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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唐书:“可爱的社区”燕京大学

——中国过去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二

更新时间:2015-12-15 14:50:39
作者: 毕唐书  

   这是一所存在了只有短短的33年的大学,从1919年建校,到1952年被撤消,就像是一颗流星,从天空一闪而过,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虽然曾经是那样光彩夺目——她曾经是中国屈指可数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而且,她消失以后一度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政治禁忌,包括她的校友在内,谁也不敢再提起她的名字。因为她的名字和司徒雷登联系在一起,而司徒雷登又和一篇题目叫“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联系在一起,文章又是御笔,自然,司徒雷登就是“钦犯”。

   这所大学就是燕京大学,她的创办者是一位叫“司徒雷登”的美国人。就是这位美国人,没有化中国一分钱,在短短的十年内,就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这样的奇迹不能不让“争创世界一流”争创了几十年,至今还未走上正道,甚至连何为世界一流大学都不甚了了的当代的中国大学汗颜。

  

   一、美丽的“燕园”仍在,她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为司徒雷登所精心选定。她的中西合璧的美丽足以和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虽然现在的“燕园”仍在,但却已经失去了灵魂。

   燕京大学正式成立于1918年,司徒雷登是这所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她的创办缘起于美国的基督教在华布道团。民国建立后,美国的在华布道团认为在中国北方应该有一所“与教会事业相称的大学”,于是决定将分属于两个教派的两所神学院(汇文大学及协和大学)加以合并,成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由于教派间的矛盾与分歧过大,合并工作一直不顺利。直到1918年,双方决定邀请一个局外之人来担任新学院的校长,这事才算有了点眉目。

   司徒雷登是当时双方认定的最佳人选。他年富力强,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难以比拟的中国经历——他从1905年开始就在中国传教,取得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最为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属于任何一派,因而能够被各方接受。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于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贰。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即后来的燕大)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这所大学。校长的问题解决了,但之后的合并事宜并不顺利。首先在新的校名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所神学院都宣称必须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则将不予承认。争执陷于困境。作为中间人的司徒雷登最后只好提出:要么放弃联合,要么双方放弃各自的要求。最后双方都放弃了继续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张,而委托司徒雷登去考虑一个新的名称。后来,根据诚静怡博士(后出任中华基督教会总会会长)的提议,新的大学被命名为“燕京大学”。或许是这个名字太有魅力了,以至于让后面一系列的合并事宜变得极为顺利。

   但刚刚成立的燕京大学条件并不好,甚至连一个稍微像点样子的校园都没有。据毕业于燕大的冰心先生的老师包贵思女士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也回忆说,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上任之后让他最头痛的就是经费问题。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想办法募集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他终于募集了一笔资金,并在城外看中了一块地皮以建造一个新的校园。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他在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当司徒雷登得知这块地的主人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后,决定亲自前往西安一趟。最终,督军陈树藩被他的诚意打动,他慷慨的将此地皮以六万大洋的价格转让,并捐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为燕京大学的奖学金。

   位于海淀的新校园,就是明代著名书画家米万钟设计和建筑的勺园。1922年,新校址选定后,这位司徒校长聘请了美国著名设计师墨菲按照中国文化理念重新进行建筑设计,经过五年的精心构建,新的燕京大学最终落成。这座独特的校园,建筑群的外貌基本采用了中国古典建筑的式样,典雅深沉,古色古香,但内部却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如暖气、热水、抽水马桶,等等。整个校园完全是按照中国园林的设计来建造的,其间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山有塔,有湖有轩,深得中国美学的神韵。燕京大学学男生宿舍的七个宅院分别以“德才均备体健全”七个字冠名,分别为德斋、才斋等;至于校园中那座倒映着博雅塔影的湖,各位教授提了很多名字,互相不能说服,最后索性叫未名湖。参观的人看过燕大新校园之后,无不夸奖这是中国最美丽的校园。司徒雷登得意地说:“听得多了,我自己也渐渐这么觉得了……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办学目的: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或许是由于她的美丽典雅所致,这所大学的校园从此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燕园”。

   如今,美丽的燕园仍在,只是物是人非——校园虽是那个校园,而学校已不是那个学校。1949年,政权更迭,不久,燕大被撤销,并入北大。今日燕大旧址仍有北大最美丽的塔光湖影,却寻不见一丁点儿对司徒雷登的纪念。司徒早年埋葬妻子的燕大公墓早成了社区体育活动场所,他的临湖轩住所已成会客室。不仅是校名,更重要的是校魂,早已经丢失了。现在占据美丽燕园的北京大学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但是,和当年的燕京大学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说是一个怪胎,遑论世界一流!

