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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平 铁镠:新中国成立70年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启示

更新时间:2020-08-29 23:32:04
作者: 杨平   铁镠  

   作者简介:杨平(1967- ),男,四川阆中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铁镠(1996- ),男,陕西凤翔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陕西 西安 710119)。

   内容提要:国家与社会关系始终是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亦是理解不同国家选择不同体制和社会治理方式的关键因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伴随着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国家与社会关系依次经历了“统合”——“分梳”——“整合”的历史变迁,对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运行、经济与文化体制变革均产生深刻的影响。分析和阐述国家与社会关系历史变迁的内在逻辑和实践经验,对于业已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未来发展趋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本位”立场,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将是全面深化改革中需要不断推进和落实的关键问题。

   关 键 词:国家与社会关系/新中国/统合模式/市场经济/协同治理/state-society relation/New China/integrated mode/market economy/cooperative governance

   标题注释: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视角下陕西农村有效治理模式及其经验研究”(批准号2018E001)和陕西省教育厅智库项目“西部乡村有效治理模式及其机理研究”(批准号18JT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论述由来已久,它一直渗透和隐含在人类关于理想政体的思考和探索之中。直到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关于自由和权力限制思想的发展,才使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显现出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不同定位,直接影响到权力的运行方式及其限度,因此,它始终是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西方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所造成的权力二元以及权利双生为民主、法治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基本样式”[1](P46),而作为嵌入社会的国家,它在塑造社会的同时被社会所持续塑造。“国家局部与社会局部之间的某些互动(或联系),能够并且确实有给双方带来更多权力的效应。”[2](P370)从发展的视角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对于重塑新型国家-社会关系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依次经历了一些重要的阶段:从社会秩序的恢复到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从社会主义改造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国从追求苏式现代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两极对峙格局下的封闭走向经济全球体系中的开放,从摆脱依附性的落后的民族独立国家走向世界大国。伴随着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国家与社会关系依次经历了“统合”——“分梳”——“整合”的逻辑变迁,对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运行、经济与文化体制变革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站起来”:民族国家初始建构的国家-社会“统合”逻辑

   传统中国是一个王权帝制国家。尽管也有过朝代更替后的休养生息和皇权不下县的乡绅治理,但总的来说,中国社会始终受到王权国家的严密控制,“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模式完全使宗法社会消融和镶嵌在强制性的秩序中。长达数千年的王权严重压制了社会的发育,阻断了民主的生长。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滥觞,封闭落后的农业大国遭受到外来列强的不断入侵和内部农民起义连绵的打击,严重动摇了清朝统治的根基。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民主共和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军阀长期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加剧了民族危亡,国民党独裁统治更是严厉限制和镇压了社会团体及其活动。正是在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性危机”关口,中国共产党担负起“救亡”和“建国”的双重历史使命,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于1949年10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自成立起就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巩固新生政权和发展经济社会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新生的人民政权需要迅速结束国民党腐朽统治和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和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等经济社会混乱状况,同时,需要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确保国家安全。另一方面,新中国需要迅速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体系,摆脱积贫积弱的现状。因此,要在较短的时间恢复和创立新秩序并开启现代化进程,实施赶超战略,国家需要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

   为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挥革命党时期的战时政治体制优势,“在强大的军事政权力量的支撑下,国家可以顺利地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动员和改造社会”[3](P245)。国家通过加强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巩固了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通过集体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新人”培育强化了国家整体意志。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既是中国革命的逻辑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既定目标。因此,社会主义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直接影响,是塑造新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外因。尽管1956年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明确提出要“以苏为戒”,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迫使中国不得不走向国家“统合”社会的模式,“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到组织都被纳入到党和国家的权力结构中”[4](P193)。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能迅速提高国家的动员能力和行政组织能力,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央集权的国家通过社会政治动员,成功实施和完成了土地革命、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总之,国家“统合”社会模式在极为严峻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下,打破了旧的社会秩序,废除了阶级对抗的社会结构,完成了社会的重组和整合,迅速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洲际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卫星等高科技领域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捍卫了国家主权,赢得了应有的国际地位。国家“统合”社会模式从根本上造就了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制度优势,“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初期建设获得成功的一大秘诀”[5]。

