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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试论1921年“商教联席会议”

更新时间:2020-05-26 08:25:25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摘    要:

   1921年10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 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共同举行商教联席会议, 通过了若干重要议决案, 公开发表了对内和对外宣言, 呼吁停止军阀混战, 表达外争国权之一致民意, 并向全国各公团发出召开国民会议的倡议书。本次联席会议是近代商界与教育界跨界组合的一次创举, 被誉为国民大会成立之先声, 受到社会舆论广泛关注。

   关键词:商会; 教育会; 联席会议; 国民会议; 华盛顿会议;

  

   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上海隆重举行商教联席会议。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商界和教育界两大全国性团体,面对国内外特殊形势而联合筹备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的报纸多有报道和评论,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理应引起当今研究者的重视。但查检相关论著目录索引却并未找到研究商教联席会议的成果,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撰文对这次会议略作论述,以就教于方家。

  

   一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共同筹备召开这次商教联席会议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分别是什么样的团体?它们能够代表全国的商界和教育界发起商教联席会议吗?

   商会和教育会都是在清末之际清政府推行“新政”,实施振兴工商和地方自治背景下诞生的近代新式社会团体。率先成立的是由工商业者组成的商会。1904年初,刚刚设立的商部奏准颁行《商会简明章程》,要求各级官员劝谕商人设立商会。随后,凡属商务繁富之区,无论省垣或城埠均相继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立商务分会。在清末民初,商人是一个广义的历史概念,不仅指现今狭义的商人,而且也包括从事工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者,几乎涵盖了与整个实业相关的所有人员。商会的成员以狭义的商人为主,但也包括其他行业的人员,其会员为各业推选的代表,大多是不同行业声望素孚的头面人物。各地商会的宗旨虽表述不一,但大都不外乎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开通商智、振兴工商等。例如最早成立的上海商务总会,在试办详细章程中指明其宗旨为三条,分别是“联络同业,启发智识,以开通商智”;“调查商业,研究商学,备商部咨询,会众讨论,以发达商业”;“维持公益,改正行规,调息纷难,代诉冤抑,以和协商情”1。1905年成立的苏州商务总会,“以保护营业、启发智识、维持公益、调息纷争为宗旨,将下列各项实力施行,择要汇报商部查核。(甲)调查各业盛衰;(乙)研究商学,发明新理;(丙)改良物品,推广销场;(丁)联络同业,和协商情。”2因此,“建筑于各商之上”而作为“众商业之代表人”的商会诞生之后,很快就成为联络工商各业、代表工商业者利益最重要的新式商人团体,拥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巨大号召力。

   但是,清末的商务总会和分会都是地方性商人团体,虽然在联络本地工商各业、维护商人利益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缺乏能够统合各地商会的全国性组织机构,限制了工商业者开展全国规模的统一行动。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缺陷,在清末曾发起成立华商联合会,虽得到一些商会响应却直至清朝灭亡也仍未正式建立。民国元年工商部召集全国商会以及其他工商团体的代表在北京举行临时工商会议,此时已有更多的商会意识到:“时至今日,无论对内对外,皆决不可无全国商会联合之机关。”3上海和汉口商会遂联络参加会议的各地商会代表,发起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经两次召开筹备会议讨论相关具体问题,于1912年11月20日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以下简称“全国商联会”),总部设北京,上海设总事务所,各省各侨埠设事务所。全国商联会“以联合国内外商人所设之商务总、分会、所,协谋全国商务之发达,辅助中央商政之进行为宗旨”3,成为统合各地商会的全国性最高商会机关,在中国近代商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时人指出:“吾国商会始由局部的结合,进而为全体的结合;由各别的行动,进而为统一的行动。”4在此之后,全国商联会即作为全国工商业者的领导机关,通过举行常年大会和临时大会的方式,召集各地商会代表汇聚一堂,共同讨论保护商人、振兴工商的各项举措,以及商议应对特别重大事件的方略。

   教育会的诞生稍晚于商会。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鼓励创办新式学堂,发展新式教育,同时为仿行宪政而实施地方自治,将地方上的一部分市政、民政、教育、卫生等管理权限下移至民间社会团体,于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各类新式民间社团组织,成为近代中国民间社会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1906年清朝学部奏陈各省设立劝学所,鼓励绅董充任总董。同年又奏准设立教育会,以使“官绅相通,借绅之力以辅官之不足,地方学务乃能发达”5。1909年清政府颁行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进一步明确规定学务与教育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内容,“中小学堂、蒙养院、教育会、劝学所、宣讲所、图书馆、阅报社”等,均一概由地方绅民办理。于是,教育会开始在各地陆续成立,成为近代最重要的新式民间教育团体。

