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体现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性的人民民主，在世界政治中彰显了其强大的治理能力的优势。但是，人民民主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既有因话语权缺失而承受的国际思潮的压力，更有来自内部的党性、官僚主义、社会结构、民主形式不足等制度性挑战。所以，维护人民民主的根本之道首先还是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抓住“关键少数”的环节，在结构性改革中去除那些危害民生的制度安排，在完善民主形式中坚持党的领导，并基于中国政治发展而建构自主性民主话语权。
关 键 词：人民民主/话语权/党性与人民性/官僚主义/利益集团 people's democracy/discourse power/the Party spirit and people's character/bureaucracy/interest group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以建设‘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研究”(15ZDC003)。
严格说来，能够称得上民主政体类型的只有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民民主。在自由主义民主那里，自由主义是民主之锚，就是说民主是实现自由主义的财产权和个人权利的机制，其实现机制是代议制。在人民民主这里，人民是民主之锚，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民不过是原子化个体，毫无力量可言，因此，实现人民民主的关键是能够代表人民性的政党，其实现机制是民主集中制。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是人民民主能够得以保证的关键所在。
在民主史上，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100年，以人民民主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政治中占有绝对道德高地的优势，自由民主处于守势，因此，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举全国政治学之力论证美国的民主性。到20世纪80年代，在理论上完成建构的自由主义民主开始转守为攻，并通过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肢解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人民民主一度处于守势，只有以中国为代表的几个国家在坚守着人民民主。坚守到21世纪，实行人民民主道路的中国模式被福山视为西方模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的唯一可能的替代性模式。在既定的世界政治体系下，按理说支撑世界政治体系的自由主义民主应该一路凯旋，但为什么普遍性地以“无效民主”的面目出现？自由主义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比较政治发展，彰显了人民民主的优势，所以中国必须坚守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道路和国体。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盲目乐观，要有忧患意识，必须认识到人民民主所面临的挑战，认真思考应对之道，以稳步地迈向第二个百年。
一、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
自信和自卑都来自比较。中国人过去的自卑情节，很多时候是因为观察中国政治的视角有问题，流行的是“观念的中国”。问题是观念从何而来？改革开放40年了，过去一直是对西方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拿来主义”的，我们理解世界的观念乃至尺度主要来自西方的以自由主义民主的话语体系。以西方的尺度来观察中国，中国似乎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中国走到今天，对外开放还要打开第二扇门，看看西方之外的世界，那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什么样的，比如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还有亚洲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不仅如此，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是从历史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其现代化进程是什么样的？也是伴随着治理危机，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从纵向的大历史到横向的大空间，我们称之为“大十字思维”，这一思维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观念的世界，看到真正的历史与现实，从而在比较历史与世界政治的视野下观察中国，得出可能完全不一样的结论。这就是复杂性理论告诉我们的，观察问题的层次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得不说的是，中国人不擅长理论建构，我们用于观察问题的理论都是人家的，但中国人不逊于历史研究，至少我们应该发掘新的历史知识乃至现实经验以丰富我们的视野，而不应仅仅停留在“拿来主义”的理论上。何况，以理论对照政治现实，任何政治都需要被批判。
比较“发现”中国。比较研究首先需确定的是可比性问题，这里既有国家规模问题，也有国家建设的历史阶段问题。全世界人口过亿的国家只有12个。其中有工业化的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它们的发展历史大家都知道，其中掠夺对其发达很重要，比如日本通过《马关条约》掠夺了中国2.3万亿两白银，比其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多，日本从此成为强国。其余9个国家是：亚洲的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非洲的尼日利亚，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了什么呢？1：8，即只有1个人民民主制度即中国，其余8个全是西式民主即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这8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如何呢？它们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吗？好坏一目了然。美国一些经济学著名学者按照制度主义的套路，提出所谓兼容性制度与榨取型制度是国家兴衰的根源的论断，宣称贫穷国家要想富裕，只能先政治转型即走向自由民主，并以非洲的博茨瓦纳为典型，还大赞转型后的巴西。巴西今天怎么样了？政治恶斗不止，无罪的罗塞夫总统居然被弹劾，有犯罪嫌疑的议长还稳坐钓鱼台。博茨瓦纳又是一个什么“新星”？人口200万，高度的同质化人口即茨瓦纳族；有竞争性选举，但行政体制上则是中央集权制的；人均GDP不足7000美元。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居然被“国际社会”处处当做典型宣传。