   但是,这种国家“统合”社会模式造成国家与社会之间力量关系的严重失衡。由于“国家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而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的限制”[6](P206),客观上形成了政府独大的单一治理结构。这种“通过国家经济职能的极度扩张、国家对社会公域的渗透和控制以及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4](P192-201)而确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国家政治严重挤压了社会生活空间,社会各系统均被纳入政府体系,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和行政化。社会自治领域逐渐丧失,社会自治被国家统治不断替代和同化,因而社会成员高度依赖具有行政功能的单位,社会组织结构日益呈现出规模狭小、结构类似、彼此不相联系的“蜂窝式状态”,社会缺乏相对独立性,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和稳定作用。政府不得不单独直接面对民众和社会问题,社会秩序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控制。当政府控制力削弱时,社会就会出现自发的混乱和无秩序趋向。政府治理风险日渐加大。另一方面,国家“统合”社会加剧了社会阶层固化。“身份制度”使得社会流动困难,社会结构趋向僵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造成官民沟通机制缺乏,民众的利益表达缺少必要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渠道,因而政策输出与利益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7]。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虽巩固了人民政权,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这一模式就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多次调整权力关系,但存在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随着简单的政治动员阶段的结束,国家“统合”社会的高度一体化结构开始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机制,社会群体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也引发一些社会阶层的不满。尽管从20世纪中期开始,国家运用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发动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运动来保证社会整合,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解决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相反,发展动力不足引发的民生危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变革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统合”模式成为必然。

  

   二、“富起来”:民族国家现代建构的国家-社会“分梳”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并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4]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随之,逐渐走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的双重分化,加剧了社会利益获取和分配的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为建立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

   市场经济无疑是解构国家与社会“统合”模式的“无形之手”。在历史上,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自由、平等、法治等原则及其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平等主体的自由交换为前提,通过法治的有效规制形成市场主体的契约精神来保证公平竞争,从而促使社会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和不同部门之间持续流动,加快资源在利润最大化追求中实现更有效的配置。正是以平等、自由和契约精神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实现了从传统的身份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的转变,或者说从传统特权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变。换言之,民主政治原则的确立、公民自由平等意识和奋斗精神的培育,都离不开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具有社会治理功能,市场是独立于国家的民间社会自治的基础。

   发展市场经济必然遇到与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的阻碍。既有的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由于存在大量的行政垄断与市场进入的审批,人们的经济自由与平等交换的权利仍然大打折扣。”[4](P189)由于缺乏法治条件和法治化保障,官僚自主性扩张使得政府的行政干预往往超越市场调节的界限,挤压市场自主的空间,市场一再被政府的行政干预所左右,权力渗透改变市场规律的正常运行,市场沦为滋生官商勾结谋利的温床。如何使市场规范并自主发育,真正形成自由平等人格基础上公正的契约交换关系,成为治理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重构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优化当代国家治理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改革开放是重构国家与社会“分梳”模式的直接推手。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衰微,原来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统合”模式逐渐发生改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和不断完善,公民诸多权利得到法的确认,社会的开放与自由度进一步加大。此前的“政治身份限制”被淡化,“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单位制度的约束”在不断加大的社会流动性中也慢慢松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和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下,在国家主导制度建构与公民积极行使权利的双重动力下,公民资格诸权利进入大发展的时期”。[9](P150)中国相继加入并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主动与国际接轨,相继对整个法律框架做出调整,“大量涉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发生变迁,使社会结构随之进一步分化,进而使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调整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网络深受影响,户籍制度对社会权利的束缚进一步减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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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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