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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一九五○年“辅仁大学事件”历史考察

更新时间:2020-08-03 21:06:34
作者: 刘建平  

   摘    要:

   北京辅仁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有学者认为,辅仁大学事件是新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接受外国津贴学校运动”的起点。但事实并非如此,辅仁大学事件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对教会大学的政策出现变化的结果,而是教会撤资后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北平解放后,辅仁大学的天主教办学精神逐渐褪去。为维系辅仁的天主教办学精神,教会方面选择以停止提供办学经费向学校和政府施压,最终酿成事端。

   关键词:新中国; 辅仁大学; 陈垣; 芮歌尼;

  

   1950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私立北京辅仁大学,辅仁由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管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尽管辅仁大学的最终命运并无悬念,但其走完最后岁月的过程仍值得深入探究。有关政府接办辅仁的情况,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关注1。然而,在多方档案材料都已披露的情况下,该项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和细化的空间。因此,本文将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已经公开的中英文档案资料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尝试对1950年 “辅仁大学事件”的前因后果再作更为细致的梳理,力图展现事件过程中各方的真实想法及其背后的动机所在。

  

   一、北平解放前后中共对教会学校的政策与辅仁大学的最初应对

  

   北京辅仁大学是一所由天主教修会创建于1925年的高等学府,前身为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1927年经北洋政府批准更名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31年在南京中央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

   对辅仁大学一类的教会学校,中共早在进驻北平前,就有明确的处置办法。考虑到战时稳定中间势力的需要,1948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申明,对外国人所办的文化和宗教机关,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情况下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对外国人开办的学校, “我军到后,均不得加以没收和破坏。并允许他们在遵守我解放军及民主政府法令,不作敌探和破坏活动时,可以继续进行各自的业务”1。 7月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 《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要求各地对包括教会学校在内的各级各类学校必须 “维持其存在”,在此基础上,可考虑对旧有的各类学校 “逐步地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所谓要维持其存在,就是 “每到一处,要保护学校及各种文化设备,不要损坏”,否则, “大批学校就要关门,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 所谓逐步地进行必要而可能的改良,就是 “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2

   进入1949年,北平解放在即。对教会学校,中共中央于1月19日再次作出指示,明令各地: 外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暂时允许他们维持现状,但这些学校的校长必须为中国人,办学经费必须报告来源; 学校课程方面,“必须照其他学校的规章,同一办理”; 那些继续申请要求办学者,则坚决 “不予批准”3。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由于北平各类学校数量较多、学生人数庞大,故解放军入城后不到两周,中共中央即电示北平市委, 指出学校教育必须改革,但同时强调,如果 “准备不够,缺乏改革的充分的群众基础,则宁愿将改革与合并的时间推迟”。谈及各类私立学校, 中央认为: “由政府接办私立学校的意见,是错误的”,目前只要求他们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取消一些课程而已,要鼓励他们继续办下去。4遵照中共中央要求,3月9日,北平市委迅速拟定出对所辖全部私立大学的处理办法。 北平市委认为,北平私立大学的学生数量不大, 又都是最高学府,所以这些学校原则上应尽可能由政府来主办,但在目前 “应分别情况处理”,除那些 “反动的党团学校或办得太不像样子,众人皆曰可封者外”,其余学校一律采取改造方针。具体而言,像中国大学、朝阳学院以及华北文法学院等学校,“拟由其校务维持会和学生出面要求接管后,即加以接管”,而辅仁大学与燕京大学,因 “学生功课,均较前述私立各校为好”,两校都是教会学校,且有比较可靠的办学经费,完全可以自给,所以拟在调整课程的情况下,“暂听其照旧办下去,不多加干涉”。5

   不难看出,中共刚刚进驻北平城,加之财政吃紧,显然还无暇顾及像辅仁大学等教会学校的彻底改造问题,也没有能力全面接管各级各类的公私学校。对此,1949年4月3日,刘少奇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曾明确指出,各类学校是否可以继续办下去,完全决定于有无经费,像私立学校, 只要 “私人能出钱办学校者,只要不违反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一概欢迎”,“这样使大家都有书读,有学校住,问题就少一些”6。辅仁大学就是在这样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迎来了北平解放。

   北平解放前夕,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改此前 “静观其变” 的态度。1948年12月14日, 他致函当时在上海访问的圣言会总会长,表明自己对辅仁的责任。他在信中写道,自己 “完全明了关于费用支出、设备运输和寻找新地点的困难”,但 “只要当北平即刻沦陷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时,最后必须撤退专任教职员和最重要的书籍以及仪器设备” 时,自己 “会克服执行和技术上的困难”,即便 “最后无法找出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但至少 “不是没有努力”7。 正因如此,圣言会完全认可陈垣对辅仁大学的 “忠诚与重要性”,甚至愿为他的安全担保,认为如果必要,可以让其 “居住在非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中”1。

   然而,在形势渐趋明朗的情况下,陈垣的态度开始出现变化,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留守北平。1949年1月10日,因围城有近一个月未与外界通信的陈垣致函三子: “昨日此间各报纸载我南飞消息,不确”, “自前月十七、八,政府来电并派机来接,都未成行。后又敦促数次, 均婉谢”。陈垣之所以多次拒绝蒋介石的邀请, 自称 “因无走之必要”。2事实上,这说明在中共的统战政策影响下,他已明确作出了政治选择,用他的话来讲: “幸亏我当时稍稍接近了些进步力量,没有离开北京。”3

