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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雨:大理寺与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转型

更新时间:2020-07-13 21:16:23
作者: 张雨  

   摘    要:

   唐代司法政务运行机制可分前后两期。在前期诸州与在京案件分而治之的运行机制下,诸州司法政务在程序上并不需要经过大理寺,而是直接申尚书省(刑部司)处理。大理寺只是在京法司之一,与京兆、河南府共享了两京地区司法政务的处理权。因而不能将唐代大理寺视为中央(或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到了后期,以奏状为主的政务处理程序使得越来越多的司法案件需要由皇帝直接以敕旨或制敕进行处理。为了协助皇帝处理奏狱,大理寺不再仅作为在京法司参与司法政务的处理,逐渐成为天下刑狱的具体审断机关。唐后期大理寺与地方藩镇和府、州在司法政务处理中的联系密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天下刑狱,须大理正断,刑部详覆”的新机制。这为宋代大理寺“掌断天下奏狱”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唐代; 司法政务; 刑部; 大理寺; 《天圣令》;

  

   一“大理寺是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定位辨析

  

   对唐代刑部和大理寺职能的定位,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将两者与御史台并列为中央三大司法机关,以区别于地方司法机关。其中,大理寺是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而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1 御史台不在本文的主旨之内,可置而不论。

   在反思学界对大理寺的上述定位是否准确之前,首先要确定“中央”这一概念的范畴。因为“中央”既可以指代国家政权或政治团体最高领导机构自身,又可以指代该最高领导机构所具有的对地方机构的管辖权。既然学界在定位中央司法机关时,着眼于“中央———地方”关系,那么“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的看法,强调的应该是大理寺与地方司法机关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或许是因为“中央”的范畴具有可变性,所以便出现有的学者将“中央”与“全国”概念等同使用的情况。2 应该说,将大理寺视为中央(全国)最高审判机关的定位,确实能与前引广德诏书中“天下刑狱,须大理正断,刑部详覆”的司法体制相合,3 从字面来看,也能印证唐代大理卿“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的职能。4 不过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首先,广德诏书所反映的唐后期司法政务运行机制是否能被证实仍与唐前期司法政务运行机制保持一致。其次,大理卿“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的记载,尽管源于唐《职员令》,但作为一种经过抽象的表述,5 能否跟唐代司法实践中具体的制度规定(见于《狱官令》,详下)契合,也是一个有待被证实的前提。而进一步还需要被论证的是,“邦国”一词是否与前述“中央(全国)”的概念一致。6

   大理寺长官的职掌被唐人概括为“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而大理寺的职能则被现代学者表述为:(一)负责审判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但是流、徒刑案件判决后须经刑部复核,死刑案件判决后须奏报皇帝批准;(二)负责审核(或重审)由刑部移送来的地方死刑案件。7 在上述第一项职能中,“中央”仅指唐朝中央政府,其地域范围基本与“京师”相当。因而只有将一、二项职能综合起来,才能对应“大理寺是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的定位。不过,这一结论仍存在未被证实的前提,即唐代京师徒刑以上的案件和地方死刑案件,确须经过大理寺才能被处理。

   “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的定位,建立在“大理寺是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的前提之下。既然前提需要重新论证,那么对刑部的定位也存在着重新探讨的必要。这是其一。其二,上述定位中的“刑部”,指的是尚书省六部之一的刑部。唐刑部尚书之职为“总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门事”8 ,具体说就是“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9 。可见,与司法政务处理直接相关的,只是刑部四司之一的刑部司。刑部与刑部司,两者存在区分的必要。因为在唐前期,六部的独立性不强,尚书省的政务分工,仍着眼于二十四司,所以在日常政务处理中,“省”和“司”的意义远大于“部”10 。这意味着,在唐代“尚书省———刑部———刑部司”三级架构中,欲讨论司法政务中“刑部”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刑部”与大理寺、御史台及州县的关系,必须围绕着刑部司进行,并且要在三省制的政务处理程序基础上去分析,不应围绕刑部,统而论之。

