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政治学亟须转型升级为世界政治学。不同于聚焦于现状性结构的国际政治学，世界政治学追问的是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由此而塑造的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是一种兼具过程性结构和现状性结构的研究。技术、资本和政治思潮将国别、地区联结起来而构成世界政治，但引起国内外政治同频共振的变量还是政治思潮，因而政治思潮是理解世界政治的一种最重要的研究单元。发端于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为建构世界政治史和研究世界政治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世界政治学；政治思潮；研究单元；历史政治学

　　 在“世界政治学”这个学科性概念出来之前，世界政治泛指中国之外的全球性、地区性和国家性的政治现象，是国际关系的另一种习惯性说法，意指国内外政治联系的密切性。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国家之间的现状性结构或结果性结构，少有研究过程性结构或历时性结构；另外，支配性大国之间关系显然并不局限于两国之间，必然是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的政治。因此，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需要转型与升级。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有这样的呼吁，王缉思早就主张将“世界政治”学科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并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定位为“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提出“天下体系”的赵汀阳在2009年就指出，基于民族国家概念的国际关系学根本无法面对“天下”，主张以“世界政治学”取代国际关系学，世界政治是天下体系的研究单位。在国外，超出国际关系学的世界政治研究早已经事实性存在，比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序言中就指出，该书是在建构一种“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用于理解世界秩序的“文明范式”。

　　 如何推进世界政治研究？笔者主张世界政治研究是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种综合式研究，进而探讨了世界政治研究的范式问题，指出世界政治是一个层次性概念，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研究单元。笔者还专门以政治思潮为研究单元，考察了世界政治的变迁历程。由此，中国的世界政治学研究奠定了一个基本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要探讨的是：如何定义世界政治学？世界政治学的研究单元（或者研究主题）为什么是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学的研究路径是什么？

　　 一、世界政治学的学科内涵

　　 给一门学科下定义有很大难度，因为一个概念化定义很难准确地概括一门学科的内涵，因此任何学科性定义都具有争议性。尽管如此，概念或定义具有简明化、可理解的优势，有助于加强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即有助于推进学科建设，为此笔者还是力图给世界政治学一个具有学科定位性质的定义。

　　 首先，需要明确“世界政治”或者“全球政治”是个一体化的结构性概念，是某种政治力量或者行动单元将国家政治、地区政治与世界联结起来，形成一体化的结构性的世界政治，从而实现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同频共振。就此而言，世界政治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大国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研究。国际关系主要聚焦于双边关系，其中尤其以国家利益为关切，因此国际关系的变化并不一定诱发世界政治的变革，虽然世界上最重要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会影响到世界政治的走向。

　　 其次，世界政治是一个历时性的经验性概念。在工业革命之前，无所谓世界政治，只有国家政治和地区政治之说，比如儒家文明的东亚秩序、印度主导的南亚秩序、基督教文明的欧洲秩序和伊斯兰文明的中东秩序，那时只有地区秩序而无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也是世界政治的另一种表述。“世界秩序”本身就意味它是一个结构性的或者超级单元性质的概念。同时，既然是一个历时性的经验性概念，世界政治研究其实主要集中于工业革命以来300年、充其量是人类大航海以来500年的全球史。

　　 再次，研究单元的重要性。全球史或者新世界史对于理解世界政治至关重要，但世界政治无所不包，研究者应该如何把握世界政治的演进？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寻找不同事物的演化路线图，它是一种去国家化的研究路径。我们可以不接受这种研究方式，但其寻找研究单元的方式则为我们认识世界政治提供了启示，比如全球环境的演进、某种物件（比如玉米、胡椒）传播的全球化。寻找恰切的研究单元，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进展。

　　 这样，我们给世界政治学一个结构性的、经验性的、具有明确研究单元的概念：政治思潮诱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政治思潮属于政治理论的范畴，国内制度变迁属于比较政治学的范畴并聚焦于制度分析，大国关系和世界秩序属于国际政治学的范畴并聚焦于大国关系，因此世界政治学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种综合式集成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是一种结果性结构或者现状性结构，而政治思潮和国内制度变迁则是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性结构研究的对象。

　　 在这个概念中，似乎有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即政治思潮从哪里来？物质财富刺激了政治思潮，但物质财富本身并不直接刺激制度变迁，因此不是一个好的研究单元；物质财富又从哪里来？因此，很难把物质财富作为世界政治学的一种研究单元。

　　 世界政治学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与升级，因为它不但添加了过程性结构的因素，而且把过程性结构研究视为理解现状性结构的前提。这无疑加深了研究的难度。但追求历史真相或者现实真相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简单性方法不管用。那些给人类认识自己所处社会结构有着重大启示的研究，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研究、亨廷顿的世界秩序研究，无不从研究过程性结构开始而描绘现状性结构。相反，那些聚焦于现状性结构的研究，无论是比较政治学的民主转型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虽然都曾流行一时但因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实证性（the becoming）而非科学主义的实存性（the being）而昙花一现。

