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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玺 宋志军:唐代刑事证据制度考略

更新时间:2020-07-18 22:48:55
作者: 陈玺   宋志军  

   摘    要: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其法律制度也达到了古代封建法制的最高水平。唐代总结其前代王朝刑事证据之经验并有所创新, 直接影响着后世。唐代立法和司法实践体现了据证惟实、重视伦理权衡等证据原则, 主要证据形式包括口供、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和勘验笔录, 相应的取证方法主要有取得口供和证言的刑讯、获取实物证据的现场勘验和搜查, 司法官员运用经验和逻辑推理综合审查和运用证据。

   关键词:唐代; 证据原则; 证据形式; 证据审查判断;

  

   在中国古代法律演进历程中, 唐律被冠以“得古今之平”之盛誉,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法律在中国法制史中的重要地位。就证据制度而言, 唐代法律也在诸多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因此, 研究唐代的证据制度, 对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的法制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仅选择唐代刑事证据制度进行初步考察。目前学界对于唐代证据制度的研究尚不深入, 尤其是专门研究唐代刑事证据制度的论著更是凤毛麟角。笔者以现存的唐代成文法以及相关司法文献为样本, 从证据原则、证据形式、取证方法以及证据审查判断四个方面探究其证据制度, 以期对唐代证据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唐代刑事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

  

   尽管唐代律令中没有明确规定证据制度的基本原则, 但是从《唐律疏议》等成文法及司法史料中不难发现贯穿于刑事证据的取得和审查判断的基本原则。

   (一) 据证惟实原则

   据证惟实, 是指重视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定罪量刑中的作用, 力求达到定罪证据的确实充分、与理相合, 并且对司法官员不遵守法律规则的取证及采证行为进行处罚。该原则在《唐律疏议》等法律文本以及司法文献中有充分的体现, 笔者将其总结为以下两个主要方面。

   1. 重视实物证据, 即使没有口供, 物证确实也可定罪

   唐代法律规定, 在各种物证已经查清时, 即使嫌犯不招供, 司法官也可以根据已经查实的犯罪事实定罪科刑。唐代法律要求法官审判案件首先要以“五听”法察辞辨理, 再勘验各种物证, 一般情况下还要有嫌犯招供才能定案, 同时, 通过明确规定审查证据的法律规范, 严禁法官擅断。尤其值得当代刑事证据制度借鉴的是其重物证而轻口供的制度。唐代在继承“五听”制度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证据尤其是实物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中的作用, 不再盲目听信证言和口供, 而是采取查实、验证的手段采纳证据, 具有借鉴意义。例如, 立法强调司法官员运用虚立证据导致出入人罪的, 应受到处罚。《唐律疏议·断狱》“诸官司入人罪者”条的疏议曰:“‘官司入人罪者’, 谓或虚立证据, ……舍法用情, 锻炼成罪。”关于重视物证的规定, 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唐律疏议·断狱》规定:“若赃状露验, 理不可疑, 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疏议曰:“若赃状露验, 谓计赃者见获真赃, 杀人者检得实状。赃状明白, 理不可疑, 问虽不承, 听据状科断。”即如果赃物等实物证据和犯罪行为经过勘验等已经查清, 而且从情理判断也没有疑问, 即使疑犯不招供, 也要根据实物证据所证明的实情判决。再如, 敦煌文书《开元盗物计赃科物碟断片》, 记载了对窃盗犯王庆定罪量刑的依据。审理该案的官员提出:“盗物获赃, 然可科罪。”1即只有查获疑犯所窃盗的赃物作为物证, 才可最终认定其罪。由此反映出唐代刑事司法实践中, 物证在定罪量刑中的重要地位。

   2. 明确疑罪的标准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 唐代法律虽未明确规定定罪的证明标准, 但从《唐律疏议》关于“疑罪”的界定及其衡量标准, 可以认为唐代对于定罪是有较高标准的, 笔者将其概括为“证据充分, 与理相合”。这对于我国目前证据立法关于证明标准的界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关于疑罪的标准, 据《唐律疏议》卷三十《断狱·疑狱》条:

   “疑罪, 谓事有疑似, 处断难明。注云:“疑, 谓虚实之证等”, 谓八品以下及庶人, 一人证虚, 一人证实, 二人以上, 虚实之证其数各等;或七品以上, 各据众证定罪, 亦各虚实之数等。‘是非之理均’, 谓有是处, 亦有非处, 其理各均。“或事涉疑似”, 谓藏状涉于疑似, 傍无证见之人;或傍有闻见之人, 其事全非疑似。

   在规定了疑罪的标准之后, 唐律对于证据不足的法律后果也作了规定:一是“若证不足, 告者不反坐”;二是“疑罪从赎”。唐律关于疑罪标准和疑罪的处理体现了唐代统治者对于定罪有较高的证据要求, 即使是采取了疑罪从赎的有罪推定原则,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对于明确疑罪标准以及疑罪从赎的作法也体现了慎刑精神, 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 唐律中有关于证据质和证据量的要求, 对于证据不足及其后果也作了规定;其二, 明确界定疑罪的标准, 即“虚实之证等, 是非之理均”;其三, 规定了疑狱的处理程序, 即“疑狱, 法官执见不同者, 得为异议, 议不得过三。”

   (二) 维护人道伦理原则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封建法律必然体现儒家所倡导的人伦道德精神, 而儒家伦理原则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价值所在。父慈子孝, 邻里和睦是礼教熏陶下的中国人向往的社会风尚。这种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法律影响深远。自汉代以后, 法家的“告奸”主张受到了普遍的批判, 因为“告奸”离间了亲人的感情, 使人重利轻义。2由于亲属容隐既符合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 又与政治上所推行的“礼治”、“德治”相契合, 虽然它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冲突, 但是, 统治者仍然在二者的价值权衡中找到了最佳的契合点, 即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社会里, 家庭内部的和谐稳定对于社会稳定有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在两者出现冲突时, 优先选择维护人道伦理的原则。我国古代亲属容隐是传统伦理与法律相结合的一条重要原则, 体现了统治者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维系家庭人伦亲情关系之间冲突的价值选择。3在中国古代法律道德化的发展进程中, 唐代“引礼入律”最为典型。唐代在政治上提倡德治, 即“德主刑辅”, 在法律制度中推行“引礼入律”, 具体到证据制度中, 则表现为查明事实真相与维护伦理冲突时注重维护人道伦理的原则。最典型的例证是“八议及老幼笃疾者不合拷讯”及“同居相为隐”的亲属免证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议请减老小疾不合拷讯”条规定:

   诸应议、请、减, 若年七十以上, 十五以下及废疾者, 并不合拷讯, 皆据众证定罪, 违者以故失论。

   疏议曰:其於律得相容隐, 谓同居,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及部曲、奴婢得为主隐;其八十以上, 十岁以下及笃疾, 以其不堪加刑, 故并不许为证。

   由此可以看出, 唐代亲属容隐制度比汉代以来法律所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内容要丰富许多。一方面, 免证权人的范围有所扩大, 即八议及老幼笃疾者免予作证。首先, 亲属范围有所扩大;其次, 除了亲属之外, 还包括老弱笃疾者, 都享有免予作证的权利。更为突出的是, 部曲、奴婢虽然不属于亲属的范围, 但是, 为了保证奴仆对主人的忠义, 《唐律》也将其纳入免证的范围内, 即部曲、奴婢也享有免予揭发以及提供证言证明主人犯罪的权利。由此可知, 唐代的亲属免证范围比汉代以降“亲亲得相首匿”为宽, 更加体现了唐代礼法合一、德主刑辅的政治策略;另一方面, 规定八议及老幼笃疾者不得刑讯, 而是“据众证定罪”。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唐代据众证定罪只适用于特殊身份的人, 而不适用于普通的诉讼参与人。即除了享有议、请、减特权的人之外, 还包括七十岁以上老人, 十五岁以下幼童, 以及一肢废、腰脊折、痴哑侏儒等废疾之人。这更加体现了宽恕仁慈、保护弱者的人道伦理。

