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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驰:唐代军器监置废考

更新时间:2020-11-09 12:03:06
作者: 张驰  

   军器监是唐代的武器生产部门,1在唐代前中期屡置屡废,尤其是开元年间更有北都军器监之设,致使各部史书对其置废时间记载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考证,以还原唐代军器监的置废情况。

  

   一中唐之前军器监置废时间

   关于军器监置废时间的相关记载,《通典》曰:

   大唐武德初,置军器监。贞观元年,罢军器大监,置少监,后省之,以其地隶少府监,为甲弩坊。开元初,复以其地置军器使。至三年,以使为监,更置少监一员……十一年,悉罢之,复隶少府,为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于北都,置军器监。天宝六载,复于旧所置军器监,监一人,领甲坊、弩坊两署。2

   据《通典》记载,武德初年置军器监,贞观初年废置,并入少府监,开元初复置军器使,记述相当模糊。若要探究准确的置废年代,需要利用其他史料,与之对比勘验。《新唐书·百官志》载:

   武德初,有武器监一人,正八品下。掌兵仗、厩牧……七年废军器监,八年复置,九年又废。贞观六年,废武器监。开元以前,军器皆出右尚署,三年置军器监,十一年复废为甲弩坊,隶少府,十六年复为监。3

   在《新唐书》的记载中,武德七年(624)废置军器监,八年(625)复置,九年(626)又废。开元三年(715)置军器监,十一年(723)废,十六年(728)复置。比《通典》的记载清晰,但仍没有记载唐初军器监置于何时。翻阅史书,《唐会要》的一条材料需要注意:

   (军器监)武德元年置,贞观元年三月十日废,并入少府监。开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军器使为监,领弩、甲二坊。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罢,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加少监一员以统之。天宝六载五月二十八日,复置。乾元元年六月十三日,又废置使,其监已下并停。4

   《唐会要》记载,唐代军器监置于武德元年(618),废于贞观元年(627)。开元三年以军器使为军器监,十一年罢置,天宝六载(747)复置。乾元元年(758)废监置使。但仍有一个问题,《新唐书·百官志》载“七年废军器监,八年复置,九年又废”,而《唐会要》载贞观元年三月废军器监,并入少府监。这次废军器监究竟是武德九年还是贞观元年?《唐会要》的另一条材料给了我们答案:

   武德初,以兵革未定,置军器监,废少府监。贞观元年正月,分太府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织染方,掌冶方五署,置少府监。通将作、国子为三监。5

   《唐会要》载武德初年废少府监置军器监,贞观元年正月分太府五署置少府监,6而同书又载贞观元年三月废军器监,并入少府。复置少府在废军器监之前,时间上可以说得通。所以,应取《唐会要》的记载,贞观元年三月废军器监,并入少府监。

   然上文所引《新唐书·百官志》中提到“武器监”,此机构与“军器监”有何关系,是否为同一部门?《旧唐书·职官志》载:

   武德初,以诸道军务事繁,分置行台尚书省。其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武器监一人,掌兵仗、厩牧之事……诸道行台尚书省(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河北道)……食货监一人(从八品上,武器监同)……7

   唐初各行台尚书省置武器监,掌管本行台军器、厩牧事。由于唐朝的行台省设官仿中央尚书省之制,酌减而置。8所以,武德年间的中央军器生产机构为军器监,在行台省则为武器监。而武德九年所有的行台省均已罢废,9所以,武器监的建制便随着行台省的废除而消失。《新唐书》中所谓“贞观六年,废武器监”10应为错谬,武器监废止于武德九年,同书所载武德九年废军器监,应是误将废武器监之事记为废军器监。