人们需要有尊严的生活，我们提一个法治的指标来检验。根据世界正义工程2011年的报告，每十万人中的杀人犯数量，尼日利亚、巴西和墨西哥是23～25个左右，俄罗斯是9个，美国3.7个，印度是3个，中国是1个。要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所谓的宪法法院。但其作用到底是什么？很多国家的宪法法院就是政治工具，乃至政治动荡的根源，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宪法法院。泰国宪法法院居然判决爱泰党总理或因上电视秀厨艺违宪，或因组阁违宪。总理没有组阁权吗？
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知识界严重地被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所侵扰。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滞后性，很多人把碎片化知识乃至虚假的知识当做信仰，并把碎片化知识道德化，以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根据我们的民主理论研究，流行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的基础”就是一种虚假知识，固然有托克维尔笔下的好公民社会，还有普特南笔下的好公民社会(北部意大利)与坏公民社会(南部意大利)，但现实中有的公民组织如埃及的穆兄会上台之后则大搞专制，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都产生于发达的公民组织基础之上。所以，谈公民社会这样的“常识”，需要建立在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知识之上。很多转型国家党争产生的政府连治理的功能都没有，别说合法性，连道德性都没有，因为治理是政府的职业道德，不能治理的政府是无道德的。类似的虚假知识还很多，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新常识”，而不能把虚假的知识当做常识。
“历史终结论”[1]的发明者福山有这样的假设：50年之后，是中国更像美国还是美国更像中国？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中国变成了美国，即人民民主变成了自由主义民主，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更是中国人民的失败，世界政治就是这么残酷。第一，二战之后的那么多新兴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因搞了自由主义民主而跻身发达国家序列；第二，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的国家，成功者寥寥无几，大多数或者“民主回潮”如俄罗斯、埃及等，或者国家分裂如前苏联、南斯拉夫、乌克兰等，或者长期无效治理如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南亚次大陆国家和南美国家；第三，即使是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民主之党争民主导致的“否决型政体”也使得政府难以施政，有的发达国家甚至出现“逆发展”，比如阿根廷和希腊。自由主义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效，根本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都有殖民地历史，国家碎片化而组织不起来，党争民主加剧了国家碎片化，根本谈不上以国家组织力量去发展。
所以，比较研究的“反事实法”(即中国实行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民主)也论证了人民民主的发展优势。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靠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最有效的制度安排，避免了很多西式民主国家的无效民主现象。习近平用6个“切实防止”[2]保证了民主的有效治理：切实防止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对发展理论的一种重大贡献。过去的发展理论只讲“好制度”“好政策”，而不讲有了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依然发展不起来。其关键就是缺少发展能力。而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则具有将制度、政策转换为现实的一种制度能力。所以，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主席自信地谈到发展能力理论，“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3]，这无疑是中国经验的世界性意义。
二、人民民主面临的挑战
比较产生自信，但是中国人没有理由盲目自信，必须看到人民民主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第一，人民民主是一种制度、道路，也是一种思想和思潮，因此，作为政治思想的人民民主必然受到国际政治思潮的影响乃至冲击。第二，人民民主的主体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没有共产党组织起来的“人民”称不上整体性人民，是一盘散沙的原子化个人。因此，人民民主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党性保持得如何，党性代表了人民性。第三，作为第一政治主体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为由公民个体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性质的组织，因此，公民权利的实现程度，就决定了人民民主的充分性。第四，与此相关，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使得“人民”处于不同的结构或社会等级之中，顺其自然的市场化必然冲击着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民”的权益。第五，长链条的行政体制必然是官僚化的或官僚主义的，这样的政府有脱离民众的危险。这样，人民民主至少面临着国际思潮、党性、社会结构、官僚制以及民主政治建设本身的“五大挑战”。仅“五大挑战”就需要以专门的著作加以论述，这里只能做一最简单的阐述。
