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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东岭: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

——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

更新时间:2015-01-28 18:25:15
作者: 左东岭  

   如果从出版《李杜论略》的1980年算起,宗强先生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有24年了,其学术思想经过了萌生、发展到成为一个较为完整体系的过程。如果从1992年到宗强先生那里攻读博士学位算起,我随宗强先生治中国文学思想史,也已经有了12个年头。宗强先生在这24年里,先后有近十种著作出版,其中有不少是像获得教育部社会科学著作一、二等奖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与《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那样的学术精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宗强先生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探索,建立起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整套该学科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这些学术思想有的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所特有的,有的则拥有文学史、批评史及美学史研究的普遍意义。总结其学术思想的特点,当对文学研究的推进与成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随宗强先生治学,虽难说已透彻领悟其学术思想,然经过10馀年的品味咀嚼,亦颇有会心并受益良多。我按此种学术思想撰写的博士论文《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想》,曾获首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另一部论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亦获北京市优秀论著奖励。在此总结宗强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本人也是一个提高认识的机会。我以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真求实与历史还原

   中国文学思想史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当然就存在着研究目的的问题。究竟是为现实服务而研究,还是为恢复历史真实而研究;历史真实到底是可以认识的,还是永远也无法把握的,这本来都是历史哲学中争论已久的重要命题。但宗强先生切入此问题的前提却并非从历史哲学的理论探究出发,而是从中国学术的研究现状出发。依宗强先生的看法,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并不存在太多的研究目的的争论,学者们几乎都无可争议地认为,弄清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历史原貌乃是其根本目的。即使罗根泽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明确提出其研究目的,也是求真求好并举,且以先求真后求好为次序。但在建国之后,出于受苏俄文艺理论及西方文学理论的冲击,中国学术界急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便形成了急功近利的学术理念,从而使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经常处于现代文学理论注脚的尴尬地位。有感于此,宗强先生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求真求实的研究目的:“有时候,对于历史的真切描述本身就是研究目的。”[1]“弄清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面貌本身,也可以说就是研究目的。”[2]“有时候,复原古文论的历史面貌,也可视为研究的目的”[3]。“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弄清古文论的本来面目,也可以说是研究目的”[4]。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是由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观念在中国学界根深蒂固并一次次掀起高潮,仅近10年来,就有用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与因“失语症”而带来的话语转换的呼吁,从而使以平常心研究历史真实这样一个本来不成为问题的话题却要反复呼吁,并至今难以得到所有人的认可,由此可见中国学术界积重难返的沉重现实。

   宗强先生既然认为求真或者说复原历史面貌乃是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则历史还原便成为不言而喻的具体途径,所以他说:“历史还原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古文论的历史原貌”。[5]有时宗强先生将历史真实又称为历史感,并认为“要使研究成果具有历史感,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便是还原”。[6]当然,研究缺乏真实历史感的原因除了研究目的的急功近利外,也还存在研究方法的适应与否。宗强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操旧业时,本来是打算研究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的,但是“其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基本概念的产生,都和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潮流有关。不弄清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不弄清文学思想潮流的演变,就不可能确切解释这些基本概念为什么产生以及它们产生的最初含义是什么。

   因此,只好终止了这一工作,而同时却动了先来搞文学思想史的念头”[7]。正是追求历史原貌的一贯主张,使得宗强先生将历史还原作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他说:“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位的工作,应该是古代文学思想的尽可能的复原。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进一步对它作出评价,论略是非。这一步如果做不好,那么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我把这一步的工作称之为历史还原。”[8]可以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所有方法与程序,均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而进行的,如果失去此一目的,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而且我以为,宗强先生以其研究的实绩,已经使其所倡导的求真学风在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的认可。

   当然,宗强先生在强调求真目的时,从来也没有否认学术研究应具有的文化建设作用,他只是认为,基础研究不应该那样的急功近利,而应该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些。之所以强调求真求实,是因为如此可以使古代文学思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他说:“求真的研究,看似于当前未有直接的用处,其实却是今天的文化建设非有不可的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书法、绘画创作,无不与文化素养的深厚与否有关。”[9]他将此称之为“无用之用”,并认为是更为有益的。同时宗强先生也没有因为追求历史还原而忽视当代意识与主观因素对客观性的影响,可以说自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体系提出之日起,他都一再反复强调要完全复原历史是不可能的。他在《四十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一文中说:“对于历史的研究,完全地符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仅有一个史料的完备与否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还有在于研究者的种种主观因素会妨碍历史面貌的真实复现。但这并不是说,历史还原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说,尽可能接近的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是应该做到的。”[10]这样的认识使之与传统的乾嘉学派的绝对主义观念有了明显的区别,从而拥有了现代的学术品格。

