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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普光:文学与历史的纠缠

——《民族诗坛》刍议

更新时间:2018-11-29 00:38:58
作者: 赵普光  

   内容提要:《民族诗坛》是抗战时期很有影响、兼具创作和研究的文学期刊。囿于研究者的文学观念,惮于杂志运行的官方背景,该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几乎湮没无闻。客观地看,该杂志的创办过程、编辑特点、作者群体、文学取向、文化姿态等均呈现非常复杂而值得深思的特点。聚焦于《民族诗坛》与特殊时代的共生关系,可以窥见抗战时期文学、文化的复杂历史面向:新旧文学观念的纠缠、文学制度的规约、意识形态的渗入、民族主义以及文化复古思潮的勃兴是如何作用并呈现于一个文学杂志之中的。

   关 键 词:《民族诗坛》  新文学  旧体文学  民族主义  保守主义

  

   历史的塑造与描述总是有非常固执的简化倾向,而如果试图返回历史现场去观看,则会在一定程度上抗拒和消解这种简化倾向。新文学至少从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推出以来,其经典化的理路、范围、对象在此后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基本上一统江湖。不在这一理路或游离于这一理路之外的,则被冷处理,渐至于被遗忘。之所以有此感慨,缘于笔者曾对抗战期间影响很大、持续时间甚长的一种杂志的关注。言及“抗战期间影响很大、持续时间甚长”这个限定,大多数人会首先想到的是《抗战文艺》杂志。然而,本文要详论的并不是众所周知的《抗战文艺》,而是曾经辉煌一时后来却长期被湮没的《民族诗坛》。

  

一 出版概况与编辑体例

  

   《民族诗坛》于1938年5月创刊,在武汉出了4辑后,于1938年9月即第一卷第五辑起正式迁至重庆发行。至1945年12月终刊止,杂志共出版了五卷二十九辑,前后历时近八年,几乎贯穿于抗战全过程。杂志原为月刊,每月1号出版,每年出版两卷,每卷六辑。除第五卷只出版了五辑外,其他各卷均出满六辑。从杂志各辑的发行时间来看,第三卷第六辑(1939年10月)之前均为每月出版一辑,自第四卷第一辑(1940年6月)起,各辑出版时间时有变动。比如1940年6月至1942年3月,杂志竟历时一年多才出满第四卷。卢冀野回忆,“二十八年五月以后,几于每辑必愆期。直至三十年十二月,始刊完四卷。”①1943年5月至1945年12月,经过两年多也未出齐最后一卷,只就时间间隔来看,四、五两卷的出版确实很困难。第五卷每辑间隔时间较长,1944年杂志未刊行,第二、三两辑竟间隔逾一年半。第五卷的四、五两辑非卢冀野主编。卢前时任教于中央大学,该辑为卢氏四十生辰纪念合辑。②虽然此辑的编辑体例沿用“诗录”、“词录”、“曲录”这几个固定栏目,但本文并未归入杂志各辑笼统分析。自第五卷起,出版卷辑方式有所改变,计划两月一辑,每年一卷,但系战争之故,此计划并没有实现。

   《民族诗坛》的印行者为独立出版社,总经售处为正中书局,第二卷第四辑又增加了中国文化服务社和拔提书店,第四卷第四辑无拔提书店,第六辑总经售只有正中书局,其后又稍有变动。总体看来,杂志的经售处主要为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及拔提书店三家,三家书局都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下,有官办色彩。据《重庆市书店概况登记表》显示,当时的重庆地区国民党旗下书局的资本远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生活书店等私营书局。③又据《国民党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工作计划大纲》,该计划明确提出各官办书局(正中书局、拔提书店、青年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国民出版社)要设立分支店④,所以,可以推想官办书局的实际资本更大则是无疑的。所以,《民族诗坛》有明显的国民党官方背景,其能在抗战烽火中持续八年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国民党的文艺制度和意识形态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杂志撰稿人的写作仍需要具体的分析。

