感谢中心的创建者和建设者们,给你提供了这样一个园地的。

   一向身体不佳,很多年习惯了他人的怜悯:要注意身体啦!也许就是为此,很害怕忙碌嘈杂,喜欢独处。得到这份教职,就不用一大早挤公交上班了,经常能在家静静呆着,人生就轻松一些了。早年曾在某军事院校进修,政治学习多得要命,动不动就停课十天八天。而中心(及历史系)很赞:开会少,杂务少,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多,很多年中我都没有“量化考核”的意识。“偶爱闲静”者,在这里经常可以体验“自由与寂寞”。好像有好多人,夜深人静写作,才能找到“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感觉。

   所谓“自由与寂寞”引自德国的洪堡,其实不仅指清静,也指一种体制的状态。洪堡认为“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其基本精神就是“自由与寂寞”。蔡元培校长深受德国教育思想熏陶,为北京大学开启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传统,而中心(及历史系)赓续着这一传统。

   有位师弟毕业后去某高校教书,开课后被告知,你的内容虽很深入,但你还是要按照本系前辈学者某某某的观点讲。某教师从某军事院校调入本系,初次开课,先把讲稿呈交教研室审查,却被告知不用审查,你自由发挥。有一次受邀去某高校交流历史教学经验,一位青年教师问了一个很意外的问题:您这么讲没遇到麻烦吗?我说没啊,我两次被学生评为年度“十佳教师”,还获评首届教学成就奖。从我任教至今,只记得一次和蔼可亲的吴宗国老师建议我:你讲课的内容过多,删掉1/3也许较好。可以说,从无任何人对我的授课指手划脚、吹毛求疵。各位老师的讲稿互不雷同、各有千秋,给“历史”这个不定方程提供了多组解,这对学生非常宝贵。“小环境”之宽松开明,使我得以自由规划,废寝忘食地打磨体系内容,制作课件。前些日子因故查看文档属性,我最早的PPT课件是1999年制作的。那时“电化教学”还是个新鲜事儿,教育部要求30%的课程使用PPT。受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之命,与邓小南、张帆老师合作承担中国古代史的电化教学,最终留下了一套课件与一套教学视频,好像至今仍有学子好评。受聘教职,可能会被两种对待,一种是这里有一套条条框框、标准内容,我们聘用你,你照本宣科;另一种,知道你是一名有造诣的学者,所以聘用你,请你把独到见解讲给学生吧。很开心,中心、历史系,进而是北京大学,是用后一态度对待我们的。

   这个“小环境”中,也没有规定课题、派定任务,或要求你必须怎么写之类事情。教学虽有分工,方向课题均自主决定。风格路数,似乎跟个人性情也有关系。比如有人不管去哪儿都过目不忘,方位感超好,这就适合搞地理吧。而我呢,一个地方去过三五次仍不记路,这就不适合做地理史。又如人与人的关系,我既弄不明白、也无兴趣,这就不适合做政治史。假如我做政治史,田余庆师可能更高兴,但我没有他那种政治洞察力,就另行选择制度史了。因个人有理工经历,所以结构化的思维较强,觉得自己更适合去揭示制度背后的“技术原理”。田余庆师曾说过,在他的学生之中,我是最不像他的,但他认可我另辟蹊径。

   总之这里的教职,让我得以在“自由与寂寞”中自由舒展。习以为常,往往就浑然不觉;偶而视线越出院墙之外,或有人“一一为具言所闻”,就不禁叹惋兼庆幸了。洪堡所谓“自由与寂寞”之“寂寞”,或译“孤独”,想来跟孔子的“学以为己”、孟子的“专心致志”,及“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之类,相去不远。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有着共同的品格崇尚。在中心的师长与同事身上,在他们对学术持久的、全身心的投注之中,我得以领略这样的品格。各位杰出师友,可以说是这个中心最让我受益之处。