(一)国际思潮与人民民主
在既定的世界政治体系下，流行的或者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包装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其核心就是“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中国社会科学的拿来主义过程也决定了，有很多中国人、包括精英阶层，把自由主义民主当做“普世价值”加以追求或者看待。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金融风险、环境污染、外来渗透等，而是来自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导致的不自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其治理无疑要比可比的印度、墨西哥等国好很多，但一些精英分子却认为中国错了，因为他们习惯于以西方的理论和政治标准来衡量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人开始质疑中国的人民民主模式。他们认为人民民主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的利益多元化也需要引进西方自由民主的多党竞争机制，打破人民民主一党执政的权威垄断性。这种观念背后秉承着两种思路。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利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有进行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保证中国实施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使看不见的手真正发挥作用最终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作经济自由主义，它本质上并不关心中国是否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否定实质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否定，是对国家干预经济的否定，是完全代表改革开放后新崛起的资本权贵的一种观点。另一种思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他们对人民民主的否定是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度是比人民民主更加真实的民主制度，他们在多党制和民主制之间画划了等号；他们认为他们质疑人民民主模式是为了在中国推动民主，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在中国实现政治自由，他们并不关心实现多党竞争制度之后中国是否还能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作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广大社会阶层尤其是知识阶层中具有广泛的影响。这两种思路一种将资本的经济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一种将某种政治理念的实施置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之上，都假设如果采纳另一种模式中国会发展得更好，而无视中国正是在人民民主这一政治制度之下取得了社会经济双重发展这一举世瞩目成就的事实。
(二)党性与人民民主
别说中国共产党不能变成美国式的多元主义政党，就是变成派别林立的国民党，那也将是中国共产党的失败和人民民主的劫数。人民民主的生命力来自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性，来自共产党的代表性。和任何组织一样，政党组织也需要能量补充过程，否则就会呈衰竭之势。尤其是在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中执政时，对于一个已经有近9000万党员的政党组织而言，如何“不忘初心”并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乃至组织性、纪律性，是自然而然的挑战。
对于一党执政的政党，团结性决定了政党命运，苏联共产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引发了党内分裂，政治局委员叶利钦独立竞选俄罗斯共和国总统，开启了苏联共产党失败的大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于派系斗争，在台湾也失败于党内分裂，先是从国民党内分裂出来的“新党”，接着是宋楚瑜的“亲民党”，结果在2000年选举中国民党败于民进党。党内派系斗争，一直伴随着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内团结一直是一大法宝，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动摇了党内民主生活，之后的“文革”使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状态，严重地削弱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改革开放之后10年，党的团结又遭遇挑战，那就是1989年***。之后，长达20年的党内政治团结是这一时期改革突飞猛进的根本保证。但是，***事件，***、***两个军委副主席事件，***事件，***事件，近百名将军腐败案，等等，都标志着党内团结受到严峻挑战。对此，习近平这样直率地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如果有了自己的私利，那就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党内不能存在形形色色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能存在党内同党外相互勾结、权钱交易的政治利益集团。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就是要防范和清除这种非法利益关系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恢复党的良好政治生态，而这项工作做得越早、越坚决、越彻底就越好。”[4]这些利益集团的存在，表面上看是败坏了政治生态，根本上是社会结构利益集团化，其对社会公正和人民主体地位侵害的程度，决不能低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联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教训就是特权阶层的利益集团化，这个阶层是后来改革的根本阻力，戈尔巴乔夫试图从根本上清除这个“制度性障碍”，但因改革战略上犯了颠覆性错误，导致全军覆没。
