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程源源:继往开来的隋代历史教育及其对唐代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2-06-29 17:48:41
作者: 程源源  

  

   摘 要:由于隋朝国运短祚,隋代的历史教育成就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忽视。隋朝为了达到国家掌控历史教育的目的,实行禁绝私人修史和官修史书的政策,历史撰述内容蕴含了华夏正统、君臣大义和直书其事等历史教育思想,其中蕴含着国家掌控历史教育权力的强烈意愿。隋朝统治者积极推行文教政策,促使长期式微的官学得以复兴,亦经亦史的“五经”教育成为官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事官学教育的经师在经学和史学上都有很高的修养并取得了突出成绩。私学教育在隋代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既有家学传授,也有名师讲学,私学名师的史学修养与教学内容,凸显了历史教育的重要地位,而《汉书》学的兴盛则是私学重视历史教育的突出表现。隋代历史教育不仅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私学教育的成就并有所发展,而且在官修史书和官学教育方面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对继之而起的盛唐历史教育有着诸多影响,既为唐初的历史教育做了人才储备,隋代经史教育也深深影响着唐初历史教育内容,因此,隋代的历史教育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重要一环,而且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有云:“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史学乃中国古代显学,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源远流长,“远古时期的神话与传说中,就已经孕育了人类历史意识与历史教育的萌芽”,“从先秦至明清,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绵延不断,在传承和发展人类文化、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涵养和提高个人素质,以及丰富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教育是指以历史学为基础所进行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等的教育、教学与研究活动。”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实践来看,历史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教育,既包括学校历史教育、社会历史教育等在内的各种教育活动,也包括通过编撰前朝史书来体现统治者的义利观从而达到教育目的的活动;而狭义的历史教育,则是专指学校历史教育,在中国古代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归结起来,中国古代的历史教育“从内容来讲,包括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历史思维等;从形式来讲,有各类学校历史教学和各种形式的历史研究等;从类型来讲,有家庭、学校、社会和帝王等”。所以,白寿彝早就有言:“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方式”。本文所探讨的隋代历史教育,正是在广义的基础上使用这一术语,既有通过对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总结来编撰各类历史读物包括官修史书对帝王和社会民众开展的教育活动,也有官学和私学中利用前人或时人编著的历史典籍(包括经、史、子、集中含有历史内容的部分),通过师生教学的方式系统传授历史经验、历史理论和历史思想等历史知识的教育活动。

   众所周知,隋朝是中国又一个以大一统面目出现的封建王朝,结束了南北朝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南北朝时期,受门阀士族制度的影响,服务于士族利益的私家历史教育的兴盛,国家因无力掌控历史教育权力而导致官学衰落。隋朝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不仅在政治上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的历史,而且为了稳定新兴政权统治以及服务于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而高度重视历史教育。隋朝的历史教育承上启下,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重要一环,一定程度上还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不仅其自身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对唐朝尤其是初唐的历史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由于隋朝国运短祚,继之而起的唐朝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巅峰,因而隋代历史教育成就很容易被盛唐的光辉所遮蔽,长期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例如李良玉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研究》一书“第四章隋唐时期的历史教育”中,隋代历史教育仅占1/7的篇幅,并且仅仅流于简单的史实陈述,而对其地位、作用及影响只字未提。鉴于此,本文拟从官修史书、官学与私学3个角度,详细讨论隋代历史教育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其对唐代历史教育的影响。

   一、隋代官修史书与国家对历史教育权的掌控

   从广义的历史教育定义来看,官修史书也是历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晋史学私家成就远远高于官方,著名的前四史均出自私人之手。而隋代则恰恰与之相反,史学成就主要来自官方,这主要是因为隋朝禁止私人修史,因为私家修史往往会出现历史观与国家意志相左的现象,于是,隋朝统治者想通过对修史活动的干预来达到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以更好地为隋朝的统治服务。隋王朝统治者出于巩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和为了体现国家的意志,将修史权收归国家,杜绝前朝私人修史任意臧否人物的现象出现,以确保在历史观上与统治者意志保持一致,处处体现与大一统皇权的一致性,从而达到维护大一统的目的。而隋王朝的统一和强有力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也为禁绝私修国史、臧否人物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前提。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诏曰:“五月癸亥,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明令禁止私修国史和品评人物。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隋代官修史书及其制度建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隋王朝重视官修史书,首先体现在机构和制度建设方面。隋朝承袭北周旧制,于秘书省置著作曹作为修史机构,如《魏史》作者魏澹曾担任过著作郎;王劭担任著作佐郎近20年。《唐会要》卷63《史官上》载:“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可见,著作局(曹)作为修史机构,贯穿于隋王朝的始终,且为唐朝所沿袭并发展成为史馆监修制度,对后世正史的修撰产生了深远影响。大臣监修制度到唐代发展成为史馆监修制度,对后世正史修撰产生了深远影响。

   隋代官修史书,不仅修撰前朝史,还修撰本朝史,以此来体现华夏正统、君臣大义,进而达到历史教育的目的,代表性著作有:著作郎魏澹奉诏修《魏史》,牛弘作《周纪》,著作佐郎王劭修《齐志》20卷、《齐书》100卷,后作《隋书》80卷。

