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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易代之际诗学研究的文献问题

更新时间:2020-07-08 10:31:58
作者: 左东岭  

   内容提要:易代之际的诗学文献较之承平时期具有自己的特点与难点:一是诗歌作品的散佚,使研究者无法找到诗人的全部作品或者重要作品,从而影响对其诗学思想与诗歌整体特征的把握与评价。二是真伪混杂,必须进行认真的辨析与甄别,方可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三是易代之际的作家归属存在争议,其诗文作品的整理也需要采取独特的编纂方式,同时必须对现存作品进行全面的整理与考辨,以保证研究文献的可靠性。

   关 键 词:易代之际 文集散佚 作品辨伪 时间要素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思想史。

  

   易代之际的诗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因为无论是诗学思想还是诗歌创作,均与承平时期具有较大的差异。因为易代之时随着政权的解体与社会的动荡,文人的思想趋于活跃,情感波动激荡,因而诗坛便呈现更为复杂多样的形态。然而,易代之际由于战乱的破坏与政治的剧烈变动,常常会对诗人的作品存留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因而在诗学研究中对其文献的研究应予以特别的关注。根据已知学界相关情况,易代之际研究中所存留诗学文献,大致存在着三方面问题,本文将分析如次。

  

   一、诗歌作品的散佚问题

   诗歌作品的散佚,使研究者无法找到诗人的全部作品或者重要作品,从而影响对其诗学思想与诗歌整体特征的把握与评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诗学文献的保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但承平时期与易代之际又是有巨大差异的。在正常的环境中,尽管诗歌作品能否流传后世也不一定全然依据创作水平的高低作为唯一的条件,比如政治地位的高下与经济状况的好坏,都会影响到作品的地位与流传,但一般说来名气与水平还是大致成比例的。哪怕是布衣文人如徐渭和谢榛也都有别集传之后世,而且像陈继儒和王稚登这样的布衣诗人还名气很大,影响很广。但在易代之际,情况就大不相同,以元明之际为例,有大量的诗人和诗歌作品没有流传至今。贾继用《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一书专列“元明之际失踪诗人考”一章①,其中考察了张羽《怀友诗》中的23位诗人,都是当时诗坛重镇吴中的有名诗人,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经被淹没在历史迷雾中,连曾经担任过明初礼部尚书的牛谅,其明初的履历也模糊不清,尤其是晚年经历更是一片空白,更不要说留下诗文别集了。接着,作者还分别考察了钱谦益《列朝诗集》、徐达左《金兰集》中所载诗人无考者,以及失踪的蒙古色目诗人,其数量已达百人以上。至于元明之际到底有多少失踪诗人,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其实,当时的文人已明确意识到他们在变幻不定的政治格局中会被历史所遗忘,因而想方设法使自己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丝痕迹。比如顾瑛等人在玉山草堂的聚会赋诗,采用了绘画、序记及诗歌唱和的方式,并编辑成《玉山雅集》予以刊刻,终于使其流传后世,其中一些地位低下的文人如果不是厕身玉山草堂的雅集,说不定其人与诗早已被历史所遗忘。有的则是以文人集体题画的方式留下了名字,如《寒窗风雨图》、《听雨楼图》等均有几十位诗人为其题诗。尤其是前边提到的张羽《怀友诗》,虽说记述了二十三位诗人,但在张羽早期的弘治本《静居集》中,却仅仅留下莘野、方彝和李讷三人,其他二十人则均失传,而全诗乃是在明后期李日华《六研斋日记》和张丑的《真迹日录》中作为诗画作品而被著录的,总算在历史的夹缝中被保存下来。因此,明代的两部题画集子《铁网珊瑚》与《珊瑚木难》就成为值得关注的搜集元明之际诗歌作品的重要文献。

