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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 邹兆辰:追求历史的真谛:我的史学之路

——访张海鹏研究员

更新时间:2020-04-04 23:03:16
作者: 张海鹏 (进入专栏)   邹兆辰  

  

   张海鹏,学部委员、1939年5月出生于湖北省汉川县。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中国史学会会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国家社科规划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统编普通高中历史教材总主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台湾史。著有《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张海鹏集》、《张海鹏自选集》、《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

  

   邹兆辰:张先生:您好!以前在学校里听过您做的学术报告,但是没有机会与您交流。这次,借参加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首届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想与您谈一下您个人的人生与治学经历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历史教学问题》杂志对我的委托。

  

   张海鹏:2012年12月,在广州中山大学开会,与《历史教学问题》杂志主编王斯德先生会晤。他说要约我做一个访谈,我考虑已经做过多次访谈了,所以再三推辞,但不得应允,只好答应回京之后接受访谈。现在我们可以谈一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参考我已经发表的其他文章。

  

   邹兆辰:好的。这次会,是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首届学术论坛,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您的学术研究正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您的学术经历和对治史的见解对于广大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是很有启示的。所以,我想就您的整个学术经历纵向地回顾一下,同时也请您总结一下您治史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我们知道,您的整个学术历程都是在近代史所这个基地里进行的,这是我们国家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殿堂,那么就请您从进入近代史所开始谈吧!

  

一、进入近代史所

  

   邹兆辰:您进入近代史所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正是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主持近代史所的时候,您能够进入这个最高的学术殿堂确实是很难得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如何降临给您的呢?

  

   张海鹏:我先说一下这样一个背景:大约是在1963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有全国党内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党委宣传部负责同志约500人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且有讲话,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大会上做主题报告,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是学术界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和动员大会。报告除了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修正主义理论外,还讲到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当时近代史所所长是范文澜,大年同志是常务副所长,黎澍是副所长。黎澍参加了会议,表示要在近代史研究所建立、培养新的理论战线上的反修队伍。那时黎澍同志在所里管人才,他提出近代史所应该建立一支反修的理论队伍,应该从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挑选。黎澍的提议是经过学部和所里讨论通过的1964年初近代史研究所用中宣部的介绍信,派出了五支人马,到各地大学里去挑人。

  

   我是1959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那时武汉大学是五年制,1964年我正好毕业。武汉大学本身是历史很悠久的大学,武汉大学历史系教师力量也是非常之强。最著名的教授,中国史有李剑农、谭戒甫、唐长孺,中国近代史是姚薇元、汪贻荪,世界史是吴于廑、张继平。吴于廑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期当过武大副校长。我那时没有想过来近代史所,也没想过从事近代史研究。我在四年级写的学年论文是《试论秦汉之际的游侠》。五年级时做毕业论文,唐长孺先生给我出的题目是《北齐政权的评价》。领到了题目后,我又想考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侯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不好读,我利用晚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中国思想通史》看了一遍。考试的准备都做了,准考证也拿到了,可以应付入学考试了。但是临考试前个把月,历史系党总支告诉我不要考思想史研究生了。他们说北京有个外交学院,陈毅同志以外交部长兼外交学院院长。它招生不是自由报考,而是将通知发到各个学校的党组织,由党组织掌握、推荐。武汉大学历史系党总支推荐我去考,我就放下了思想史,因为那个外交研究生班,我也是很愿意去的。考完试,放假后就回家干活了。到8月16日学校统一宣布分配方案,我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感到莫名其妙,完全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我们就到北京了,连到系里问一下的机会都没有。

  

   邹兆辰: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张海鹏:我到所里报到以后才知道,原来外交学院录取了我,而近代史所也选中了我。由于近代史所挑人在先,而且是中宣部的介绍信,武大历史系就把我推荐给了近代史所。但是我不知道,系里也没有告诉我。这样,外交学院录取我了,近代史所也挑中了。经过多次与外交学院交涉,最后外交学院放弃了,所里就把我挑过来了。我到近代史所来,完全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愿望进来的,我是在服从分配的原则下被动地来到近代史所的。

  

   我在武大毕业前,写了一篇关于苏美建交的文章,寄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进所后,一次黎澍同志接见新进所里的年轻人,他大声对我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了”。大家都投来很惊异的眼光。当时刚大学毕业,还没有人敢给《历史研究》投稿。虽然没有发表,但我感到很满意,一篇大学生的习作,会送到黎澍先生手里,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邹兆辰:这样看来,您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就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这样才能得到系里的推荐,又得到近代史所格外的珍爱,所以才能够从外交学院那里把您要过来。您在1964年进入了近代史所,是在那个时代进所后就能够进行学术研究吗?

