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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媛:燕京大学时期的郭绍虞和1930年代新文学的学院化

更新时间:2020-11-14 11:35:15
作者: 凤媛  

   摘    要:

   作为1930年代燕京大学国文系的主政者,郭绍虞身兼新文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国文教育家等多重身份。他看到了当时新文学重“文艺”轻“应用”的倾向,借力古典文学等研究背景和国文教育家的教学实践,为新文学提出了语言资源上文白互补以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水平等解决思路,为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做了最为根本的夯实基础的工作。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机构整体走向学院化的背景下,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的价值尚未得到普遍认可,与其大张旗鼓地为它在学院化体制中张目,不如脚踏实地解决新文学存在的问题,以一种蓄势待发的方式,去开拓新文学学院化的未来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绍虞的思路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郭绍虞; 燕京大学; 新文学; 学院化;

  

   尽管从1922年始周作人就已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主掌“现代中文部”(Department of Modern Chinese),开设了一些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并由此开启了新文学作为一种“知识”进入大学课堂的先河,但是直到1930年代中后期,新文学进入大学的学院化之路仍走得颇为艰难。主要表现在新文学课程经常遭到压缩甚至停开,新文学家进入学院体制后的研究转向,以及一直持续的对作为一种“知识”的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的争论。

   有学者曾对北大、清华等国立大学在1930年代的新文学教育的复杂情形做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整体趋向专业化和学术化,学术研究和文化运动,学术和文学之间的分野日渐明显,这虽然造成了新文学相关课程在当时的大学课堂颇为尴尬的生存处境,但也为新文学的学术化以及作为一种学科建构的新文学研究激发了新的动力。(1)那么除了国立大学,1930年代的基督教大学的新文学教育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燕京大学既是最先开设新文学课程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是最早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立案”的基督教大学。较之其他的基督教大学,它的“中国化”之路似乎走得尤其顺畅。在1930年代高等教育界整体学术化的大趋势下,它将如何在学院体制中处理新文学教育的问题?本文拟以主政1930年代燕大国文系的一个重要人物郭绍虞作为切入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郭绍虞有着五四新文学的出身背景,同时又是一位从事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学者,此外他还是一个编纂了大学国文教材、对国文教育颇有研究的教育家,1930年代他长期担纲燕大国文系主任一职,对国文系文学教育的整体导向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身上集中了新文学家、古典文学学者、国文教育家和国文系主政者等多重身份意识。通过其相互交缠的文学、学术、教育实践,可以充分看到他是如何在学院化体制下、在多重身份意识的碰撞中去思考和规划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的。同时在1930年代新文学学院化遭遇普遍困境的背景中,我们也能看到郭绍虞的这种思路提供了怎样的借鉴意义。

  

   一、“学术化”转向中的1930年代燕大国文系

   1930年代以降,一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成熟,大学师资力量日渐充盈,担任教授的资格和标准也随之提高,学术的专业化发展具备了基本要件;另一方面,由胡适开启的“整理国故”运动,经顾颉刚、钱玄同、罗根泽等“古史辨派”的发展,在学界渐成气候,1930年代整个学术界的研究风气都趋向“考据化”的态势。(1)除此之外,当时执政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巩固政权,限制学生的政治活动,也极力从外部政策上推动大学学术化的研究空气。1929年7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组织法》,提出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2)为宗旨,强调了大学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机构的功能。这些内外部因素都造就了1930-1940年代整个高等教育界愈加学术化和专业化的转向。

   这种风向也同样影响到了基督教大学。1925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认可办法》,要求系统管制西人在华设立的学校,这也是当时“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重要举措。1926年燕京大学率先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申请注册,成为最早立案的基督教大学。1929年燕大再次按照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新标准申请立案并获批。这些举措都是燕大从建校之初就确立下的“中国化”目标的一再体现。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几乎所有在华基督教大学都先后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请立案,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教育部管辖下的大学。虽然立案后的基督教大学的行政主权仍掌握在教会手中,但它们毕竟和国立大学处在了同等的评价体系里,这也就意味着国立大学的学术化导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基督教大学。

   和其他基督教大学不同的是,燕大的学术化倾向不仅有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还有来自哈佛燕京学社的压力。成立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依托霍尔基金托管理事会,联合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借以推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高层次研究,其中燕大主要承担关于中国学的研究生教育。这样,燕大一方面可以借助哈燕社充裕的资金为学校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其文史哲学科在很多方面也受制于哈燕社重视传统学术研究的导向。

   事实上,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燕大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就逐渐向学术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倾斜,到1920年代末,对学术专门型人才的培养明确成为国文系的培养目标。查看1929-1930年燕京大学国文系的课程布告,有一则特别声明颇引人瞩目:“本学系以研究高深国学,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研究之门类如下:甲纯粹文学乙文字语言丙学术思想”(3)。具体到本年度课程,较之1927-1928年度增加了“文学概论”(徐祖正)、“周秦诸子”(马鑑)、“形义学”(郭绍虞)、“经学史”(马裕藻)、“笔记分类研究”(马鑑)、“陶集研究”(郭绍虞)、“语录文研究”(黄子通)、“说文研究”(容庚)、“甲骨钟鼎之文字研究”(容庚)(4)等,师资上增加了马裕藻、钱玄同、许之衡等教师。这三位原都在北大国文系任教,其中马、钱皆为章门弟子,专擅训诂、音韵等小学研究,他们在燕大开设“经学史”“音韵学”等课程,也说明了国文系希望加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意图。发展到1935-1936年,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出现了再度的分门别类,在原来基础上将所有课程分为四类:普通课程、学术思想、语言文字学和文学,“普通课程”相当于通识必修类课程,针对的是学生基本写作能力的训练。撇开“学术思想”和“语言文字学”等专门研究类课程不谈,“文学”类课程也呈现出愈加细化和专门化的态势,出现了针对不同文体的断代史研究和专题类研究。(1)