   中心的创建,让本系一批毕业生得到了留校教研的机会。集中留校是那时期的特殊情况。在“十年断层”后脱颖而出者,曾是各单位争抢的人才。因同是本系出身,又经历了同样的时代,对生活、社会、时政的看法便相去不远,遂可不避忌讳、畅所欲言。虽说是学术单位,但志趣相合、“三观”相近,也是合作的纽带。回头看来,自己在史学上入门较晚,我仍在东张西望之时,同学们先已进入状态,深入到专题细部了。昔日之同学、今日之同事便提供了一个氛围,一群可以参照效法、自我调整的样板,“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留任中心之初,邓广铭先生曾请我吃茶点,欢迎我加入这个学术机构,立即给了我“如归”之感。向王永兴先生请教唐史,每叩必鸣,还总叮嘱我注意身体,颇觉温暖。张广达先生鼓励我在方法论上尝试探索,增加了我的信心。不久张先生即治学于境外,其八十寿辰时,我请人写了一幅“以史名史  求仁得仁”送达,以致崇敬。凡此种种,“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在师长之中,最早闻知的是周一良先生。十七岁时我曾当民工,修沈丹(沈阳─丹东)公路,民工中有个小伙子,路边午休时经常捧读一本书,遭同伴哄笑。凑去一看,《世界通史》,主编周一良(列名其后的应该还有吴于廑,不过当时没留意)。所以很多年后在周先生家里听讲《世说新语》,一时感觉非常神奇。据我体察,周先生的内心正是一位“书生”。同一专业方向的祝总斌先生,其平易、诚挚与醇正,总让人如沐春风。业师田余庆先生,每一追忆,便愈感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其对学术、对时政的看法,皆守持不渝。而且先生之向往者,亦我之向往;先生之所憎者,亦我之所憎。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曾谈及这一有趣现象:老先生们跟七七、七八级新生一拍即合、一见如故。北大人的科学、民主精神,得以在其间传承,一缕不绝。不久前聊天时,我还曾对人说:有你们做同门,有田先生做老师,乃此生之幸,真好!

   当年甫入燕园,便有同学感慨:这儿的老师都那么好。实际上,入学前我已进入社会若干年了,历经多种生活,心里也塞进不少阴暗的东西,再不会把人理想化、偶像化、涂上光晕了。然而燕园的师长们仍让我眼睛一亮,感知了一种前所陌生的气质风范。那是什么呢?就是由知识而来的渊博、由探索而来的睿智,及由常年埋头学术而来的单纯吧。也就是“读书人”的气质风范了,它甚至影响到了我的历史思考。

   治史之初,难免囿于传习,只看治乱兴衰、富国强兵,并据此评价制度。后来逐渐意识到,还有不同尺度存在着。启蒙思想家们就认为,能最大限度保障自由与权利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儒家又有特点。儒家把生命分成禽兽、小人、君子三等,这意味着人之所以伟大、之所以不同于动物,之所以号称万物之灵,就在其优美的教养、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智慧。简单说,人因文化而伟大。不是管制与征服,不是管制者与征服者,而是文化与文明,以及文化创造者,令人类社会更美丽、更美好。政治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教育,社会应成为一个培养人格的伟大组织。然则最大限度保障学术文化的自由繁荣,就成了评价制度的又一尺度了。或云校园需要适应社会,我却遐想着整个社会变成校园,人与人互为师友,就像燕园一样。

   以学史为生,时时面对数千年的悲欢离合、沧桑变幻,随着年近古稀,苍凉之感日浓。想起未及“文革”结束就含恨故去的先生们,便觉凄楚;看到新一代学人皆自幼受过系统教育,而自己少年时的十年缺陷无从弥补,未免怅憾。不过再一想,毕竟自己年富力强的那三十年,幸逢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个充满期望的三十年,而且还是在燕园里度过的,不管今后发生什么,这些都已成既往、不会丧失了,又觉宽慰。这已是所能得到的最好归宿了:因中心之创建,得以“来此绝境,不复出焉”,居然我身所安,即我心所安。

   2022-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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