   以上针对“大理寺是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的定位,结合唐代制度,提出了一些需要反思和重新论证的问题。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上述定位中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它们混淆了中国古代制度在不同时期的性格特征。实行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相分离的体制,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司法行政机关,肇始于清末官制改革时将刑部改制为“不掌现审”的法部。11 很明显,这是受到近现代西方三权分立学说和国家学说影响的产物,但与唐代制度设计的理念与实践存在很大差别。前述定位,首先是站在明初废中书省,罢置丞相,以六部直接面对皇帝的制度背景下去理解唐代制度,(1)其次又站在清末改刑部为法部(如今司法部),改大理寺为大理院(如今最高法院)的背景下去理解唐代制度。(2)这难免会在认知上产生偏差。

  

   二唐前期“诸州”与“在京”分而治之的司法政务运行机制

  

   既然在刑部四司中,作为头司的刑部司,是唐前期司法政务处理的核心部门。那么,首先结合刑部司的职掌来分析唐前期的司法政务运行机制。

   据唐《职员令》,刑部司“掌律令,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3),其中,“定刑名,按覆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是唐前期刑部司参与处理司法政务的主要内容。刑部司的这个职掌,当然也是由唐人自己概括的,因而讨论的前提,同样是要结合唐前期司法政务运行的实践,解决如下问题:由刑部司所定之刑名包括哪些?需要刑部司按覆的“大理及诸州应奏之事”又有哪些?这其中所体现出的刑部、大理寺与诸州之间的上行下承的关系又如何?

   唐前期司法政务运行的实践,可以结合《狱官令》进行分析。开元《狱官令》规定:第1条:诸犯罪,皆于事发处州县推断。在京诸司,则徒以上送大理;杖以下,当司断之。若金吾纠捉到罪人,非贯属在京者,皆送大理。第5条: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决之。应合荫赎及徒以上,送县。其在京市,非京兆府,并送大理寺(驾幸之处亦准此)。第2条:诸犯罪,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其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断徒及官人罪,并后有雪减,并申省。省司覆审无失,速即下知。如有不当者,亦随事驳正。若大理寺及诸州断流以上若除、免、官当者,皆连写案状申省。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即封案送。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即按覆事有不尽,在外者遣使就覆,在京者追就刑部,覆以定之。第4条:诸州断事应申覆者,刑部每年正月共吏部相知量,取历任清勤、明识法理者充使,将过中书门下,定讫奏闻,令分道巡覆。若应勾会官物者,量加判官及典。刑部录囚姓名,略注犯状,牒使知(岭南使人以九月上旬,驰驿发遣)。见囚事尽未断者,催断即覆,覆讫,使牒与州案同封,申牒刑部(若州司枉断,使人推覆无罪,州司款伏,灼然合免者,任使判放,仍录状申。其降入流、徒者,自从流、徒。若使人与州执见有别者,各以状申。其理状已尽,可断决,而使人不断,妄生节目盘退者,州司以状录申,附使人考)。其徒罪,州断得伏辩及赃状露验者,即役,不须待使,以外待使。其使人仍总按覆,覆讫,同州见者,仍牒州配役。其州司枉断,使判无罪,州司款伏,及州、使各执异见者,准上文。第7条:诸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若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唯一覆奏。(1)据此可知,唐令对徒以上罪案件的处理,按照事发地不同,区别为在外(即诸州)与在京(包括大理寺和京兆、河南府)两种存在明显差异的处理程序。

   先来看地方州县案件的处理程序。县司将所断定的徒以上罪(或可称为一审)狱案,送州覆审(或可称为二审)。经过覆审,如无误失,县司也须据州符行决徒罪,以及流以上罪的附加刑部分。对依法应赎者,亦可征赎。虽然徒罪经州覆审,但这并不意味着诸州对地方徒罪案件具有完整断决权(即可以立即实施已经裁定的刑罚,或可称为终审权)。据上引唐令第4条可知,只有那些“断得伏辩及赃状露验”的徒罪案件,诸州才对其有完整断决权。对于其他不能取得犯人伏辩,同时赃状未露验的案件,州司需要待刑部司所遣使,就州按覆。覆讫,双方意见一致后,所定刑罚才能被实施。