   综合《通典》《新唐书》《唐会要》,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唐初武德元年置军器监,七年废监,八年复置,贞观元年又废,并入少府监,此后军器生产由少府监下辖的甲弩坊负责。此外,右尚署也生产军器。关于武德贞观年间这些频繁置废背后的原因,由于武德四年(621)平定窦建德与王世充之后,战事渐少,武德七年灭高开道,所以废置军器监。而次年突厥大举进攻太原,形势紧张,又置之,七年废军器监与八年复置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关。11太宗即位后,天下已基本平定,所以废军器监,并入少府监。玄宗锐意开边,便有军器监之设。所以开元初年置军器使,三年以军器使为军器监。

  

   二北都军器监置废情况

   唐代中前期,在军器监反复置、罢过程中,出现了“北都军器监”的建制。这个机构设置于北都太原,诸多史书对此记载有异。《唐六典》有关北都军器监的记载有:“开元初令少府监置,十六年移向北都。”12《通典》中也有相同记载。然而,《通典》中还存在与此相关的抵牾记载,“开元十年五月,于北都置军器监,至二十六年五月废”13,即认为是开元十年(722)五月于北都置军器监。同卷又载“十六年,移其名于北都,置军器监”14,似乎有些矛盾。而《旧唐书·职官志》的记载则更加令人困惑:“军器监,武德初为正三品,七年省,八年复置,九年又省,十年复置北都军器监。”15在武德年间军器监的置废问题上,与《新唐书》记载类同,但“十年复置北都军器监”则确为谬误。唐代没有“武德十年”,立太原为北都则要到武周时期,武德年间不会有“北都”一说。应是后晋时修《旧唐书》的史臣误将开元年号漏掉。而开元十年置北都军器监,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开元十年五月没有“北都”,《唐会要》曰:

   长寿元年九月七日,置北都,改为太原府……神龙元年二月四日,罢为大都督府……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日,置北都,以韦凑为尹。天宝元年正月二十日,改为北京。16

   太原初为“北都”是长寿元年(692),神龙元年(705)罢为大都督府,直到开元十一年(723)正月方复为北都,所以《通典》记载有误。而《旧唐书·职官志》有关军器监的材料史源明显与《通典》相同,只是《旧唐书》漏了年号,才会有“十年置北都军器监”一句。《旧唐书·玄宗纪》载:“(开元十一年)五月己巳,北都置军器监官员。”17开元十一年北都置军器监官员,或更接近史实。既然《唐会要》记载开元十一年正月置北都,以韦凑为尹。那么玄宗朝的第一位太原尹就是解开疑问的突破口。《新唐书》本传曰“迁太原尹,兼北都军器监”18,未载时间,但点出他曾任北都军器监。而《旧唐书》本传载:“(开元)十年,拜太原尹兼节度支度营田大使。其年卒官。”19既然同书《地理志》以及《玄宗纪》都记载开元十一年置北都,改并州为太原府,何以开元十年卒官的韦凑能“拜太原尹”?《旧唐书》这些记载前后抵牾。所以,韦凑任太原尹应该是在开元十一年,此处“十年”应是“十一年”之误。同时,本传记载韦凑“其年卒官”,则他任太原尹兼北都军器监应该不到一年。韦凑有神道碑传世,见于《文苑英华》:

   (开元)十一年,转汾州刺史,其年又迁太原尹,仍充太原以北节度大使,北都留守,河东道支度营田大使,并检校北都军器监……以其年十二月九日薨于太原之官舍,春秋六十有五。20

   韦凑的神道碑记载他开元十一年任太原尹,其年十二月薨,与《旧唐书》本传及《职官志》对比,《旧唐书·玄宗纪》及神道碑的记载更接近史实。关于设置北都军器监的前后经过,《玄宗纪》曰:“(十一年春正月)己巳,北都巡狩……辛卯,改并州为太原府。”21另外,《唐会要》对于此次北巡也有记载:

   (开元)十一年正月二日,发东都,北巡。二十五日,至并州,兵部尚书张说进言曰:“太原是国家大业所起,陛下宜因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纪德,以申永思之意。”22