   尽管如此,上述的求真观念毕竟是为了纠偏而提出的,所以较多的强调了主体因素对于古代文学思想研究的负面作用。随着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学科体系的完善,宗强先生越来越对研究中的主体要素做出了建设性的阐述。这种主张集中体现在他最近为涂光社先生《庄子范畴心解》所作的序文中。首先他明确承认了经典解读中的局限:“至少在思想遗产的范围内,任何经典的解读,都不可能完全回归到原典的本来面目,都不可避免的带着解读者的印记。这印记,有解读者的思想与学养,也有时代的影子。”但与以前有区别的是,除了指出此种影响所带来的曲解经典的负面作用外,他还特意强调了这种解读也有可能深化与丰富原典所蕴涵的思想,认为“由于《庄子》所蕴涵的理论的巨大涵盖力,又由于它的模糊性,我们完全可以用现代社会培养起来的严密的思维能力,对它做出更为精密的阐释,对它的意义加以更为深入的辨析,把它所蕴涵而又尚未充分展开的理论内涵展开来,探讨它在当代的价值所在。”但这种解读又决非随意的,而必须限定在原典所约定的范围之内,所以结论是:“经典的解读总是带着解读者的时代印记,问题只在于是不是在原典所约定的范围内展开。”一方面要恢复原典本意,一方面又可以展开其理论蕴涵并探讨其当代价值,他将此一过程概括为“还原、展开、充填”。宗强先生的这些见解显然比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主张有了很大的发展,从而显得更为圆融周全,也为其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思想注入了更大的活力,开拓出更大的思维空间。

   宗强先生虽然一向谦称自己不懂西学,并且很少染指历史哲学与阐释学理论,但我以为他所提出的“还原、展开、充填”的学术宗旨是合乎当代学术的发展趋势的。西方的历史哲学与阐释学在20世纪前半期的确曾过分强调了主观的局限性与理解的相对性,以致对我国学术界曾一度造成过不良的影响。但在最近时期,西方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少折衷之论,如美国文学理论家赫施将解释分为含义与意义两种:“一件本文具有特定的含义,这特定的含义就存在于作者用一系列符号系统所要表达的事物中,因此,这含义也就能被符号所复现;而意义则是指含义与某个人、某个系统、某个情境或与某个完全任意的事物之间的关系。”[11]艾柯则将这种不同的目的区别为“诠释本文”与“使用本文”。认为诠释本文时“必须尊重他那个时代的语言背景”,而使用本文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参照系统得到的不同的解读”[12]。他们的意图其实很明显,含义与诠释本文指本文的客观性,而意义与使用本文则指对本文的主观阐发。无论是历史哲学还是阐释学,都把目光集中在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既结合又区分开来,从而达到既尊重历史客观性而又能与现实紧密地联系起来。我想宗强先生的还原相当于诠释本文与探求含义,而展开与充填则相当于对文本意义的使用。在有意无意之间,宗强先生对传统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进行了理论的整合。

   二、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

   把古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宗强先生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得以建立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其历史还原的求真目的得以实现的重要一环。早在1980年,宗强先生便在《李杜论略》中指出:“探讨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有必要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而他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引言”中指出,他在本书中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倾向结合起来考察”。这种把研究对象从理论批评扩展至文学创作实践的作法之所以能够成立,其主要的学理依据便是能够更全面、更真实地描述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结合创作来探讨文学思想可以补理论批评之不足。正如宗强先生所言:“文学思想除了反映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外,它大量的是反映在创作里。有的时期,理论与批评可能相对沉寂,而文学思想的新潮流却是异常活跃的。如果只研究文学批评与理论,而不从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研究文学思想,我们可能就会把极其重要的文学思想的发展段落忽略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13]如果只研究理论批评而不研究创作实践中的文学思想,那么至少这样的文学思想研究是不完整的,而不完整当然也就不能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历史的原貌只有完整才会真实。如果在横向上缺乏立体感,在纵向上失去了许多重要的段落与环节,则所谓的历史还原也就名不副实。

   二是结合创作来探讨文学思想可以与理论批评互为印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人一统的思想现实所决定的,尽管中国古代士人也讲儒释道互补,但儒家思想却是他们大多数人标榜的立身处世原则,只要他想入仕为官取得成功,就不能在公开场合讲不利于儒家的言论。这便造成了宗强先生所说的情形:“在公开的场合,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而自己的真实爱好,却流露在创作里。我们常常看到一种奇异的现象:有的人在文论和文学批评里阐述的文学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却并不实行;他在创作里反映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言论完全相左的另一种倾向。究竟哪一种倾向更代表着他的文学观,这就需要将他的言论与他创作实际加以对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如果我们不去考察他的文学创作倾向,而只根据他的言论做出判断,那么我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的描述,便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14]而无论是片面还是错误,都是与真实面貌相悖谬的。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体系的正式确立。因为唐代是一个理论并不发达而文学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宗强先生运用其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将这380年文学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清晰地梳理出来,将李白、李商隐这些没有多少理论表述的重要作家的文学思想论述得那样丰富多彩,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就敏锐地指出:本书“结合文学创作、风格写文学思想,使我们在书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理论,而且是原来的一些实际情况”[15]。可见傅先生是把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与传统的文学理论批评史明确区别开来了。尽管以前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界也曾有像王运熙这样的学者提出过将理论与批评结合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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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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