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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山:金岳霖先生论“中国哲学”

更新时间:2022-05-10 23:37:53
作者: 李存山  

  

   【摘要】金岳霖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哲学史”这个名称上的“困难”,促成了关于哲学的普遍性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的见解,并影响了21世纪初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天人合一”“哲学与伦理、政治合一”“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回顾金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金岳霖 中国哲学 特殊性 认识论 天人合一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1895—1984)在逻辑学、西方哲学和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卓有建树,而他与“中国哲学”的直接联系主要见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为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上)》写的“审查报告”和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中国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回顾金岳霖先生对“中国哲学”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哲学的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绪论”中开篇讲“哲学之内容”,首言:“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这应是近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最初建立时所直接面对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这个名词,也就没有近现代意义的“哲学”这个学科,所以要认清中国传统学术中哪些属于“哲学之内容”,不得不参考西方哲学。

   冯先生认为,“哲学之内容”大略可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此“三分法”既是西方哲学所普遍流行的分类,又“约略”与中国哲学讲的“性与天道”及“为学之方”的内容相对应。如此说来,“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冯先生又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一个哲学家之哲学,若可称为哲学,则必须有实质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冯先生也指出了“中国哲学之弱点”,即中国哲学家大多不是“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逻辑,在中国亦不发达”,“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故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这些是中国哲学的“弱点”,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如冯先生指出,“因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

   金岳霖先生在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中虽然对冯著有所肯定,但重点提出了“中国哲学史”有其名称的“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个问题如果用英文表述,其意义更清楚,即“It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China?”如果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即“哲学史在中国”,此“哲学史”就是一般的或普遍的哲学史,而不是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

   金先生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金先生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可以看出,金先生当时提出“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其前提条件是当时流行的而且“不容易中止”的“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遍的哲学问题”。

   金先生认为,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著作都采取了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我想这一点起码不会被冯先生接受,因为冯先生所说中国哲学关于“性与天道”和“为学之方”的学说只是“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而且,冯先生也指出了中国哲学“又以特别注重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冯先生后来在1937年还专作有《论民族哲学》一文,认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底”,这样的民族哲学“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

   就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金岳霖先生当时提出“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其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对于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自觉意识,从二者的辩证关系中确立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主要表现在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先生是张申府的胞弟,他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多篇哲学与哲学史论文,并与冯友兰、金岳霖等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上)》于1931年出版后,张岱年先生在1932年就发表了《评冯著〈中国哲学史〉》,肯定此书是“现在比较最好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此书实已做到了”。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二册》全书于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张先生又在1935年发表了《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仍肯定“这实在是一本最好的中国哲学史”,并指出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等六条优点。

   张先生1933年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与冯友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张先生晚年在《研习哲学过程杂忆》中说:“我在哲学思想方面,与吾兄申府是同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则与冯友兰先生是同调。”从张先生早年发表的两篇书评来看,他对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陈寅恪先生、金岳霖先生为冯著写的“审查报告”都是认真读过的。这深切地影响了他对《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

   张先生在1935至1936年写成《中国哲学大纲》,此书“序论”的第一节是“哲学与中国哲学”,这是他“经过深入思考”的。他在晚年作的《张岱年学述》中说:“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有无固有的哲学’。……我提出: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总的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我们可以说有这样一类学问,姑且总称之为哲学,其中一个特例是西洋哲学,而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总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旨趣上未必尽同……同样可以称为哲学。”

   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说:“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作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其中一种看法是,“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看法,即张先生的正面表述:“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张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类称”或“总名”就是讲哲学的普遍性,而“特例”则是讲中、西哲学的特殊性。因为西方哲学并非“哲学的唯一范型”,而只是“哲学”这个“类称”中的一个“特例”,所以中国哲学虽然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它也是“哲学”这个“类称”中的一个“特例”,故也可“名为哲学”——这就是中国哲学在名称上的“合法性”。

   《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而是“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张先生又说:“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我们对于中国哲学加以分析,实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来隐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并非强加割裂。”张先生又着重讲明中国哲学之特点:重要的有三点,即“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次要的有三点,即“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

   由上可见,金岳霖先生提出的“中国哲学史”名称的“困难”问题,在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已基本解决了。此后,金先生在1943年用英文写成《中国哲学》一文,提出“中国哲学”有四个特点,说明金先生也已不再把“中国哲学”的名称当作一个问题了。

   但是在21世纪初,学界又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仍然是以金先生提出的问题为主要依据。在这场讨论中有不熟悉或不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断章取义等问题,但也突出了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特色重视不够的问题,故这场讨论的积极意义是促进了学界更加注重对中国哲学特殊性的研究。

   二、关于“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哲学》一文写成于1943年。在金先生的系列论著中,他的《逻辑》一书完成于1935年,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论道》一书完成于1938年,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识论》一书完成于抗战时期,1940年完稿,但因躲避日军空袭而遗失,1948年重写完成,交商务印书馆,1958年被收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部发行),198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外,金先生的《道、自然与人》(Tao,Nature and Man)一文写于1943至1944年访问美国期间,此文用英语节录了《论道》一书的部分内容,并在后面增加了“论自然与人”(Nature and Man)一章。从时间上的顺序来说,金先生的《中国哲学》与《道、自然与人》为同时期的作品,与《论道》一书有联系,尤其与“论自然与人”有较密切的联系。

   金先生在《中国哲学》一文中主要论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这个特点显然也是中国哲学的弱点,但金先生对此并没有完全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而是有所回护。他说,“这个说法的确很常见,常见到被认为是指中国哲学不合逻辑,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显然中国哲学不是这样。……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已往取得的认识上。……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思想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这种既有所批评又有所回护的说法,近似于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哲学虽然缺少“形式上的系统”但又有着“实质上的系统”。

金先生又说:“在先秦,那时有一批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别共相与殊相,认为名言有相对性,把坚与白分离开,提出有限者无限可分和飞矢不动的学说;这些思辨显然与那个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研究哲学的人当然会想到希腊哲学中的类似情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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