   众所周知,在魏澹的《魏史》之前,已有北齐魏收的《魏书》,且位列二十四史之一。隋文帝之所以命令魏澹奉诏重修《魏史》,是出于维护隋王朝正统的需要,这也是官方掌控历史教育权力的典型表现。隋朝政权脱胎于北周政权,北周政权的前身是西魏政权,在南北朝时期,存在着东魏与西魏的并立、北齐与北周的对峙,这其中就存在着并立政权的正统问题。北齐人魏收所作《魏书》固然以北齐政权的前身——东魏为正统,将东魏皇帝元善见的本纪直接置于北魏帝纪序列当中,而对西魏宇文泰则直呼其小名“宇文黑獭”,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魏收《魏书》的这种正统观等于间接地否认了西魏、北周的继承者一隋王朝的合法性,显然不为隋朝统治者所接受。于是,“高祖以魏收所撰书,褒贬失实……诏澹别成《魏史》。自道武下及恭帝,为十二纪,七十八传,别为史论及例一卷,并《目录》,合九十二卷”。“澹之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魏澹的《魏史》一改魏收《魏书》之东魏正统的做法,以西魏为正统,以东魏为僭伪,旨在纠正历史教育中的正统观问题。《魏史》还在许多方面体现隋朝统治者的意志及其对历史教育权力的掌控,如魏收《魏书》“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而魏澹《魏史》则“讳皇帝名,书太子字”,这样做的目的是,“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再比如,二者的华夏正统观不同,魏澹《魏史》强调夷夏之辨,故而明确规定所撰《魏史》对于国君之死,“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如此诸般,尽管时人对《魏史》褒贬不一,但是隋文帝认为其“甚简要,大矫(魏)收、(平)绘之失”,主要是体现了统治者的义利观,所以“上览而善之”。然而,继任的隋炀帝却“以澹书犹未能善”,于是又诏令杨素等人重修,“会素薨而止”。从这件事的几度翻转也可以看出,国家为图通过官修史书掌控历史教育权力。

   王劭在北齐时任“通直散骑侍郎,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王劭曾修撰前朝史和本朝史,他依据起居注并“广以异闻”撰成编年体史书《齐志》20卷,后又撰成纪传体史书《齐书》100卷。时人批评《齐志》“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隋书?王劭列传》记载:“(王劭)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王劭原本为著作郎,后由于为母丁忧而去著作郎一职,去职之后“在家著《齐书》”的行为在当时就被认定为私修史书,这在当时是重罪,故被内史侍郎李元操参奏,于是“上怒,遣收其书”,然而因为该书符合隋文帝的历史教育观念,故隋文帝“览而悦之”,并且起用王劭“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刘知几也认为《齐志》是非常成功的,赞之曰:“近有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在本朝史的著述方面,据《隋书?王劭列传》记载,他“专典国史,撰《隋书》80卷”,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说:“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寻其义例,皆准《尚书》”,还是给出了比较高的评价。

   散骑常侍、秘书监牛弘作《周纪》,“宇文周史,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直辞正色,事有可称。至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有八篇”。虽然刘知几给出的评价不高,认为该书只是“追撰”,“略叙纪纲,仍皆抵忤”,但是,《隋书?牛弘列传》却给出了充分肯定,说他“采百王之损益,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

   之所以出现魏澹《魏史》、王劭《齐志》和牛弘《周纪》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官方的立场,能够对民众起到良好的历史教育作用。我们不难发现,隋朝通过官修史书,不仅宣传了隋王朝政权的合法性,而且通过官修史书也达到了对民众进行历史教育的目的。

   二、隋代官学复兴与历史教育地位的提升

   官学历史教育,主要是指官立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学校即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中所进行的历史教育。自魏晋以来,国家分裂、社会动荡,如《隋书?儒林列传序》记载:“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因而导致官学式微。而隋王朝的统一和强大中央政权的建立,一方面为官学的复兴创造了政治条件,另一方面维护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则使官学的复兴成为必需。

   开皇初年,丞相柳昂便给隋文帝上奏疏,建议“建学制礼”,以“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这是因为“人庶轨仪,实见多阙,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仰惟深思远虑,情念下民,渐被以俭,使至于道。臣恐业淹事缓,动延年世”,“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于是,隋文帝欣然接受了柳昂的建议,颁布“劝学行礼”诏,曰:

   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余,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劝学行礼。

   从诏书内容可知,隋朝从中央的“京师”到地方的“州郡”,“超擢奇俊,厚赏诸儒”,“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来“征山东义学之士”,“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马光、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和刘祖仁6人一同到京师任职国子寺,“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因此汪高鑫指出,官学的学官本身都是具有丰富历史知识素养的博士,博通古今。中央官学和地方州郡官学在新兴的隋王朝大一统政权的加持下得以复兴。

隋朝模仿北齐政权,设立教育管理机构——国子寺。国子寺初期隶属于九寺之一的太常寺,设祭酒1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1人。国子寺下设有国子学(博士5人、助教5人,学生有148人)、太学(博士5人、助教5人,学生有360人)、四门学(博士5人、助教5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4998.html
文章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