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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 ——悼念王家范先生

更新时间:2020-07-09 21:21:44
作者: 王家范  

   历史阅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交流的活动,如同看小说、听歌曲一样,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当下的心情都不无相关。当然,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项有益于提高自己观察社会与思考人生的智力锻炼。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历史可以助你在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成长过程里多一份经验。学过历史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老气横秋,像出土古董死气沉沉似的。不,不应该如此。他们理应有一种比较豁达的胸怀——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都交往过,有一种洒脱和冷峻的人生阅历。

  

  

   2005年,王家范先生与邓伟志先生、赵修义先生、袁恩桢先生、余源培先生、丁凤麟先生参加《探索与争鸣》編輯部在浙江衢州组织的笔会活动,巧的是六位先生都属虎,均为1938年生人。学问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若要破除对学问的神秘,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三个要素构成:时、地、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例如2003年情人节前,上海某大学饭厅前张贴出一张海报,匿名女生诚情征邀男生,在寝室陪伴度过情人节之夜,以一人为限。新闻传出,远近轰动,每个人都不怀疑自己拥有评论权,褒贬不一。设想百年之后,有一位社会史的研究生发现了这些材料,以此为中心,写出一篇研究转型期中国女性社会心理变迁的论文,这就变成历史社会学或者历史心理学范畴的专门学问了。有些事情,距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看得清,因为“当局者迷”,“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历史学家常常自以为得意的地方。但如若那位研究者漏看了一条网上信息,即事后有人揭发,此海报作者实非女生,乃男生玩笑之作;如果这条揭发真相的史料是确凿的,却又因某种原因毁灭了,不存于世了,那篇论文资料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这就是“后现代”史学要说的——别相信史料记载、史家评论的绝对真实性。

  

   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是思想,需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搜寻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可以了;但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因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重要的是人发明了语言文字,使集体性的记忆得以长久保存,人也就借此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和个体生存的局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体性记忆,从而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长度提高许多倍,多活了几百岁乃至几千岁,从经历上说你有可能“千岁、万岁”。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谈自由。从历史上看,这可是两个特大字眼,真不好轻易评说。记得德国的克尔凯戈尔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畅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民主与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种合适的关系准则(或曰游戏规则)之上,且不说缘木求鱼,南辕北辙的教训倒是不少。

  

   我是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起步的。今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是明王朝被农民战争灭亡之年。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极其丰富,野史笔记多的是,这在古代很难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细,感触越强烈。一是感慨大明官场,人才济济,济济变成挤挤,搞窝里斗倒是登峰造极,包括知识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穷乡僻壤、山坳荒漠,藏龙卧虎有的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就获得了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说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驿站马夫,一个为地主打工,原先谁会把他们当人才看?可1628~1644年间,他们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17年里屡败屡战;要智慧有智慧,野战、阵地战都胜过官军。两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献忠残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没有东北满族的横插一杠,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为第二个朱洪武似的开国皇帝。若做了皇帝,他过去是当马夫还是当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别人也会哄然给你戴上,古书上叫做“解民倒悬”、“天纵英明”,十分的伟大。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不是没有道理。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的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球”、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状态,人心会变得叵测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最强的国家。长城、运河不说,周秦、汉唐、两宋、元明的宫殿、王府、豪宅、园林,建筑瑰宝不胜枚举,如果都保留到今天可以为旅游业赚回大把大把的外汇,可地面上存留下来的却少得可怜。去过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国人,就感觉得到,中国地面上的文物与其悠久的文明极不相称。每一次战争动乱,一个王朝的许多宏伟建筑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经为此疑惑不解。打进京城的农民痛恨皇帝、大官、阔佬,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不打一处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对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到极点,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里的“火併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閵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一山不容两虎”,这叫“专制心”,即使是曾经仇恨帝王将相、仇恨被别人压迫的普通农民,到了那个份上,成者为王,他心理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回到这个死结上来,这就是数千年社会体制积累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不容易摆脱。

  

   原来义军内部,头领称“掌家”的、“管队”的,由大家推举,不时以兄弟相称,都是“哥儿们”,相互之间只有职务差别,没有大的收入落差,关系比较融洽。现在,义军士兵不能不对将领和降官们刮目相看了。大将军刘宗敏府前高悬大红灯笼,人称刘国公,门卫森严;官员、将领俱以九品分等,服装、帽子都有严格区别,尊卑分明。旧礼制的恢复,在新官与士兵百姓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河南文人郑廉,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那朋友被抓在农民军军营里,有一个年轻小头目负责严密看守,防止他逃跑。一天,他对那位小头目说:“你又不是天性想作盗贼,何苦来?即使老贼头做了皇帝,也封不到你。”小头目听后号啕大哭,把他放了,自己也跑回了老家。

  

   进京后,李自成招降一批明朝中低级官员,授以新朝官职。有一个士兵问某明官:“选你做什么?”那人回答:“兵部主事(国防部科长级官员)”,士兵一脸无奈地说:“也好,也好。只是不要再像前朝那样死要钱。我新朝立法森严,贪官污吏是要杀头的。”这还算是有点骨气的。更差的例子也有。无锡人赵士锦在明朝只是工部的小科长,绝食三天,拒不“从逆”。看管他的一些头目纷纷相劝,说:“老爷,你何必受苦呢,饿坏了身子,可是大事。我们家的官好做得很,与明朝一样。如果老爷能转升到我们家里做大官了,可千万别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求你老爷多照顾着些呢!”

  

   大顺军17年里屡败屡战,百战不殆,靠的是共同摆脱困境、走出生死峡谷的巨大凝聚力。然而,胜利只能改变少数人的境况,而多数人仍是希望渺茫。经过进京城短短的39天,在与清军的山海关战役中,农民军一败涂地,判若两支部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心涣散,导致军纪失控,在去山海关之前,已经非常严重。眼看封王封侯的,接受闯王赏赐,一箩筐一箩筐金银珠宝抬进抬出,一般义军士兵、军官怎能不感慨万千?前面说到那位号啕大哭的小头目算是觉悟早的,稍晚的正挨到抄没明朝宗戚官僚家产的风潮,纷纷“顺手牵羊”。据当时在京城的一些亲历见闻者的记载,说义军士兵到酒店喝酒,随手给的都是金银首饰或珍珠,出手特别大方。有一位秀才,被一群士兵抓了就走,此人吓得面色发白,以为大祸临头。谁知到了军营,士兵们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官人”,特别客气,原来是要他为山西、陕西的家人代写书信。言语间不时流露出对闯王的诸多怨言、牢骚,思乡气氛浓烈。他们每人都把身边的金银首饰折断了装在布袋里,托便人连信捎回老家。事情办完,那秀才也得了不少金银珠宝,兴冲冲地揣着高额“劳务费”,向夫人报平安去了。因此,当义军退出北京,往山西、河南、陕西撤退的路途上,逃跑的越来越多,失败的态势已经不可挽回。

  

这是最后失败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朱元璋发布的圣旨许多是用白话写的,通俗易懂。他也说农民终年辛苦,如何如何,讲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旧日情景,可一涉及到赋税皇粮,口气就变了,说这是每个老百姓(子民)必须尽的义务,谁不认真完纳,就对谁不客气。为了杜绝隐漏田赋劳役,他把军队放到地方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实地调查人口田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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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原载《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9期 原题《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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