   对于诸州所断定的流以上罪及官员所犯除、免、官当之罪,州司在“案覆理尽”情状之后,需要“连写案状申省”,经刑部司奏于皇帝最终裁决。对于“连写案状”,日本《令义解》有一个解释可资参考:“凡鞫狱官司,皆连鞫状及伏辩,以成一案。更连写之,与断文共送官,是为连写案申太政官。”(2)由此可知,所谓“连写案(状)”,即鞫狱官司将由鞫状及伏辩组成的原始案卷保留在本司,然后将重新抄写的案卷与断文同送于太政官。唐制当与之类似,由州司将判决文字(断文)连在原始案卷的抄件之后,一同申上尚书省。这表明案件的审理及断决,都由诸州完成,刑部司只负责审核判决是否准确。此后,诸州死刑案件最终核准公文下达之前,还需要由刑部司经过三次覆奏。覆奏无异议之后,州司才能获得相应的公文。

   接下来是在京地区案件的处理程序。对于徒以上罪,若犯罪者为在京诸司官吏,或“非贯属在京”的普通百姓,则本司及金吾司须将案件移送大理寺处理。而对于“贯属在京者”,所犯案件,则由金吾司移送京兆府处理。而且,与外州享有一定的徒罪断决权不同,大理寺与京兆、河南府(以下简称两府)所断定徒罪(一审),须申省由刑部司覆审(二审)。此外,诸州官员所犯杖以下罪,依例不须申省案覆,而大理寺与两府所断官人犯罪(应当包括杖以下罪),却须一律申省覆审。对于流以上罪及官员所犯除、免、官当之罪,大理寺、两府必须“即封案送。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12 。由于日本令中,诸国与刑部省对流以上罪的处理在程序上是相同的,13 所以对于“封案送”的含义则无法借助《令义解》来理解。不过,考虑到“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一句,可知“封案送”与“连写案状申省”含义应不相同。故参照诸州“连写案状申省”可推知,所谓“封案送”,就是大理寺和两府将审案的原始案卷(包含鞫状及伏辩)抄件,即时封送尚书省。封案中并不包含断文。因而对于此类案件而言,断决权在刑部司,而不在大理寺和两府。后者仅有审理权。只有当皇帝驾幸出外时,大理寺和京兆、河南府才会“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即在“案覆理尽”之后,将案卷抄件及断文申奏于皇帝最终裁决。对于在京死刑案件的覆奏,由“行决之司”自行五覆奏,无须刑部覆奏。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对前文提到的问题做出如下回答:

   其一,在唐前期“诸州”与“在京”分而治之的司法政务运行机制中,诸州在处理司法政务时并不需要经过大理寺,(1)而与大理寺一样申尚书省(刑部司)。因而,唐前期并不存在由大理寺负责审核(重审)刑部转来的地方死刑案件的机制(见前引学者对唐代大理寺职能的概括)。这样,尽管唐人有大理卿“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刑部掌“掌天下刑法”之政令的概括,但前者中的“邦国”(实际只包含京师地区)并不能对应后者中的“天下(即中央或全国)”。唐前期大理寺主要负责在京徒以上罪案件的处理。而且,在京徒以上罪案件也并非都由大理寺处理。大理寺所能处理的,只是那些由在京百司官吏和“非贯属在京”的普通百姓所犯的徒以上罪案件,其余徒以上罪则由两府处理。这表明唐前期大理寺只是在京法司之一,与京兆、河南府共同分享了两京地区司法政务的处理权。所以,那种认为“大理寺是唐代中央最高审判机关”的看法是错误的。

其二,由于诸州及在京徒以上罪皆须申尚书省覆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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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2016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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