   很明显,在此次巡幸中,时为兵部尚书的张说对玄宗影响很大。而张说于开元七年(719)曾“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击破诸胡,安抚突厥、党项,开元九年(721)因功拜兵部尚书,入相。23张说曾主天兵军,此次又建议玄宗因行幸,振威耀武。所以,开元十一年这次置北都军器监应是张说的提议。综合上述几条史料,开元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玄宗自东都巡幸太原,二十日,置北都,以韦凑为尹。太原是李唐龙兴之地,又是北方遏制突厥的军事重镇,太原城内的天兵军就是为镇遏突厥而设。24改并州为太原府之后,玄宗根据张说建议开始着手调整河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二月)己巳,罢天兵、大武等军,以大同军为太原以北节度使”25。玄宗此行应是为巩固北部边防,回长安后,五月又设北都军器监。所以,北都军器监设置于开元十一年。

   《册府元龟》有关军器监的记载如下:

   明皇开元初,复以少府监甲、弩坊地置军器使。二年……又分少府监甲铠、弓弩,别置军器监……三年,以军器使为监,领甲、弩二坊,十二年,省军器监,其作并归少府监甲、弩坊……十六年,置军器监于北都(常以太原尹兼领),……天宝六载,复军器监……肃宗乾元元年,又废军器监,却置使,其监以下并停(其使以内官为之)。26

   此段记载有条信息值得注意,开元初,以少府监甲弩坊地置军器使,二年又分少府监甲铠弓弩别置军器监,三年以军器使为监。所以,玄宗设置军器使是在开元元年,开元三年改为军器监。

   北都军器监置于开元十一年,前文中同时也提到“(军器监)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罢,隶入少府监,为甲弩坊……天宝六载五月二十八日,复置”27,此处开元十一年十二月罢废的军器监是长安的部门,而天宝六载复置的也是长安的军器监。北都太原的军器监则设置于开元十一年。至于《通典》所载“十六年,移其名于北都,置军器监”28,《新唐书·百官志》“十六年复为监”29,《唐六典》“十六年移向北都”30,以及《册府元龟》“十六年,置军器监于北都”31,并不是这几部史书记载有误,应是开元十一年时,玄宗先是在太原置北都军器监,后又取消中央的军器监,将原有部门并入少府监之下,开元十六年将少府监中甲弩坊移入北都军器监之下,之后开元二十六年罢废北都军器监,天宝六载复置长安的军器监。

  

   三唐代中后期军器监的变化

   前引《册府元龟》提到,肃宗乾元元年(758)改军器监为军器使,“以内官为之”。这是在唐代中后期使职差遣兴起与宦官掌权大潮中的一次制度变更。自此之后,军器的制造与管理之权从南衙移于北司,军器使成为内诸司使之一,32这是宦官侵蚀南衙系统权力的又一表现。之后史书中不见有监、使的变换,《旧唐书》的记载中只有中官吐突承璀曾任军器使。33笔者广泛搜寻之后,发现两方墓志:

   (大中)十三年二月二日因备太皇太后游观之会,何期天不助顺,忽遘风疾,数日之间,肩舆归第,名医上药,无不必至。中间疾乃稍疗,除军器使,视事数月,复遇国哀。34

   志主李敬实,从他的官职“行内侍省内给事赠内侍”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名宦官。

   另外一方墓志:

   朝庭嘉公之谋,依前充徐州西北面都监、诸道兵马招讨等使。寻追赴阙,授总监使,加内常侍,充内外五坊使,加内侍,后为内坊典内,转军器使。35

   从任职经历可以看出,志主刘中礼也是一位宦官。

   军器监在唐后期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名为军器使,以宦官充任。此外,军器使的执掌也发生了变化。唐代前期军器监的任务是制造军械,而后期军器使也兼武库管理者于一身:

   (贞元)四年三月,自武德东门筑垣,约左藏库之北,属于宫城东城垣,于是武库入而废焉,其器械隶于军器使。

(开成元年)其年三月,皇城留守奏:“城内诸司卫,所管羽仪法物数内,有陌刀利器等……其诸司卫所有陌刀利器等,伏请纳在军器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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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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