(三)官僚主义与人民民主
哪怕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也不可能消灭官僚主义。由科层制而产生的官僚主义是政治学上的老问题。马克思、列宁划分阶级的原则是按生产资料占有即所有制为基础，在承认这一基础的同时，马克斯·韦伯又提出了“地位集团”概念作为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补充。所谓“地位集团”就是由特殊才干、技能而进入支配阶层的团体，比如中世纪时期的教士、各个时代的军人。阶级概念在不断发展着。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提出了废除官僚专制的不断革命理论，这显然是对当时苏联体制的一种巨大挑战。在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在20世纪50年代初出版了《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5]一书，把苏联的特权阶层称为“新阶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批判这本书，但是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进行批判。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6]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到等级化的科层制所形成的“官僚阶级”的可能性。新中国成立几年后，出于对等级化科层制的不满，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创立了试图摆脱科学主义专家治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就是建立各种直接对毛泽东负责的党的领导小组制度。但是，有了领导小组制度也不能没有国务院行政体制。
从中央到地方，行政体制由中央政府(包括国家部委)、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和乡政府构成，如此长的政治链条，必然出现传统上所说的“条块关系”。“条”是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块”是地方政府间关系。这样，既可能形成“条”之间的张力和竞争关系，更可能形成“块”之间的张力尤其是竞争关系。在这种体制下，GDP主义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很多决策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侵害到人民的利益。
虽然官僚主义是一个古老问题，但是在政府依然控制最大资源如土地和项目审批权，同时又处于市场经济的时代，就更容易形成权力寻租和“官商同盟”，这是对人民利益的直接侵害。从报道出来的腐败案来看，各级、各种规模的腐败大多产生于行政审批和工程项目，大到刘志军这样的高铁案、小到一个县的腐败案，莫不如此。由此，才出现了审批权越多越大、寻租概率越高的政治生态，从而导致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和价格司几乎全军覆没的惨剧。
发改委“惨案”只有一个原因，政府职能与市场经济严重不对称，政府依靠其法定职权垄断太多的资源。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总病根”是邓小平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集中在书记这个一把手手中，那么改革开放40年后的中国的“总病根”则是市场化积聚的庞大资源又被国家所垄断，即政府资源垄断，否则很难想象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如过江之鲫争当人民的“仆人”。为此，我们必须，而且最好就政府资源垄断问题寻求解决之道。目前，政府职能依然具有计划经济特征，其恶果便是利用公权力设置进入市场的门槛并“寻租”，大大增加市场的交易费用。因此，必须从源头上截断权力。
掌握着巨大资源的行政管理部门，更是助长了官僚制固有的习惯于干大事的特征。官僚制力大无比，而其制度特性为绩效制。怎么出绩效？绩效的标准是什么？在经济建设时期就是唯GDP主义，结果各个部门竞相制定年度计划、五年计划乃至十年规划。众多部门的计划谁去执行？无疑又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可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无效工程乃至劳民伤财的工程由此而来。
习惯于做大事的官僚制，尤其是唯GDP主义的部门主义，自然不愿意去做事关百姓生活的“琐事”，甚至会为了绩效而不顾民生，群众路线形同虚设。比如，世界上最多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在中国，中国不但在省与省之间收费，就是一个城市，比如北京市，就设了若干收费站，人为地把一个整体性的“地区经济体”割裂开来，更别说整体性的“国家经济体”了。这就是中国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而代价则由百姓承担。
(四)社会结构与人民民主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就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由此也发生了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和政治观念的深刻变化。市场经济趋向的改革，必然带来利益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形成历史上理论上都讨论的而又难以避免的“强势”“弱势”结构问题。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必然造就各国都有的以资本力量来讲政治的阶层，相应地也造就了一个无权无势的“沉默的大多数”阶层。这些年来，社会弱势群体心态的变化可以通过瞻仰毛主席故居的人数得到观察。2001年到韶山毛主席故居参观的人数是100万，2007年320万，2009年450万，2010年870万，2011年1000万。这些数字的变化其实是政治心理的写照，毛泽东是平等主义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寄托，因此在民间社会把毛泽东像当做“神像”来祭祀。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资本力量集团，他们已经能呼风唤雨，影响着社会走向，比如“淘宝”所引导的消费主义。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当资本集团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要在政治上发声或者寻求政治代理人，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从资本力量到资本权力的转化机制之一就是选举政治，国外是这样，国内也是如此。