   前人搜集元明之际的散佚诗作,最重要的辑佚文献乃是《诗渊》与《永乐大典》,这当然是该时期很重要的文献渊薮,但是书画题跋总集和野史笔记也是保存易代之际文献的重要领域,以前则常常为学界所忽视。其实,这类文献不仅仅能够辑录散佚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们还能保存文人雅集、集体题咏等诗歌活动原始面貌,从而成为珍贵的诗学研究文献。比如成书于明代中期的朱存理《珊瑚木难》,就保存了大量的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学文献。元明之际的诗人高启曾在其《春日怀十友诗》②中记载了余尧臣、张羽、杨基、王行、吕敏、宋克、徐贲、陈则、僧道衍、王彝,即所谓的北郭十友,无疑均为当时重要的吴中诗人,但有些人已经很难找到存留的作品。其中的宋克是高启很重要的友人,因为在高启现存的作品中还保留着为其所作的传记《南宫生传》以及长篇五古《感旧酬宋军咨见寄》,可见其关系非同泛泛。可是宋克的别集如今已荡然无存,很难再一睹其诗文作品面貌。但是在《铁网珊瑚》书品第五卷,却保存了《宋仲温诗帖》,表达宋克元明易代思想情感的三首诗也得以保留下来。其《秋日怀兄弟》二首曰:“秋至转相忆,萧萧木落初。如何去乡国,不见有音书。漂泊全无定,存亡半是虚。风尘几时靖,还似昔同居。”“相别几多时,相思泪满衣。家贫经难久,世乱得书稀。作吏诚全拙,从军事亦非。乡心秋塞雁,尽日向南飞。”其《怀何孝廉》曰:“绝怜何有道,老节独居贫。孝义今谁及,交情久更真。清斋将十载,小隐欲终身。别后音书断,相思入梦频。”③通过这些诗,不仅可以得知宋克的生平状况和交游情况,更可以了解其进退失据的无奈和思亲怀友的感伤。更为重要的是,诗后还附录了大量与宋克赠答的诗文作品,其中就有高启的《南宫生传》、《赠醉歌》、《奉答感旧五十韵》,杨维桢的《庚子岁赠》,饶介的《论书赠仲温》,张宪的《赠宋克四首》,倪瓒的《赠宋克三首》,周砥的《放歌行赠宋君》,沈铉的《放歌赠宋君仲温》、《诗送仲温先生迁吴》等等,这些文献的汇聚,不仅令后人目睹了宋克的交游状况,也提供了较为详细的生平信息。该组文献末尾记曰:“燕山曾焕、蜀人王燧、会稽唐愚士,洪武廿一年四月既望同观于应天府学之东斋。”说明这些文献乃是产生于较早的洪武中期,其可信度无疑是能够得到保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献并非因其内容而是因其书法才得以保存,因为宋克当时的书法名气远远大于其诗文名气,则其诗歌作品也因其书法乃得以流传后世。此类文献另一保存途径则是因画而存,其中《听雨楼》就是一组书画诗文具备的文献集成。《听雨楼》画是著名文人画家王蒙于至正二十五年作于卢恒的风雨楼中,并由当时著名书法家周伯琦题字。然后自张雨、倪瓒开始题诗,先后有王蒙、苏大年、饶介之、钱惟善、张绅、马玉麟、鲍恂、赵俶、张羽、道衍、高启、王谦、王宥、陶振、韩奕为之题诗词18首及文3篇,最后是永乐五年王达善对题诗文人生平小传的叙述及所作题记,时间跨越了元明之际的数十年,集中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思想情感。王达善题曰:“右听雨楼诗卷,其间所载,皆一时名士,诚可宝也。然予观此卷,而人品有三:其至高者,闻而知之;其次者,事而知之;其又次者,交而知之。”④尽管文献的生成时间已经是永乐年间,但王达善毕竟与其中的作者乃是“闻而知之”、“事而知之”与“交而知之”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亲历者,因而也就具有了更为贴近的历史真实感,其文献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另有一种情况是诗歌作品的部分散佚,也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度。比如说危素和陈基,这两位元明之际的重要文人,他们在元代末年都是文坛上的重量级诗人,入明后也曾经做过明朝的官员,作品理应保存得比较完整。但是查阅现存的危素《说学斋稿》和《云林集》,以及陈基的《夷白斋稿》和《夷白集》,却完全没有入明后的诗歌作品,因而无法知道他们入明以后的创作情况。其实很难想象,这些重要的文人会在入明后就此封笔,应该是他们有意删去了自己入明后的作品。在承平时期,许多诗人可能会悔其少作,编选别集时删去早年的不成熟作品,像这样删去晚年作品的现象,大概只能出现在易代之际的特殊时期。当然,也存在与此相反的情况,就是有些作家失去了入明之前的诗歌作品。比如宋濂的诗歌作品,自明代正德年间编成《宋学士文集》再到《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宋濂的诗歌作品也就200馀首,这就形成了一种印象,宋濂是以散文创作为主的。但早在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中就说:“予尝见太史宋公濂诗四册,公亲书者也,大字如指顶,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龙蟠凤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为杭守张公取去。今学士集中之诗不满二百,则知遗落多矣。予家又藏公与戴九灵寄答古诗各十首,考之《九灵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诗集皆无之。且书乃当时吴德基,而题跋则王华川、揭少监、胡仲伸辈,而又装潢成轴,袭以文锦,安知又不为他人之取乎?苟或败坏,千古埋没。”⑤郎瑛在此描述如此细致,说明他的确是见过这四册宋濂诗作的。数百年过去了,人们再也没见过这个诗册。但在进入21世纪后,却有人在日本发现了在中国大陆失传数百年的这本宋濂诗集⑥,人们才知道收有300馀首宋濂诗作的《萝山集》依然在日本内阁文库中躺着睡觉。后来黄灵庚先生将这些诗作重新收入新编《宋濂全集》中,人们才得以见到宋濂现存的全部诗作,当然也会解决许多以前没有解决的学术问题。现在要追问的是,既然宋濂的这些诗歌作品并没有散佚,他本人以及后来的全集编纂者为何不把它们编进《宋学士文集》中去呢?是偶尔的失收还是有意的回避?还有那十首戴良的古诗,为何在编辑戴良的别集时仅收进六首,另外四首为何漏收?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由此推测,在元代任过官职而入明朝为官的所谓“贰臣”,入明后的作品大多缺失;而元代在野文人入明为高官者,则又多隐匿其元末作品。而这些问题在承平时期可能是不大会遇到的。