　　 在时间性的维度上，我们看看这个概念的解释性。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一种世界政治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思潮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并因此改变了东亚秩序、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乃至世界秩序；同样，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制度变迁并因此重塑了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并改变了世界秩序。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世界政治史。往远的说，自由帝国主义塑造了1700—1900年的世界秩序，其内在历史逻辑是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根本性地改变了欧美的国内秩序，基于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改变了全世界，从而形成了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进入20世纪，世界政治出现了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或使得发展中地区得到“民族解放”，从而解构了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并使得世界政治呈现对峙状态即“冷战”。“冷战”是典型的意识形态战争，我们熟悉的国际社会科学就是冷战的产物，作为“宣传战”的社会科学比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催生了“圣彼得堡帮”，也在思想上改变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上层，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从而形成美国独霸的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但是，多元主义文化催生的身份政治或者认同政治正在让美国面临“国民性危机”，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

　　 我们为什么要倡导世界政治学？世界政治学不但具有学科革命的意义，对于中国人而言，世界政治学的意义既是政治的，也是思想的。在政治上，让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中国依然处于自由帝国主义的世界秩序之中，如果中国不走自己的政治道路，就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命运一样，中国充其量是另一个大号的发展中国家而已；而具有超级规模的中国走了自己的道路以及由此崛起，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构成挑战，就与既有的世界体系形成紧张关系，这是我们理解目前中美关系的深层根源。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的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显然不能解释具有世界秩序意义的中美关系。在思想上或者学术上，世界政治学告诉我们，世界秩序的维护不但依靠经济再生产，还依靠文化再生产，当代国际社会科学就是这种体系性结构的产物。19世纪最后20年和20世纪上半叶，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最终作为学科建制出现在西方各大学，但是这些学科知识95%都是在5个国家——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进行的，而且这些社会科学也主要是研究这5个国家。这5个国家提供了学科建制模型和研究范式，由此而建构了“世界镜像”，虽然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逐渐形成，但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依然是外源性的，依然在既定的知识体系中打转转。

　　 世界政治学旨在认识“实存的世界”，而其研究单元将有助于揭示我们所处于其中的并时刻约束着我们思维和行为的那个世界政治结构。

　　 二、世界政治的研究单元：政治思潮

　　 寻找适当的研究单元，是能否认识或者接近认识事物对象的关键。而什么是世界政治的好的研究单元，取决于我们对于世界政治形成过程的认识。我们看到，在时间性上，有三种力量最终将国家政治、地区政治联结成结构性网络的世界政治，它们依次是：技术、资本和政治思潮。

　　 首先是技术的力量，比如航海技术曾经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航海只是把人类松散地联结起来，而互联网把人类真正构成一个密不可分的网络化社会。技术改变世界，与航海技术密切相关的枪炮也很重要。但是，技术可能制造世界霸权和不平等，但并不必然改变各国政治的面貌，与世界政治的变迁存在复杂的、但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说到底，技术是一种工具，工具本身不会具有能动性，有能动性的还是人。正因如此，世界史上常见的现象是，曾经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并不必然将这些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它也并不必然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世界近代史上，驱动技术开拓世界的有资本的力量，因此技术所到之处，资本总是形影不离，而且资本总是运用枪炮技术进一步改变世界，这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一般轨迹。因此，资本或者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资本主义，就是理解世界政治变迁的一个绝对少不了的研究主题或者研究单元。这一工作已经由沃勒斯坦完成，其四卷本《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以资本为研究单元而系统地论证了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形成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相匹配？历史与现实表明，政治与经济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古希腊和古罗马在经济制度上是奴隶制，在政治制度上有民主制和共和制;美国建立的是共和制，但从最初的奴隶制演变为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的复杂性关系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作用程度的前提。

　　 资本主义改变了世界或世界政治，但资本主义并不是无源之水。沃勒斯坦深入地考察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国内政治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般的资本主义研究所不能及之处。在笔者看来，即使一国有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生产方式，但并不必然能够改变一国的社会结构，虽然可能对社会结构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20世纪世界史给我们的启示，比如大多数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在政治上独立了，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社会结构依旧，比如度的种姓制度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封建性质的土地世袭制度，从而根本性地制约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约束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运行。

由此给予我们进一步的启示是，资本的表现形式有投资和贸易，对一个国家的投资和贸易能够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吗？这大概是一个理论假设，投资—贸易改变政治体制，美国对华的“接触中改变”战略就是基于这种理论逻辑。特朗普政府已经宣告这种战略的失败，基于这种逻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无疑也应该反思研究假设的出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