   与愈加详尽的古典文学课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益缩减的新文学类课程。1930-1931年度,周作人和杨振声两位曾经开设过新文学课程的教师虽然还列在教师名录中,但已不再开课。随后杨振声离开燕大,19321年秋季学期开始,周作人也已经完全脱离燕大,转回北大继续任教,新文学类课程只剩下谢婉莹担任的“当代文学”和“新文学习作”两门。1936-1937年的课程设置,基本延续了上年思路,唯一一门和新文学相关的课程“现代文艺思潮”,主要“讲述现代学者对于文艺之理论”,但“教员未定”(2),且本年度不开设。到1937-1938年度,课表上出现了“现代文学近之七年文学”一课,授课者为上年度到国文系担任助教的陈梦家,但同样本年度此课显示“暂停”,并且随着陈梦家此后南下赴西南联大任教再也未见此课的复开。(3)此外,同一年度的“新文艺习作”一课,同样也标注本年度不开设。(4)

   和课程变化相伴而生的是1930年代燕大国文系师资队伍的变化,即不仅从事古代文学、古典文献、文字学研究的教师数量在增加,而且一些曾经是新文学出身的作家在进入学院体制后,也转向了古典文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比如沈尹默、俞平伯、郭绍虞等。以创制白话新诗闻名的沈尹默和俞平伯自1920年代中后期进入燕大国文系,都不约而同地开设出了如“诗名著选”“先秦文学”“汉魏六朝文学”“苏诗研究”“陶诗研究”“中国文学史”“小说”(5)等古典文学类的课程。当然这也并非燕大国文系独有的现象,包括北大、清华以及基督教大学中的齐鲁大学,都存在这样的例子。追究新文学家们学术转向的个中原委,当然有大学学科发展日渐精密、专业化程度日益强化、身处其中必须先要“学术立足”的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正处在动态发展中、充满了“当下性”的新文学,是否具有作为一种“知识”在日渐成熟的大学体制中进行传播和再生产的价值,在当时的文科教授群体中可能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新文学是否可以教,又应该如何教,对于那些来自新文学阵营但选择研究转向的学者们来说,则是一个更加复杂和微妙的难题。如何能够入乎其中又超乎其上,对新文学的学院化之路提出客观、合理又切实的建议,郭绍虞堪称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作为新文学家、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国文教育家的郭绍虞

   1914年,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属的尚公小学任教的郭绍虞,结识了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的沈雁冰,并结为挚友。又因为经常向北大的《新潮》杂志投稿,遂被顾颉刚吸收入新潮社,并推荐到《晨报副刊》为其写稿。1919年秋,郭绍虞来到北京,在北大哲学系旁听课程,并结识了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许地山等人,尤其和郑振铎相交甚笃。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成立,郭绍虞位列第5号会员,可算是文研会元老级的会员。1922年1月,文学研究会丛书《雪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录了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叶绍钧、郑振铎等八人创作的新诗,郭绍虞的十六首新诗《期待》《淘汰》《坠落》等亦在其列。这十六首诗歌都趋近于一种短诗体的格局,三言两语,几笔勾画之间表现出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场景和片段的感悟或哲思,这是郭绍虞对于当时正处在草创阶段的白话新诗形式探索的一个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郭绍虞在此期也表现出对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兴趣。(1)1921年秋,经由胡适推荐,郭绍虞到福建协和大学文史学系任教,开设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文字学”等。(2)1927年秋,郭绍虞转到燕京大学任教,开设的仍旧是“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3)等古典文学类的课程。从最初的福建协和大学、开封中州大学、武昌中山大学再到燕京大学,郭绍虞作为大学教师的研究兴趣始终在古典文学和文字学,这是否意味着进入学院化体制后的郭绍虞已经和新文学领域渐行渐远了呢?

   事实并非如此。1938年12月,时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应燕大新文艺研究会的邀请做了题为《我也谈谈新文艺的功罪》的演讲。他认为“不能很乐观地以为文学革命已经成功”,“在此青黄不接之时,文言文的训练就可以说有相当的需要”,“注重文言文的训练,即是注重语言文学的另一种使用方法”(4)。在郭绍虞看来,新文艺虽然已经具备了“文艺”的价值,但在实际应用方面却相当不足,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思想的问题,还由于它缺乏一种“文体”,“新文艺的功乃在创立一种新文体,新作风,使有艺术的价值,使有文学史的地位”(5)。不论是文言文所代表的“国粹”还是西方语法语汇带来的“欧化”,郭绍虞认为都能对新文艺创造一种新的“文体”大有作用。演讲结尾他借用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的一段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国粹欧化之争是无用的;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6)

可以说,这篇演讲稿已经展现了郭绍虞对于新文艺发展现状的高度关注和集中思考,不仅分析了目下新文艺出现的问题及原因-文艺性多于应用性、新文体的缺乏,也为这些问题开出了药方-兼容本土语言和欧化语言的双重优点。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的这份药方显然有他做古典文学和文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演讲中他屡屡以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的经验教训,来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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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20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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