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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从知识型阅读到研究型阅读

更新时间:2017-07-02 16:29:21
作者: 左东岭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有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格言,有了“活到老学到老”的俗语。但是如果深究的话,人生的学习是可以分成许多阶段的,而每一阶段的学习均有各自不同的重点与特点。如果从学校教育的角度出发,则受教育者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教师讲授与自我阅读这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大学之前的教育方式主要是通过教师的讲授使学生获得知识,并辅之以课外阅读以扩大视野。大学以后的高等教育尽管也需要课堂的讲授甚至是高水平教授的课堂讲授,但自我阅读在学习中所占的比重无疑越来越大。因此能否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以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本文要探讨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阅读与研究生阶段的阅读究竟有何不同的问题。从大学生到研究生,会发生许多明显的转变,比如从人生目标的多样选择转向某个具体的学术领域,从集体学习的方式转向个别培养的方式,从闭卷的课堂考试转向开卷的撰写论文或课程作业等等。以上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培养目标的转变而展开的,具体讲也就是大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以培养社会各部门各领域的实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此类人才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与较为宽扩的知识面,所以其培养内容主要是专业知识的学习与基本技能的训练,尽管不排除有许多人将来也会得到进一步的深造从而成为专业研究人才,但却不以研究能力的培养为目标。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则主要是学术规范的训练与研究能力的提高,尽管现在也有工商、法律及教育等应用型的学历教育,许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也会从事中学教育、文化事业乃至政府机关的非专业研究的工作,但是无论如何硕士研究生依然应以研究能力的提高作为其培养目标,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毕竟将来要从事专业研究或攻读博士学位,如果没有严格的学术规范的训练与相当的研究能力,他们是无法有效胜任其工作的。正是由于培养目标的不同,也就相应带来了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阅读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从总体上讲可以概括为知识型阅读与研究阅读这样两种不同的模式。简单地讲,知识型阅读的重点在记忆,而研究型阅读的重点在辨析。如果展开来讲,我以为知识型阅读与研究型阅读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需要说明的是,我讲的这三个方面的差别主要是针对文科,尤其是我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的。

   研究型阅读方式之一:疑问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读者往往将自己所阅读的著作视为权威的看法与正确的结论,很少对它们提出质疑,尤其是对于经典的作品与权威人士的著作就更是如此。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大不相同,怀疑是读者面对所有著作所应持有的态度。无论你所阅读著作的作者地位有多高,名气有多大,均不应被置于疑问的眼光之外。我们要时时质疑,他这样说有道理吗?他的结论有根据吗?他所采用的论据可靠吗?他所运用的推理合乎逻辑吗?等等。一旦发现问题就应该穷追不舍,一问到底,直到水落石出为止。

   比如说《西游记》的作者,我们在中学与大学本科的学习中都被告知是吴承恩,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一个知识点来加以记忆,并在考试时毫不迟疑地写上它。但是在研究型阅读中就不能如此轻信,因为现存的明代百回本《西游记》均不题撰人,直到清初刊刻《西游证道书》时,才说是元代道士丘处机所作。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胡适、鲁迅等学者的考证,才认定是明代中期的吴承恩所作,由于胡适与鲁迅这两位先生是现代学术史上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人们都很信任他们的学术实力与学术结论,后来他们的看法遂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但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其中是存在漏洞的,因为胡、鲁二先生所依据的最直接材料是明代天启年间撰修的《淮安府志》,其中在卷十九《艺文志一》说:“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后来清代乾隆年间的吴玉搢在《山阳志遗》中,根据天启《淮安府志》的记载与小说中所使用的淮安方言,提出吴承恩为《西游记》的作者,并得到了其乡人阮葵生、丁晏等人的响应。但其中的疑点是,在封建社会官方所修方志中,是历来不收通俗小说的,《淮安府志》是否是个例外,这必须加以说明,何况志中并没有直接指出此《西游记》乃是章回小说。而且在清初黄虞稷所撰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中,曾有如下的著录:“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这显然是将吴氏的《西游记》作为地理类的游记加以著录的。从这些情况看,胡、鲁二先生所使用的证据是有问题的,这些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就不能相信他们结论的正确。因此,自章培恒先生提出此一疑问后,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多学者的呼应。尽管目前在没有更有力材料出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将吴承恩作为本书的作者来使用,但必须清楚此一说法是有争议的。疑问式阅读对于学者研究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学术研究无非是由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这两个环节构成的,而发现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而有无提出质疑的眼光与能力又是发现问题的前提。可以说提出疑问是所有人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基础,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不疑则不进。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怀疑是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而不是轻率地否定一切,因此怀疑又是与存疑紧密相连的。比如近些年来有人提出对《二十四诗品》的作者司空图著作权的质疑,本来是很有意义的话题,因为这其中的确存在疑点,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唐末到明代中期从未有任何一家书目著录过《二十四诗品》,这合乎伪书鉴别的一条重要标准,当然对此是可以质疑的。但其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如明代人认为《二十四诗品》乃司空图所作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宋人苏轼曾经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一文中提到过司空图的“二十四韵”,认为这“二十四韵”就是指《二十四诗品》。对此目前学术界也还是有争议的,所以质疑司空图的著作权是可以的,但否定其著作权就有些轻率。后来有些学者就颇为遗憾地采取了轻率的态度。轻率的第一步是不仅断然否定《二十四诗品》的作者为司空图,并进一步否定它是明代之前的著作;轻率的第二步是又很肯定地断言该书作者为明代中期人怀悦。但对此马上就有学者写文章指出,早于怀悦七十余年的明初人赵谦在《学范》中就引用过《二十四诗品》,则怀悦所作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同时在如何理解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中的“二十四韵”的问题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其实学术研究是有阶段性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可以一次性解决的。有了疑问就等于提出了学术问题,其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果能够将提出的问题解决当然更好,如果一时解决不了,就不必勉强解决,最好的做法就是先将疑问存起来,等遇到坚实的证据时再解决它。脑子中有一批问题储存着,这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学术财富,所以说质疑与存疑是同等重要的,都属于疑问式阅读中应该留意的问题。