  

   张海鹏:事实上进入了科学院的近代史所,并没有立即进入学术研究。首先参加的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四清”。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近代史所与拉美所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参加“四清”。我们学了一个月的文件,就到甘肃“四清”。

  

   我们在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待了八个月。我们的工作,是按照“桃园经验”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揭发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西部的农村,非常艰苦,一路上只见到稀稀拉拉的几颗秃顶树。我们那时住在农民的炕上,大人小孩没有衣服穿,农民特别穷,工作队当时在那里给农民发棉衣、棉裤、棉被。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地情况,不像“桃园经验”所说的那么严重,生产队干部“四不清”现象说不上严重。1965年5月,我们结束“四清”工作,离开村子,干部群众都来欢送我们。

  

   当时国家规定,大学毕业后应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我们在张掖八个月,还不到一年,学部领导觉得太苦,要给我们换一个地方,完成劳动锻炼。于是就转到山东黄县(今龙口市),住进于口大队下孟家生产队一户孟姓农民家里。这里生活条件很好,蔬菜很多,各种海产都能吃到。我们在山上同农民劳动了七个月。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多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

  

   邹兆辰:“四清”之后接着就是“文革”了。您当时刚刚毕业来所,条件好、年纪轻、热情高,没有任何包袱,您一定是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人吧?

  

   张海鹏:是的。当初我们对党中央毛主席,有无限崇敬的心情。到了近代史所以后,我在当时被认为是比较活跃、比较被人看重的人。特别是黎澍同志那次的接见,在新进所的人中间形成了这么一个认识。我在大学期间就要求入党,写过多次申请书,一直担任班干部。但一些党员认为我骄傲,所以在大学没能入党。进所后,所里对我很重视。不久,团支部改选,我是团支部委员。

  

   我们单位的造反是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起来造反的。1966年的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聂元梓等七个人的大字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夺回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配发了史绍宾的文章,点了《历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这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是史学界的“东霸天”、“西霸天”。学部1966年6月4日要在首都剧场开会,我们所挑选了我发言。我在批判了杨述的《青春漫语》后,在结语里结合6·3社论对刘大年提出了质询。表示要响应社论号召,彻底打倒盘踞史学界的资产阶级的“东霸天”、“西霸天”,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6月15日,近代史所党支部召开全所大会布置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这次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主席团,并推举我为大会主席。这是全所第一次公开批判刘大年、黎澍,也是近代史所的“夺权大会”。所里选举产生了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我是副组长,管常务。确定刘大年、黎澍是所谓“走资派”、“三反分子”,召开批判刘大年与黎澍的会,多次是由我主持的。

  

   8月以后,近代史所组织了红卫兵,参加了学部红卫兵联队,称作红卫兵联队近代史所支队,我是支队长。运动逐渐转向学部和社会。1967年春,按照戚本禹要求,历史所和近代史所联合,收集整理刘少奇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资料。1968年2月,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垮台,因为它的后台戚本禹垮了。以后我就被所内反对派群众组织控制起来。后来,学部总队开批判会,我是批判对象之一。

  

   1969年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此,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团体”的骨干,作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经历了长达五六年的艰难岁月,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1970年5月,我在工宣队押解下被送到河南息县东岳公社塘坡学部五七干校。在河南近三年,辛苦备尝,心理和政治压力几乎难以承受。1972年7月,随学部五七干校一起回到北京。但回到所里后,我依然处在被监督下从事劳动。直到1974年12月,才解除对我的审查。1975年9月去了近代史组。当时他们正在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评水浒”,提出结合太平天国,结合李秀成,论述李秀成的投降主义。组里把写文章的任务交给我了,我写的文章在《历史研究》1976年第1期发表了。1977年院里的“清理帮派体系”运动我也受了牵连,所里把刘大年、郭永才和我作为所里“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全所大会批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我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到年底就烟消云散了。

  

“文革”的影响,对我来讲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有时心情非常郁闷,但不管我在“文革”期问多么困难,始终都没有动摇我对共产党的信念。1978年,社科院进行了改革,各所组建了研究室,组建了科研处。1978年开始,我进入了真正的学者生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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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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