   国民政府的出版审查制度在该杂志中亦有反映。据《国民党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审查机关许可出版之图书杂志一律发给审查证,各图书杂志于出版时应将审查证号码用五号铅字排列底封面上角,以备查考,其有并无审查证而冒印者,应依照第十一条之规定加重处罚。”⑤《民族诗坛》第一卷一到四辑在武汉发行,版权页显示“中华邮政认为新闻纸类正呈请登记中”的字样,第五辑审查通过。自第三卷第六辑(1939年10月)起,则须经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才能发行。杂志定价也从第三卷第六辑开始翻了一番,分别从每册两角、半年一元、全年两元上涨为每册四角、半年两元、全年四元;第五卷第二辑的单册定价已上涨至六角五分。图书审查的趋紧和杂志定价提高,则透露出国民党当局文化政策的转变及抗战时期国内的经济状况的信息,而发行地点和通信处的变动折射出了时代的动荡和文人的流徙。

   相对而言,在近八年间的办刊历程中,《民族诗坛》的栏目设置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变动不大,即使是第五卷第四、五合辑的纪念专刊也采用了一贯的编辑体例。该体例主要包括“诗录”、“词录”、“曲录”、“新体诗录”四种常设栏目,辅以其他的栏目。

   “诗录”、“词录”、“曲录”是常设栏目,贯穿杂志发行始终。“新体诗录”从第一卷第一辑一直延续到第四卷第二辑,共刊载了93首新诗,所占比重较小。早在杂志第一辑刊布后,主编卢前即表示:“接到来稿甚多,大都为古近体诗;词稿,曲稿,及新体诗稿均感缺乏”⑥,这种情况此后各辑也没有多大改善。据统计,杂志的作品发表总量约为4200多篇,其中旧体诗占70%以上,且作者群体远大于其他栏目;“词录”作品不到总发表量的12%,“曲录”不到10%,而“新体诗录”则不到8%。鉴于此,将《民族诗坛》定性为旧文学刊物并不为过。当然,这里的“旧”是仅从体裁方面来说的,并不涉及文学价值的评判。

   我们从“新体诗录”和少量译诗、歌曲等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杂志对此前旧文学刊物的突破。《民族诗坛》第一卷第一、三、六辑共刊载了5篇译作,第一辑和第三辑中的诗歌为《中国星期评论》(China Weekly Review)的征文。第六辑发表了施绍父的译诗《乞食女》和《磨坊主》。这些译诗,只有“The Rape of Shanghai”一首是用白话文翻译的,其余几首都是韵文译作。此外,时有歌曲附于辑末,这种文体的尝试,是通过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鼓舞士气,振奋民心。⑦

   刊首不定期地刊载长篇论述性文章,共计42篇,这个数量不容小觑。根据内容,这些长篇论文大致可分为三类:(1)诗坛现状、诗歌与抗战关系等的综论,如卢前的《现代诗坛鸟瞰》《因袭与开辟》《廿七年来我中华民族诗歌》,虞愚的《抗战时期文学应负的使命》,易君左的《建立“民国诗学”刍议》《杜甫今论》及陈立夫的《民族与诗歌——〈中兴鼓吹〉序》《诗即诚》等。(2)旧体诗词曲作法,如卢前的《散曲论》《散曲作法》,虞愚的《杜诗五言律作法举例》及唐圭璋的《宋词作法概说》等。(3)诗人诗作论及评传,如卢前的《于右任先生及其诗》《民族诗雄丘逢甲》,汪辟疆的《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战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等。又,自第五卷起论文和诗词话暂停,而于“诗录”、“词录”、“曲录”外辟“特载”栏,曾刊《越南革命家诗钞》《记否词》和《蒋百里将军诗》等作品。

   此外,自第一卷第一辑至第四卷第一辑,每辑末有“编后小记”或“编余琐识”,由编者总结来稿情况、选录作品标准、介绍重要作者等。自第四卷第二辑开始,“编余琐识”取消。杂志第一卷一到四辑均辟“诗坛消息”以介绍旧体诗词曲创作者的现状,后因战时交通不便,情报并不能完全证实,不再单独列出,偶有消息则附入“编余琐识”提及。于是,自第一卷第五辑起“编余琐识”也兼具了“诗坛消息”的功能。

  

二 作为文学社团的“民族诗坛”

  