从湖南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到四川南充党委会贿选案，再到史无前例的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都是经济权力直接控制政治权力的苗头。
特别值得研究的是辽宁系列贿选案。辽宁系列贿选案共有三起贿选案曝光，分别是2011年10月辽宁省委常委选举贿选案、2013年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选举贿选案和2013年辽宁省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贿选案，尤其是后者牵涉广泛，引起中央震怒。2013年1月27日，第十二届辽宁省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一共选出102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45名全国人大代表为通过拉票贿选违法当选，而当日投票的619名十二届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的受贿人数多达520人，金额也十分惊人。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依法确认45名拉票贿选的辽宁全国人大代表当选无效，认为“辽宁拉票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第一起发生在省级层面、严重违反党纪国法、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换届纪律、严重破坏党内选举制度和人大选举制度的重大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触目惊心”[7]“搞拉票贿选，是对我国人民民主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然挑战”[7]。
结果的分析更值得深思。辽宁全国人大代表共102人，其中45人都是贿选上来的，而且这45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国企老总或者民企老板。
本研究已经指出，国家权力由政治权力(在中国就是党的领导)、资本权力和社会权力构成，西方政治学理论把资本权力打包处理，包装在社会权力之中，与政治权力相抗衡。其实，资本权力哪能等同于一般民众的社会权力？马云的权力是资本权力而非社会权力，上述行贿当选的“代表”代表的正是资本权力。资本权力很容易和政治权力形成同盟关系，正如很多国家的情形所展现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代表人民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将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政治权力都会变成资本权力的傀儡。中国发生的故事警醒我们，当部分人在鼓吹去政党化的政治自由时，是在为自己的利益鼓吹还是在为资本权力说话。
(五)民主不足与人民民主
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既有民主不足又有集中不够的问题。在民主政治时代，公民形成了“自我表达型价值观”，即表达各种权利的愿望很强烈，并容易付诸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并不必然导致好民主和良政，很多时候甚至是坏民主和劣政。即便如此，还是阻挡不了人们政治参与热情的高涨。执政者治理得再好，百姓还是要自主地表达利益诉求，比如新加坡的情况。比较而言，中国不具备民主政治的同质性条件：影响国家安全统一稳定的有“台独”“港独”“疆独”“藏独”势力；意识形态上左右对立严重；社会结构上城乡二元化，严重不平等。在这种异质性的国情里搞竞争性选举，结果是可以预见的。
三、维护人民民主的根本之道
人民民主面临国际思潮、官僚主义、社会结构、民主形式不足以及党自身建设问题等诸多挑战，但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要从党的建设上着手。在中国政治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首先是党的强身健体问题。制度建设应该是一体化的，党政不能分割，在行政体制上真正体现“供给侧改革”中的结构性改革，改革掉那些侵害民生利益的制度性设置。对此，在发挥党的人民性作用的同时，人民也要通过相应的民主形式去表达诉求，给官僚主义施加压力。这些是“硬权力”即制度建设方面；另一方面是“软权力”的提升，话语权建设。
在“硬权力”建制上，首先是党建问题。我们党在2015年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从严治党中，不仅要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还要有向党中央的看齐意识，守政治规矩、讲政治纪律、有政治立场和政治定力，以修复被破坏的政治生态。
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关键少数”。“关键少数”体现在很多岗位上，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能够“上—下联动”的少数。“上”是上层的团结，“下”是直接联系百姓的2000多个县委书记。如果上有团结的领导层，下有接地气即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盘就不会出问题，不会被动摇。需要认识到的是，县级政府已经非常科层化了，焦裕禄这样的直接深入乡村、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县委书记已经很少了。这是时代的产物。首先，县政府管理了若干“衙门”，包括公安局、司法局、教育局等十几个“科级”“局”，它们每天都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工作以求“指示”。其次，县委县政府下辖若干乡镇，在中东部，县域人口规模大到200万，相当于一个小国人口，小的也有几十万。在这种规模和结构下，如何让县委书记和民众打成一片，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应该有专门的县委书记工作守则，规定县委书记每周有几天和百姓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确保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切实发挥作用。
