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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证与疏——傅斯年史学的两个面相

更新时间:2020-10-25 14:03:13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傅斯年曾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他的见解常受人误解(详后),但其特别强调史料的重要,窃以为仍应引起今日治史者的关注。实际上,若“史料学”包括史料的搜集、整理、解读和运用,还真可以说是大体上涵盖了史学的主要内容。这正是傅斯年的意思,他曾把近代史学方法界定为“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在此意义上,“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而从搜集到运用的整个史料处理进程,都牵涉到一般所谓“史识”,愈到后面的环节就愈明显。若把对史料的处理提到史识的高度来认识,或更能理解傅斯年的意谓。

  

   傅先生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作《旨趣》)一文,也历来多受关注,诠释不一,而以王泛森兄所论述最为平正允当。王著出版已多年,惜其以英文刊布,在中国大陆流传不广。后之论傅斯年史学及《旨趣》一文者,多视而不见。如王先生所言,《旨趣》一文中类似“反对疏通”、主张“证而不疏”、以为“推论是危险的事”等,都是“常被批评的部分”。其实这些见解也类似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是傅斯年“行文时惯用的矫枉务必要过正的手法”,亦即为吸引他人关注而夸张表述其立场的一种策略性举措。

  

   《旨趣》一文发表后两年,傅斯年在给王献唐的信中说:

  

   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此志似可,而自愧力有不及。如承指正,感荷无量!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

  

   这虽是私信,却可视为点题之笔,表明《旨趣》一文实有所针对,有特别的立意,多少带些故意说的成分。但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而其它人为什么会“误解”,实在意味深长。只有置于当时的思想和学术语境之中,结合其作意进行深入剖析,才能充分领会其旨意(有些思路,甚至要与此前更长久的学术思想进行对照,方显清晰)。而领会了傅先生何以如此说及他人何以误会,也就对当年的学术思想语境,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傅斯年围绕“史料学”的相关言论,往往表述得非常简明干脆;而其背后的心态,实甚复杂。他的很多说法和做法,例如把历史和语言捆绑在一起,作为其研究机构的名称;例如“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等等,隐约中常可见清儒擅长的“小学”之身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清代汉学,所以他才有意区分于“汉学之正统”。也正因此,他不得不故意多批评“正统汉学”的代表章太炎,且出语苛刻(其在《旨趣》一文中对章太炎的具体评说,即使就傅本人而言,也不一定代表其实际看法)。

  

   从民初的学术取向看,傅斯年自己的研究,实更接近所谓的“新宋学”(详后)。所以他常说清人口中的宋学是明学,而汉学则是开考证之风又重考异的真宋学。且明学也有官学和民间私学的区分,前者即理学,后者乃是真朴学:“朴学之兴,始于明。最初求博,后求精,再后求精求博而更求通,顾、黄集其大成。卒因政治之影响,后之学者,不敢追踪前贤,乃专注于考证。”换言之,一般皆以干嘉之学为清代汉学的顶峰,而傅先生则视之为朴学的衰落。他对清代史家不满,也因其“为避免文网,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编纂,而趋于考订史料之一途”,亦即把整体的“史料学”缩略到局部之一隅。故其即使有成绩,且拓展出边疆史地、金石学和辽、金、元史等新追求,所获也终有限。

  

   不过,傅斯年清楚地知道,时人心目中的宋学,所代表的正是讲性理的空疏之学;民初颇得提倡的国粹观,也带有强烈的伦理倾向;他更担心中西旧史学那讲求文字和见解的文人风气对当下史学的影响。三者其实都指向昔人所说的“义理”,故他在意识层面和下意识中,都对五四前后颇受青睐的“哲学”有着很强的警惕。傅斯年和陈寅恪一样不提倡史学言说的系统性,更正面反对所谓疏通,实际却又推崇真正的通达。他知道治史无法做到客观,但正因此而侧重于防止主观(所以要从史学退到史料学)。他既重视历史的个别性,明确任何事件皆单体;又注意历史现象那复元的一面,主张以多元取向来趋近客观。

  

   可知傅斯年一面要与旧“汉学”划清界限,一面又要与旧“宋学”分疏,还刻意“反对‘国故’一个观念”。他更提出,“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与前引“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对照,可知他特别强其史学之“近代”或“后来”的定位。其努力方向,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意傅先生想要争的是“东方学正统”,而不想要的学术认同则是“汉学正统”。但这东方学又不是仿效西方的,乃是他所谓“不国不故”的,即超越中西和往昔的。所以,他想要超越的旧史学,不仅是中国的,还有西方的;则其想要建立的新史学(东方学),也是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即要区别于以写作为考究的既存中西“旧史学”,而建立一种以史料为基础的世界新史学。这一取向,与当时流传于国中的各类“新史学”,也未必是同调。

  

   所有这些,迫使傅斯年常常处于不得不如是说的状态之中,还不能不说得斩钉截铁般不妥协。他虽寄希望于其所谓科学方法,以将史学导向正路;实际这方法究竟何在,仍在其探索之中,并未获得解决。由此看去,傅先生所谓“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不过是提出一个努力的方向;而其“自愧力有不及”,恐怕是带有双关意味的实话实说。

  

