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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

更新时间:2020-08-03 00:39:56
作者: 杨光斌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升级为世界政治研究是国际关系学转型的一个方向,但挑战是如何研究世界政治。我们熟悉的历史上或现时中的政治思潮是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或研究单元。世界政治形成于“文明冲突”中的欧洲,由此而形成的民族国家浪潮事实上是民族主义的原形,民族国家催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17-18世纪欧美的资本主义化以及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了最初的“世界政治”。到了19世纪,作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混合物的自由帝国主义思潮推动了世界体系的正式形成。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同时也催生了作为“反向运动”的民族民主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20世纪世界政治带有强烈的对抗性意识形态色彩,冷战事实上是标准的意识形态战争,后冷战的世界政治离不开意识形态政治,诞生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正在为世界政治变迁带来新气象。可见,政治思潮研究单元大体上回答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

  

   关 键 词:世界政治变迁;政治思潮;研究单元;资本主义;“反向运动”

  

   作者简介: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视野看,只有某种力量(行动单元)把地球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并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结构,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者说才有“世界政治”之说。人类一直有弄清楚地球另一面的愿望,但力有不逮。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过不了印度恒河,中国唐帝国过不了帕米尔高原。直到蒙古帝国征战到欧洲以及随后的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才逐渐被联系起来。此时,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技术和贸易作为“联系”的力量。这只是世界形成的初级阶段。

  

   真正把世界联系起来并形成“世界政治”,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某种政治思潮——由意识形态(包括宗教)理念驱动而形成的一种趋势性的政治现象。因为一旦技术和贸易把不同的人群推挤在一起,人的需求就不会停留在贸易层面,就会存在对宇宙、国家、人生、生活方式等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势必发生观念上的冲突。世界政治和国内政治一样,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就成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虽然文化推动的“世界政体”之说有些夸张,认为自由、权利、主权、进步等要素所构成的“世界文化”影响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制度,①但作为文化权力的政治思潮的传播与影响确实让地球上的各个国家有了不容否认的“共同价值”。②因此,离开政治思潮,就很难理解世界政治。离开政治思潮,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国际关系。作为世界政治组成部分的政治思潮直接影响着国家间关系,比如,国家之间因意识形态而结盟,因意识形态而敌对。所以,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关系,离不开作为“联系”或“整合”变量的政治思潮。可以把政治思潮视为研究世界政治的一种研究单元。而寻求新的研究单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因为对政治思潮的关照而更加深刻,比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范式”虽然与本文的政治思潮研究路径有着重大区别,但不无关联。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虽然已经不再引人关注,但确实曾经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界绕不开的作品,福山的重点也是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因素。④在学科意义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学派至少有两个专门以政治思潮(观念或者意识形态)为研究单元。建构主义的核心是民族主义问题,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二者都是以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建构意识形态权力。其实,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一书中也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研究冷战的起源。⑤我们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研究的时候,反而是本着价值中立、价值去除的想象去对待这些以政治思潮为底色的理论,把这些学派都当成了学术乃至科学。我们深深地误解了西方社会科学。笔者认为,反而是西方社会科学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世界政治说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质和精神两大诉求,精神层面的诉求有时甚至大于物质层面,因此以精神为本体论或研究单元的社会科学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笔者一直认为,无视或者忽视作为政治思潮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

  

   总之,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离不开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在学科意义上,世界政治学不仅仅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体化,背后还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潮。产生于西方的政治思潮主要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融合则形成自由帝国主义以及政策上的殖民主义。保守主义虽然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但其政策影响主要在国内而非世界政治,形成不了影响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且国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对外很可能是自由帝国主义者,即使小布什时期的新保守主义也不过是事实性自由帝国主义,因此本文并不涉及世界政治中的保守主义问题。

  

   另外,本文把各种形态的政治思潮视为一种常识性变量,假设各种政治思潮的起源、主旨乃至推动政治思潮的主体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已知知识,目的是以已知的政治思潮为线索寻找认知世界政治变迁的新路径。当然,影响世界政治变迁这种大历史的因素是如此之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一种整全性学说能解释世界大历史上的所有现象和所有问题。换句话说,任何理论或者研究单元在大历史面前都有某种无力感;即使就政治思潮这一研究单元而言,本文也只能选择性地论及特定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潮而无力顾及各种意识形态“暗流”,也不能替代地缘政治、科学技术等分析变量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但是,如果一种研究路径或者研究单元确实能对特定研究对象有新的启发性,这种研究单元的目的就实现了。