  

   二、诗歌作品真伪混杂的问题

   易代之际的诗歌真伪混杂现象突出,必须进行认真地辨析与甄别,方可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在易代之际,由于文人生活的漂泊不定以及政治形势的动荡混乱,往往使保存作品的方式与条件极为恶劣与特殊。因而古今作品、时人作品等他人创作的作品往往会混杂在一些诗文别集中,从而造成真伪混杂的状况。比如在孙蕡《西庵集》中,收有一首其临刑时的五言绝句:“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⑦许多人也都将其作为孙蕡的作品,但其实这是五代人的诗作。赵翼曾曰:“明董毂《碧里杂存》载:孙蕡为蓝玉题画,被诛,临刑口占云……太祖闻之,曰:‘有此好诗而不奏,何也!’遂诛监刑者。按此诗乃五代时江为所作……今乃移之仲衍,何耶?岂仲衍被刑时诵此诗以寓哀,闻者不知,遂以为仲衍自作,而董毂因记之耶?”⑧历史的记载往往有模棱两可之处,说孙贲临刑吟诗,就可以作两种理解,吟自己的诗和吟他人的诗,如果将吟他人之诗误为自吟之诗,也就会导致对作品作者的误解。其实,在元代末年,有许多诗人别集中夹杂有唐人诗歌作品,在使用这些文献时应该认真加以鉴别。否则便可能发生张冠李戴的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还存在着别集全书的真伪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聚讼数百年而不休的郑思肖《心史》案。作为宋元之际的南宋遗民郑思肖,居然将自己的怀念故国、不屈新朝的诗文别集藏于深井之中以待后人发现,以表明自己的坚贞气节。当然,古人立志著书并藏之名山以待后人的行为并非仅郑思肖一人所有,著名的司马迁、李卓吾都有过这种想法,而且李卓吾的史学著作之一就叫做《藏书》。但令人称奇的是,直到400年后的崇祯十三年,才从苏州承天寺的井中发现了由密封铁函保藏着的署名郑所南的这部《心史》著作,并被人刊刻出来。随后就是成群的文人为其作序,在明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这的确过于巧合,明代即将灭亡,历史将要重演,此时此刻表达遗民情怀的《心史》被应时发现,然后成为明清易代的真正历史起点。于是,过于的巧合引来了许多名家对其真实性的怀疑,自《四库提要》以来,可以说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尽管陈福康教授花费10多年的时间撰写《井中奇书考》⑨一书,对其出井经过以及刊刻过程进行了详实的考辩,也提供了不少有力的证据,从而使该书真伪的研究向前推进不少,但要真正成为定谳可能还为时尚早。仅仅这样一部书就牵扯出如此多的问题,而要从整体上解决易代之际的文献真伪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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