   在《民族诗坛》创刊号上,曾有《中国民族诗坛组织章程草案》⑧发表。《草案》对于认识杂志及围绕杂志而形成的作者群体,或者说对重新观察作为文学社团的“民族诗坛”非常关键。《草案》第1章第1条明确宣称:“本坛定名为中国民族诗坛”,由此可见,至少从发起的初衷看,在《民族诗坛》杂志之外,有着“民族诗坛”艺文组织的设想筹划。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与《民族诗坛》杂志同时并存着一个“民族诗坛”的组织,也可以说存在一个作为社团的“民族诗坛”,而杂志则是“民族诗坛”社的汇聚平台或机关刊物。该社团的成员,即所谓“民族诗坛”坛员。关于坛员的条件,《草案》第3章第14条做了说明:“凡对于韵体文字有兴趣人士经本坛坛友二人以上之介绍或投稿在三次以上者均得为本坛坛员”,按此规定,笔者推定出“民族诗坛”坛员约有99人。这些人同时也构成了《民族诗坛》杂志作者群体的主体。而在“民族诗坛”坛员中,卢前、于右任、江絜生、李仙根、王陆一、陈树人、易君左、赵尧生、许崇灏等9人的投稿次数在10次以上(含10次),卢前、于右任、贾景德、许崇灏、李仙根、王陆一、杨永浚、吴梅、潘伯鹰、江絜生等人发表作品的数量均超过50篇。结合投稿次数和作品发表数量,我们可大致确定卢前、于右任、江絜生、李仙根、王陆一、陈树人、易君左、赵尧生、许崇灏、贾景德、杨永浚、潘伯鹰等12人为“民族诗坛”的核心成员。

   从年龄结构来看,“民族诗坛”坛员的年龄跨度较大。大部分坛员生于19世纪80、90年代,19世纪80年代之前和20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出生的成员所占比重较小。根据附录《“民族诗坛”坛员一览表》可知,仅于右任、赵熙、王东培、柯璜、李根源、杨子毅、黄炎培、张一麐等8人生于19世纪80年代之前;卢前、江絜生、张庚由、陈家庆、虞愚、郦承铨、成善楷、陈禅心、缪钺、唐圭璋、冯国瑞、周光午、陈立夫、陈曼若、甘豫源、黄棨、龙榆生、许伯建等18人的出生年份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左右。其中1878-1885年及1897-1905年这两个时间段出生的坛员较多,几占坛员总数的45%。

   尽管总体上看来,他们都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淫,在各自领域颇有造诣,但在那个剧烈变动的世纪之交,出生时代的不同,还是会影响他们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职业选择及思想观念。他们中的多数人受过传统教育,其中也有获得传统功名者。⑨而较为年轻者或接受新式教育,或出国留学,思想比较激进,多数人曾参加过同盟会,亦曾多有政治抱负。留学日本是多数坛员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除陈立夫外,坛员中有留学背景者均生于19世纪80、90年代,留学专业以实学如军事、政法、经济、铁路等为主。他们回国后虽有在本专业领域者,但多数还是选择在政府部门任职,排除生平信息不详者,据统计这些人所占比例多达60%。还有一些人在军队任职,年长者有姚琮、程潜、贾景德、唐玉虬等,年少者有陈禅心、张昭麟、陈诚幹,他们的军旅诗歌也是杂志中一道特殊的风景。卢前曾称赞:“六辑中陈诚幹君与本辑张昭麟君皆自军中寄稿。二君目击战况,身经烽火,不落旧时文人套语。”⑩

地缘关系在坛员交往中有着重要影响。比如坛员中有4人籍贯陕西,分别是于右任、王陆一、张庚由与李元鼎。王陆一与于右任同是陕西三原人,王陆一从二十岁左右即追随于氏,而张庚由在监察院任职,李元鼎早年参加同盟会时期就结识了于右任,与其交往颇深。我们还可以发现,《民族诗坛》迁至西南地区,吸收当地有名望的人士中以政府官员为主,例如杨永浚、陈配德等。除此之外,坛员中广东及湖南籍人士也比较多。广东籍坛员有8人,分别是李仙根、陈树人、许崇灏、陈铭枢、邹鲁、杨子毅、黄棨和梁寒操。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兴中会主要在两广地区开展活动,这些广东籍人士与孙中山及国民党早期活动联系密切,思想曾经较为激进,例如李仙根的夫人孙少卿为孙中山族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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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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