   二、“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一校训支撑起了燕大的精神世界,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

   大学之美,美在校园,更在心灵、灵魂、精神品位。燕京大学的灵魂和精神品位集中体现在她的校训上。

   校训是司徒雷登亲自拟定的,九个字: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所有大学的校训中最有格调最有意味最为亮丽的校训。校训取自《圣经》里耶稣的两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一校训对燕大学生影响深远,司徒雷登自豪地说,他所知道的大学校训没有哪一个像这个一样对学生产生这么重大而有力的影响。这一校训也是司徒雷登教育理想的集中体现,她向全世界宣示了学校的培养目标:燕大所要成就的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人。而司徒雷登正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这一校训所以对燕大学生产生了重大而有力的影响,除了校训本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校长的典范力量。

   司徒雷登在自传《在华五十年》开篇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的父母是来杭州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一直长到11岁,牙牙学语之时即操杭音,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1887年他回到美国,1893年考入汉普顿悉尼学院。1896年大学毕业,到母校潘托普斯学校当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师。1899年入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读神学。他在自传中回忆,在第二个学期他感受到要去中国的召唤。但当时的司徒雷登却厌恶到中国,不愿意“在街角的小教堂里和庙会上给那些懒散、好奇的人群大声布道,几乎白送一样地向人推销宗教小册子,被当地老百姓戏弄,忍受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困苦,没有机会搞学术研究,过着一种现代遁世隐居者的生活”。但他所信仰的就是一位为了别人肯牺牲自己的神,由此他无法面对内心的拷问。他彻夜反省自己是否愿意抛弃物质因素和人生种种享受而为了信仰的无上价值而牺牲。最终,他决定以一生来回应这份召唤。

   1904年,司徒雷登偕新婚妻子回到中国,1907年协办育英书院和之江学堂。1908年迁居南京金陵神学院任希腊文教授。1902年他的二弟受美南长老会委派来杭州之江大学任教。1919年5月,司徒雷登受聘成为新成立的北京燕京大学校长。

   成为燕大校长后,他从此和燕大融为一体。他多方结识中国政要和美国富人,并在美国各界为燕大筹款。到1937年止,燕大收到的捐款高达250万美元。而1917—1918年,燕大总预算仅为3.5万美元,有87%来自教会捐助;到了1937—1938年,预算便增加到21.5万美元,教会捐助达14%以上,美国私人捐赠为55%。就连下野军阀孙传芳也向燕大捐了大洋两万元。

   燕大有钱了,但司徒雷登本人却没钱。他很少买衣服,袜子和内衣上都是补丁。虽然1946年到1949年当过驻华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无任何积蓄,在美国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只能寄居在亦生亦友的美籍华人傅泾波家中。

   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燕大。在燕大未名湖的不远处,有一所名叫“临湖轩”的庭院,这是司徒雷登最好的朋友柯里夫妇所捐赠的。当时司徒雷登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本想住进教学楼或者学生宿舍,但柯里夫妇坚持“要么建造一栋校长住所,要么什么也不捐赠”。司徒雷登后来想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拿出来做学校的办公地点,而他只保留了一个小套间。不久,“临湖轩”便成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

   司徒雷登的夫人是1926年6月5日离开人世的,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在燕大,司徒雷登对于学生就像是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大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大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在社会动荡、思想纷乱的清末民初,司徒雷登清醒地认识到,思想的觉醒和精神上的洗礼,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比重要的意义。所以,为这一伟大的民族复兴引航,也是燕大校训的应有之义。正像燕大校歌的副歌所唱的:“燕京,燕京,事业浩瀚,规模更恢宏,人才辈出,服务同群,为国效尽忠”。在《燕京大学史稿》第六章,“燕京人”的列表中,学校负责人(校领导)、行政部门主要负责人,还有各院系师生都表上有名,但排在这所有人前面的,是为争取中华民族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牺牲的燕京大学“烈士名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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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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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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