其次，结构性改革。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政治生态修复了，良性了，党在国家权力中的中枢地位决定了，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尽管还是难以完全避免，但危害程度会大大降低，资本权力也不至于如此肆无忌惮地冲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单靠从严治党就能解决所有的威胁人民民主的体制性问题，行政体制的改革还任重道远，依然是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供给侧改革”中对体制本身以及其占有的国家资源都应该做“减法”，在保障政府发挥合理作用时保障市场在分配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直接占有的“审批权”少了，寻租的权力就少了；“官商同盟”少了，其乱作为而危害民众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第三，与党建攸关的民主政治建设。为了避免坏民主和劣政的出现，必须创新民主政治的形式。在这个方面，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全方位、各个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这是一个好的设计，也可以作为一种替代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形式。但是，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弹性的、实行起来比选举民主更难的民主形式。更应该看到，在所有的改革规划中，建立协商民主制度是最困难的领域。即便如此，为了避免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带来的劣政，执政者也必须下大功夫建设协商民主制度，以有效地将社会需求和社会参与纳入决策过程之中。
在建设民主政治、完善民主形式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须臾不可或缺。一定要认识到，价值上“善”的民主在实践上会以多种形式呈现出来，甚至可能表现为恶政。很多国家的民主政治告诫我们，民主形式越发达，政府越是难以施政，因为民主形式为各种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些利益集团既有辽宁贿选案中的资本权力集团，也有各种包括家族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地方势力，结果民主选举、公民社会组织等反而成为强化旧的社会结构的新形式而已。这一点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选举政治强化了亨廷顿所说的“普利夺社会”和米格代尔所说的由军阀、地主、部落酋长、商人所构成的“强社会”。
所以，只有保障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才能让健全的民主形式有实际意义。比较政治研究告诉我们，在“强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人民”不过是原子化个人，其地位如鱼虾，选举权只不过一种象征性安慰。后发国家普遍呈现“强社会”结构，因此，特别需要一支能够制衡各种“强社会”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就是共产党，也就是说，如何在发展民主政治中保持共产党的人民性领导，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硬实力”提升之外，还要着力提升“软权力”。中国发展到今天，用事实告诉世界，中国走对了路。但是，在解决了“挨打”“挨饿”之后，中国为什么一直处于“挨骂”状态？话语是一种权力关系，相信某种话语也就意味着自己有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而言，危险莫过于此。远非历史的故事就在眼前，那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实就是西式民主那一套，结果一夜之间葬送了一个大党大国，并因此招致比美国大萧条时期还惨重的经济倒退，从一个超级大国堕落为二流国家。
因此，必须认识到加强民主话语权研究的迫切性。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要求“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8]，其实是很有针对性的战略思路。但是，在现实中，一方面民主口号很流行，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执政者像中国这样如此高调地呼喊民主，因为民主一直是反对派、弱者的武器；另一方面，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民主话语权，流行的或人们观念中的民主还是西式的竞争性选举，把选举等同于民主。结果，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的一般百姓、甚至党内部分知识精英，都以选举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民主政治。这无疑自己把自己置于被动境地。因此，需要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做深入的创新性的民主理论研究，基于中国成功的民主政治实践而建构民主的评价体系，在民主领域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事实上，当年美国的“选举式民主”就是针对二战后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人民主权搞出来的。结果，美国不但靠经济、军事、技术等“硬实力”与苏联对抗，更依靠自由、民主等“软实力”葬送了对手。
参考文献：
[1]FUKUYAMA Francis.The end of history?[J].Quadrant,1989,33(8):15-25.
[2]习近平.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90.
[3]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M]//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6.
[4]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31.
[5]密洛凡·德热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M].陈逸，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6]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26.
[7]对拉票贿选坚持“零容忍”[N].人民日报，2016-09-1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