  

   本文首先考察世界政治起源中政治思潮的作用以及不同的政治思潮对于世界政治变迁的影响,最后力图总结出世界政治变迁的意识形态权力原理。

  

   二、世界政治形成中的政治思潮

  

   世界政治既是一种进程性或历时性结构,也是一种结果性或静态结构。就起源意义上讲,世界政治是一种结果性结构。作为一种结果性结构,世界政治显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前世界”演化的一种结果。

  

   “前世界”即公元1500年之前是什么样子呢?在“前世界”中,虽然有海陆两条商路将东西方连接起来,这种联系毕竟不是常态化尤其不是制度化的,是一种多中心主义的自然分布状态。在东方,有以儒家文明为中心的东亚体系,还有以印度文明为中心的南亚体系;在东西方交界的中东,则是伊斯兰文明;在西方的欧洲,是基督教文明和东正教文明的神权体系。在四个中心中,只有儒家文明是世俗化的,如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现代性——祛魅的世俗化;其他几个文明尤其是比邻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高度信奉一神教。

  

   作为结果性结构的世界政治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的兴起”和世俗文明的东方的衰落,因此世界政治必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价值关怀,而非世俗化价值的世界政治。如果是儒家文明赢得了世界,世界政治的性质则会完全不一样,至少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发生那么多战争。

  

   历史不能假设。一神教就是“真理”的一元性和不妥协性,因此在“前世界”的中世纪(公元11-13世纪),“文明的冲突”不断发生,发生了不下十次“十字军东征”。所以说,亨廷顿说的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在21世纪的冲突事实上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这就是历史制度主义讲的连续性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乃至路径锁定。

  

   “文明的冲突”不但发生在宗教体系之间,宗教内部的“文明的冲突”甚至更加惨烈。在16世纪中叶新教改革即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之后,先是在法国的南北之间发生了30年宗教战争,后来便是欧洲范围内以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兰)为主战场的30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这场战争的起因有宗教的,更有领主之间的现实利益之争。但是,如果为了领主的利益而战,兵源就是问题;以上帝的名义而战,“战士”的来源就源源不断。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这样描述道:“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为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于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⑥为什么不能用妥协去解决利益之争?这是由教义本身的不妥协性所决定的。“天主教会宁愿通过武力失去一切,也不愿意自动或通过法律途径把一小点利益让给对方……而放弃一种权益,承认新教徒获得的要求,会动摇天主教会的整个基础。在宗教合约中天主教会牢牢恪守这一原则。”⑦

  

   战争的原因或者名义是宗教的,战争的结果是世俗化的,这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或者国际关系原则。所谓国际关系原则,就是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所谓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就是确定了明确的国家领土边界。此前,人们生活在宗教世界,人们的观念首先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到中世纪后期,人们有了地区认同感,认同自己是德意兰人、法兰西人等;1648年之后,欧洲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慢慢地明确起来,称自己为法国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

  

   但是,这种长时段中发生的巨变并不意味着代表传统的宗教作用的消失。具有很强宗教色彩的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806年才被拿破仑消灭,英国直到1820年才实现宗教和解。这就是说,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宗教一直在直接地影响着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政治。也可以这样说,世界政治脱胎于宗教世界母体,成长于式微的宗教世界,制度变迁的连续性决定了现代世界政治烙上深深的宗教印记。

  

   如果说三十年战争是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其后的一个世纪即整个18世纪则是世界政治的形成时期,因此本文把17世纪和18世纪视为世界政治的起源和形成时期。

  

   作为政治思潮斗争的宗教战争催生了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世界政治,生存于特定疆域的人群逐渐形成“民族”意识,法国大革命催生了德国知识界的“狂飙运动”并进一步唤醒了德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事实上是一族一国或以民族为单元的政治共同体,民族国家成了民族主义的温床。以后一百年,欧洲“国家兴起”的浪潮诱发了一系列国家间战争,诸如三次英荷战争、法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荷法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以及全欧性的“七年战争”。战争是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战争也直接制造了国家。

  

到此时为止,战争制造的都是以加强主权为目的的国家。主权思想在欧陆是“君权神授”,在英国则是革命之后的“议会主权”,虽然事实性议会主权直到“光荣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才真正到来。在议会主权的英国,因为资产阶级的顺利成长,诞生了各种为个人权利、社会权利辩护的自然权利学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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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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