   研究型阅读方式之二:对比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阶段,由于要追求知识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就必须精心挑选阅读的对象,并将其作为权威的说法加以记忆,从而构成自己稳定的知识谱系。但是这种阅读习惯也容易形成盲从的缺陷,比如有许多本科学生甚至硕士研究生在进行某论题的研究时,常常会找来一些专家的著作或文章作为参考,当他们一家一家地读完后,觉得都讲得头头是道,却又不能肯定哪一家是最有道理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没有养成对比式的阅读习惯肯定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在认识事物时,经常都是在对比中进行的,这就是所谓的“有比较才能鉴别”的道理,只是在许多时候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而已。许多观点与见解单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一旦将不同专家的同类文章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往往会发现它们之间会存在许多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那么究竟是谁犯了错误,是各方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从而均有一定道理,还是因种种学术局限使该论题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余地等等,总之通过对比会为你留下一堆疑问,从而引起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这种对比是很灵活的。它可以是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的对比,这可以使我们更真实全面地认识它,弄清其丰富复杂的内涵。比如归隐还是出仕是明代初期士人关注的焦点问题,士人们做出或此或彼的选择,体现着它们的人生价值追求以及对于新朝的态度,但要弄清每个人的态度又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在对比中做出判断。其中的高启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在为徐贲(字幼文)作《蜀山书舍记》时,很是羡慕徐贲“不急进取”的隐居读书生活,并发感叹说:“而予也,北郭之野有土,东里之第有书,皆先人之遗也,日事奔走而不知返,宜有愧于幼文矣。”(《高青丘凫藻集》卷一)可知他是很愿意像徐幼文那样过隐居生涯的。可他在为晋陵的另一位徐姓文人作《野潜稿序》时,却又不同意其归隐的选择,说:“今乱极将治,君怀负所学,可终潜于野哉?”(同上卷二)这其中何者才是作者的真实态度呢?这就需要认真进行比较,看两位徐姓文人与作者关系的远近。徐贲与高启同为北郭十友成员,又与杨基、张羽一起被时人称为“吴中四杰”,可以说高启与徐贲有着长期的交往与很深的友情,而与晋陵的徐姓文人则属于泛泛之交。再结合高启自身的志趣,应该说向往归隐才是其真正的人生态度。那么他又为何会在其他场合不赞成归隐呢?这是因为征聘隐逸、鼓励出仕是当时朝廷积极推行的政策,高启在公开场合当然不能反对,所以对一般所交说一些面子话也就在所难免了。对比也可以在不同对象面对同一问题时而展开。比如《庄子》有许多注本和研究成果,但对于同一篇章、同一范畴乃至同一字句却又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将这些不同的看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庄子》的第一篇是《逍遥游》,可对“逍遥”的解释各家便有许多不同。晋人郭象认为适性就是逍遥,大鹏与小鸟之间“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它们拥有逍遥的原因在于“守分”,而只有“守分”才能“自适”。“苟足于其性,则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郭象:《庄子·逍遥游》注)在郭象眼中,大鹏和小鸟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东晋人支遁却不同意郭象的说法,他说:“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这些暴君、强盗以杀人为快乐,难道也可以成为令人向往的逍遥境界吗?支遁认为真正的逍遥是“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世说新语·文学》)。其实也就是《庄子》中所言的与道合一的“无待”境界。宋代人林希逸在注《庄子·逍遥游》时,认为逍遥就是“乐”,而乐的前提也是“乘天地之正”,只不过他将“正”解释为“正理”,也就是达到了高尚的儒家道德境界,这就将逍遥的观念与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联系起来了。通过三者的对比,我们发现支遁的逍遥解释比较接近庄子的本意,而郭象与林希逸的解释则深受魏晋玄学与宋代理学的影响,从而显示出各家不同的特点与意义。一般地说来,在阅读这类经典性古籍时,研究者很少只读一种本子,而是选择几种重要的权威注本,同时进行细读以便进行对比,从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当然,还可以在古与今、中与外等不同层面对同一对象的不同理解进行对比,从而引出种种有价值的学术思考,在此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举例说明了。

研究型阅读方式之三:联想式阅读。在知识型阅读中,由于记忆知识的需要,读者常常将知识归纳成条条或要点,然后努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头脑中,至于此一点与彼一点之间,此本书与另一本书之间,该学科与他学科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同异,一般是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的。可以说该阶段读书的目的还比较笼统,如果说有目的,那么增加知识便是其主要目的。研究型阅读则不然,此时读书的目的性较强,一个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不仅读书时会常常想到自己的专业,更重要的是还会常常想到自己目前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他在遇到一种新的理论、一个新的观点、一条新的材料时,就应该想到这些对解决我所研究的课题有何用处与帮助,这就是我所说的联想式阅读。比如我在阅读《王阳明全集》时,自然遇到了他哲学的核心理论良知说。这本来是个哲学范畴,但当我发现良知的主要特征是以人心先天即拥有性善为核心,同时具有自然与虚灵的特性时,我就想到了我正在从事的公安派性灵说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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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7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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