   历来学力识力高于同时代一般学人较多者,其提倡“众人”做的,多与其自身实际所做的有些区别。盖学力或积累,识力往往靠解悟,实难摹仿。故对那些提倡性的发凡起例言说,解读要特别谨慎。其对学界的影响(不论接受还是反对)是一回事,其与本人治学取向的异同,或又是一回事。廖平曾说,“教人最忌以己之心得使初学行之”。因为师之心得,也是“苦思弥久,乃有此境。而欲使初学亦为能人,岂有此理”!老师当然都希望学生少走弯路,但若提倡的起点太高,也可能反生弊端。章太炎对诸子学那前重后轻的态度转变,便是一显例。

  

   清末民初的学者,多认识到清代汉学的板滞一面(不仅是一般所谓琐碎考证,更缺乏义理的贯通),而思有所变。道咸以后的“新学”,又偏重义理,有走入“宋学”的倾向。为纠正这一偏差,章太炎在1909年提出:“甄明理学,此可为道德之训言,不足为真理之归趣。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他那时和《国粹学报》不少撰稿人一样,相当看重周秦诸子学。但章氏初已有所警惕,曾指出:若“提倡者欲令分析至精,而苟弄笔札者,或变为猖狂无验之辞”。到其晚年在苏州办国学讲习会时就注意到,过分强讲究义理的诸子学,在学界的确造成了避实就虚的负面影响,不得不承认“诸子之学,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讲;而其课程设置,则“以经为最多”,又再三强调读史的重要。

  

   治史者都知道提高史识比积累史料更重要,章太炎就认为,史家能“素知经术者,则作史为犹愈”。这是他强诸子学的立意所在。但他转变后的态度,便非常像傅斯年以史料学来对抗“着史”的取径。傅斯年则深知对“义理”的提倡可能导致诠释与史料的脱节,故亟讳言之。他之所以再三强调驻足于“史料”的阶段,就是要防止不客观。盖若进入他所谓的“着史”,不仅真需要主观(即所谓裁断),也可能主观到哲学家所谓的“自由王国”(套用字面义),如入无人之境,那时主要的约束就是史家自身,其高下真可能差以千里了。

  

   对于何者可提倡、何者可自做,傅斯年有着自觉的认识。他后来在反对“史论”时曾说:“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不无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史实了。”引申言之,面向众人而非专家说话,就要适当隐去“自我”;若教后学,当更谨慎。傅先生留下的多数关于史学方法和研究取向的言说,稍成系统者,都是针对后学的,不完全代表他自己的治学取向。而向受关注的《旨趣》一文,也是针对同人特别是后辈同人立言,不必是他本人实际要贯彻的“旨趣”。如果真要了解他自己的研究取向,恐怕不仅要看他怎么说,更要看他怎么做。

  

   另一方面,傅斯年非常担心年轻人被时代流风裹挟而去,所以不免多做矫枉过正的提醒。这类言说,当然也代表他自己的见解。只要弄清他的针对性何在,我们也就知道了他那样说的意思所在。而且,即使在这类夸张的表述中,他真正倾向的治学取向也不会完全隐去,不时要露出其本来面目,惟较婉转隐晦,常以脱口而出的方式简单展现。这样的表述其实也并不少,尤其在那些不专门针对后学或学术团队的言说中,我们常能看到傅斯年自己所偏重的治史取向。

  

   窃以为,证与疏是傅斯年史学两个相辅相成的面相。下面即分别考察傅先生针对他人的立言和自身贯彻的研究取向,并尽可能置于当时或更久远的学术思想语境之中,结合其作意进行深入剖析,以明其对于“疏通”的真意。大体仿效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做法,第一节是全文的基础,论证较详;后面两节,因其所讨论与前节皆有关联,故相对简略。

  

一、区分于著史的史料学

  

   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其实就是要在具体的历史思考之中,用“史料学”来替代“史学”。这里面固然有对当时流行的“史学”言说之不满,可能也隐含着针对那种把“史料学”和“史学”区隔成两个阶段的流行观念。

  

   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偏于实证的史学主张,基本上已较清楚地认识到史料从产生到存留和流传过程中的各类问题,讨论了很多史料的内部和外部考证的具体方法。但这类史料考证,多被视为史学之前的准备阶段。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代表,是朗格诺瓦(Ch. V. Langlois)、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该书曾希望,“将来终有一日,凡一切史料关系于上古历史名著者皆经刊行,皆经鉴定,于是在此类学术领域中,更不须文字鉴定及史原鉴定”,可直接进入研究的阶段。

  

   这几乎就是把史料学和史学区隔成一先一后两个不同的独立门类,前者基本是为后者作准备。不过,这样的分工,大体类同章学诚(1738-1801)的见解。章氏固以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他把史学分为“守先待后之故事”和“笔削独断之专家”两个层次,后者显然更高,且所高不止一筹。由于章学诚颇受民初学界推崇,他的见解可能有助于上述西说在中国的接受。王绳祖后来即将历史工作分为“历史事实的鉴定”和“史文的写作”两部分,而前者的意义就在于“供给写史文的人真实可靠的材料”。

  

今日稍严谨之史家,很少有人会不经自己鉴别即直接使用经他人“考证”而视为“可靠”的史料进行撰述。但在当年的思想氛围下,很多人都接受史料考证是可以“完成”的一步,也只有在这一阶段“完成”后,才开始下一阶段的工作。即使那些不强史料考证的独立、将其说成是初级史学之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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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化》2010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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