  

   二、唐代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证据形式

  

   唐代证据制度已较为完备, 《唐律疏议》“诈伪”、“斗讼”、“杂律”等篇对于证据类型、证据获取的途径以及证据效力的判断等均有所涉及。有学者指出:古代存在口供、证人证言、书证、物证、勘验笔录、检验与鉴定、神示等七种证据, 4上述认识与唐代证据种类基本吻合。现择取唐代刑事审判中较为常见的四种证据形式予以简要介绍。

   (一) 口供

   唐代刑事诉讼中, 除赃罪、杀人等案件可以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定罪以外, 多数案件中嫌犯的有罪供认是司法官员定罪量刑的基本依据。因此, 在各类证据之中, 嫌犯口供是定罪量刑最重要的证据类型。根据唐代法律规定, 法官裁断案件当首先运用“五听”法审查嫌犯的言词, 然后勘验相关物证, 如果构成犯罪的嫌疑较大而嫌犯“不首实”的, 方可依法实施刑讯以获取供词。据后晋和凝所著《疑狱集》记载, 韦皋镇剑南时, 多有逆旅商贾客死, 所有财货常为旅店店主侵夺。有北客苏延于蜀川得病夜卒, 其簿为店主改窜, 随行财物仅遗一二。韦皋通过嫌犯口供异同, 侦破侵夺客商财物案件:“公乃究寻经过, 密勘于里属, 辞多异同。遂劾其司店者, 立承隐欺数千余贯, 与诸吏分受, 二十余人, 悉命付法, 由是剑南无横死之客。”5敦煌吐鲁番文书案卷资料中亦存有部分被告辩辞、口供, 均为唐代刑事审判的重要证据。如吐鲁番出《勘问计帐不实辩辞》 (65TAM42:103 (a) ) 记载:部民摩咄已死, 计帐人仍将其记为“见在”, 被讯问之际, 计帐人在服罪同时, 辩称自己因“不闲 (娴) 宪法”, 在依照旧籍转抄之际出现错误, 并非有意隐没户口, 其申辩目的在于减轻罪责。现择其作为例证:6

   1 □□被问:既称此人计帐先□除,

   2 (前缺) 犹存见□在, 仰更具答者, 前

   3 未归虚实, 仰更具答者。

   4 :身是高昌, 不闲宪法,

   5 日, 摩咄妻多然

   6 柱柱, 乃即依旧籍转写为

   7 定, 实是错误, 不解脚注。摩咄□身□死,

   8 错为见在, 今更子细勘当, 实

   9 隐没, 直是不闲公法。□□者

   (二) 物证

唐代证据制度中, 物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并且在诉讼活动中得到广泛运用。唐代刑事诉讼中, 一般需有嫌犯招供才能定案。但是在各种物证已经查清时, 即使嫌犯不招供, 司法官也可以根据其犯罪的客观情况定罪处刑。“按证以人, 或容伪焉, 故前后令莫能决;证以物, 必得实焉, 故盗者, 始服其罪。”7这在唐代刑事司法实践中是较为普遍的做法。《桂苑丛谈》载太尉朱崖镇浙右时“黄泥模金”昭雪冤狱事:有甘露寺主事者诉前主事隐没黄金若干两, 并引证前数辈指控, 且有递相交割文字佐证。朱崖重审此案, 疑有冤滞, “命关连僧入对事, 咸遣坐兜子。下帘子毕, 令门不相对, 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后交付下次金样, 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段, 竟模不成。”8后鞠问得情, 前主事遂获昭雪。此为利用涉案物品形状断案之一例。《折狱龟鉴》记刘崇龟镇南海之际, 有富商子牵连命案, 拷掠不伏。“崇龟视所遗刀乃屠刀也, 因下令曰:‘某日大设, 阖境屠者皆集球场, 以俟宰杀。’既而晚放散, 令各留刀。翌日再至, 乃命以杀人刀换下一口, 眀日诸人各认本刀, 一人不去, 云非某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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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证据科学 Evidence Science 200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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