   2月1日,解放军进城。这一天,陈垣专门从辅仁大学步行到西直门大街,站在马路边欢迎解放军4。为了适应新时代,陈垣开始研读新书,每月工资除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几乎都买了新书,“从此励耕书屋的书桌书架上,增添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尽管视力不好,新书的印刷又不清,但都没能阻挡陈垣对新知识的渴求,他 “克服了困难,拿着放大镜,一篇一篇,一本一本,认真地阅读、学习”。5对自己的剧变,陈垣解释道: “从前宥于环境,所有环境以外之书不观,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击”,直到北平解放, “得阅各种书报,始恍然觉悟前者之被蒙蔽”, “世界已前进,我犹故步自封,固然因为朋友少,无人提醒,亦因为自己天份低,没由跳出,遂尔落后”。他还告诫子女,要及早觉悟,奋起直追。6

   为进一步表明与国民党决裂的态度,1949年4月29日,陈垣专门给胡适写了一封公开信,坦言胡适所持 “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 的观点曾对自己有很大影响,但解放后他发现 “人民在自由的生活”, “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这是一个 “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所以自豪地宣称 “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陈垣还谈到自己读了很多新书,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领会了毛泽东思想,明白了 “知识分子旧的错误的道路”,并规劝胡适应有敢于否定过去的勇气,要正视现实,真心真意地向青年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自己的错误,能够与自己 “在一条路上相见”。7

   与陈垣变化的同时,教会面对北平解放后的新局面,也深感辅仁应作出调整。早在1948年10月,辅仁的教职员中已有人提出学校应该南迁,但未得到校务长芮歌尼的支持,因为在他看来,如北平失守,台湾迟早陷落,迁校毫无意义。与此同时,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明确指示芮歌尼,辅仁应留守北平,教会方面应想办法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使学校能够继续开办。8 12月初,圣言会再次就辅仁撤退问题召开会议,尽管以英千里为首的四位大学教授请求拟定撤退计划,但经多方权衡,会议认为迁校存有困难,而且 “当时并没有地方可去”, 即便是决定 “部分迁移”,也 “只有当学校真正关闭时才能考虑”9。最终,圣言会决定学校应留守北平,并尝试与共产党达成某种协议。

   北平解放后,芮歌尼很快发现局势的变化, 感觉到 “凡是外国事物都会刺激中国人,尤其是共产党人”。据此,他认为教会 “必须在校务管理上和圣言会以及圣神使女会的一些神职人员的职务做出重大变革”,使辅仁能适应新时代。为此,他提出两种策略: 一是适应新时局, 与共产党达成 “暂时协议”; 二是 “不惜以抗争来维持现状”。鉴于燕京大学在过去 “委任中国人担任大部分的重要职务,学校预算的拟定和支出都由中国人占多数的委员会决定”,这使得 “燕京大学在毫无任何困难下迈入新的形势”,所以他明确表示赞成第一种方案。1

   1949年2月26日, 芮歌尼代表教会公布 《辅仁大学人事调整备忘录》。 《备忘录》 指出: 教会希望辅仁在新时代下继续开办,学校 “仍为私立天主教大学,其经费由教会及圣言会资助”,但为适应新时局,学校的人事方面必须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为: 校务长芮歌尼辞去副校长一职,圣神使女会卢院长辞去女院院长一职,圣言会葛尔慈司铎辞去教务长一职,圣言会徐思本司铎辞去事务主任一职。但为保证辅仁的天主教大学性质,《备忘录》强调,芮歌尼 “仍为北平私立辅仁大学校务长,因系由教会所指派,并在大学及其附属机关中代表圣言会”,卢修女代表圣神使女会,正因如此, “天主教会及圣言会之代表与圣神使女会之代表在行政会议中,或其接代之新机构中,为有表决权之会员,以维持学校及其支援者两方面之联络与合作”。2这是辅仁大学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外籍人事调整,外籍传教士辞去了除校务长以外的几乎所有重要行政职务。圣言会此举显然是在迎合新局面之余,力保辅仁的校务决策不致违背教会立场,进而维持辅仁天主教大学的性质。

   面对北平解放后的新天新地,辅仁大学的学生中间也涌现出些许新动向,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辅仁学生越来越多地投考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愿意献身中国革命专业”。仅1949年2月20日至22日,学校就有440名学生报考。3

   另一个颇能说明辅仁学生新动向的是北平解放仅月余,经济系学生讨论旧的 《经济学原理》课本存废一事。此事系由经济系一年级学生开会讨论是否延用旧的 《经济学原理》 课本引发,一部分同学主张废去旧课本,而另一部分同学则要求保留。双方争执不下,决定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决定,结果主张废去旧课本的一方表决失败。在新北平用旧课本,这让表决失败一方难以容忍。一怒之下,学生便在学校张贴壁报,称这是学校秘书长、经济学系主任张重一教授 “反革命阴谋” 的结果。这令张重一颇为不快,自认为 “最多只为守旧落后”,不应受此大辱,最后校方不得不公推代表五人前往慰问。4在这一事件中,张重一是否真有 “反革命阴谋”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可以发现北平解放后辅仁学生的某种变化。

  

   二、“感情不洽”: 各方在相互调适中的矛盾初现

  

   为使辅仁因应新时代,教会方面主动作出让步,对在校神职人员的职务作了调整。在芮歌尼等人看来,只要教会继续提供经费,并把外籍神甫从重要行政职位上换下来,让中国籍教师担负起更大责任,就可以使辅仁在形式上满足共产党的要求,进而在新北平生存下来。然而,辅仁随后的发展与芮歌尼的初衷相去甚远。

1949年2月16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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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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