   例如苏州绅董较早设立的是学务公所,“与官设学务处相表里”。1906年地方官府设立官办学务公所,饬令原绅办学务公所改名为长元吴学务总汇处,受其统辖,不再是民间教育团体。次年,苏州绅董创办长元吴教育会,作为新的绅办教育团体,其机构设置较诸原学务公所更加完备。但在林林总总的各地教育会中,影响最大者当属原名江苏学会,后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的著名教育团体。其宗旨是“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凡绅士与学务有关系者,能担任推广、扶助学务者,兴办工商实业卓有成效者,均具备入会资格,其主要活动为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员、管理员,推广小学校,以谋教育普及,同时“劝设实业学校,养成农工商实业之才”6。

   各地教育会普遍设立之后,当时也面临着与商会相似的境况。因缺乏统合各地教育会的全国性机关,很难联合起来共同开展全国性的重要活动。在清末,各省的教育会仅1907年在上海举行过一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属临时召集,故此后无继续开会者”7。中华民国建立后,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欧美诸邦,对于教育多取联络主义,各国教育会常有开联合会之举,讨论教育利害得失,以条陈于教育行政官厅,既无上下隔阂之虑,又无远近纷歧之弊,法至善也。”8中国也亟宜仿照此法召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4年直隶教育会会长张佐汉呈文教育部,请求批准在津召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如蒙允准,拟于明年四月在津举行,届时并乞钧部派员监临,藉资指示。”教育部力予支持,批示“拟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共同讨论教育事宜,可谓知所先务,事属可行,务即悉心筹备,届时由部派员莅会可也。”8随后,直隶教育会即致函各省教育会,请“推选三二员于明年阳历四月二十号前后一律到津与会”。

   1915年4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于天津,集全国教育名家于一堂,精密研究,用促教育之进步,是诚民国第一次之创举也。”发起人张佐汉致开会词:“佐汉深信此会为国民战胜于精神之起点,日后吾国教育,在唤醒国民,使人人有责任心,抱同一之目的,积极进行,一扫从前粉饰敷衍之病。……庶几此后吾国教育事业,国民与政府双方均有积极进行之精神,吾五族国民,正可因外患之打击,淬厉以须,发挥吾固有之精神,以战胜于二十世纪也。”9大会通过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章规定,“联合会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组织而成,定名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为宗旨”,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分别推选代表三人担任会员,“概为名誉职”,联合会每年的“双十节”开大会一次。10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教联会”)设立后得以统合各地教育会,成为唯一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也是全国教育界的最高领导机关,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颇受舆论关注。7

   由上可知,全国商联会和全国教联会都是在民初借助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新局势而得以建立,分别是代表商界和教育界的全国性团体和最高领导机关。两会都定期举行会员大会,实际上是商界和教育界的全国性会议,汇聚全国各地的精英共商要策,为促进工商业和教育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但因分属商界和教育界两个不同的社会界别,直至1921年商教联席会议之前,全国商联会和全国教联会都一直未曾联合举行过任何重要会议。

   1921年间,无论商界还是教育界都面临着内政外交的重要时刻。国内“政潮幻变,兵祸连年”,不仅“商界历年所受苦痛,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教育界同样也深受其害。外交方面,“自欧战以后,世界商业政策竞争之焦点,咸集中于我国,故英美各国均曾开联合会以求所以发展之策,中国商人有利害切身之关系”,尤其“自太平洋会议发起以后,中国代表问题与南北之争,大足贻外人以分裂之讥,吾等正当藉此机会,得一确切之决案,以表示我中国一致之民意。……太平洋会议为中国存亡关头,我等商人自当屏却政治之臭味与手段,作公正之讨论,牺牲一己,服从公众,则真正之民意庶能发扬于国外矣。”11所谓太平洋会议即华盛顿会议,由于中国问题是列入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而且中国也被邀请派代表出席,故而引起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在此前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未达到目的,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各界都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支持,通过华盛顿会议实现目标。“不特失之于巴黎和会者可收之于华盛顿会议,举凡有损我国独立主权,如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关税行政、列国在华驻兵及设租界等事皆可由是而取消,并继之以退还庚子赔款焉。”12不过,社会各界也意识到当时的中国自身仍存在种种问题,要达此目标绝非易事,必须联合起来向华盛顿会议“表示我中国一致之民意”。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促成了商界与教育界的跨界联合,最终使商教联席会议得以举行。

   全国商联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常年大会,至1920年应在汉口举行第四次大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延而未开,引起一部分商会不满。根据全国商联会章程的规定,如遇紧要事项,“各省、各侨埠总商会有一处以上之请求、三处之联署、过半数之同意时,得召集临时会”。31921年1月底,苏州总商会向全国商联会江苏省事务所提议:“现际发生困难,惟请速召集全国商会联合会,赖全国舆论之解决,方为正办。”13苏省事务所表示赞同并向各省事务所发函征求意见,在致上海总商会的公函中提议本次临时大会仍在上海举行。上海总商会经过常会讨论,同意如有五省以上附议即在沪召开,结果有近十省赞同举行临时大会。会期初定当年8月底或9月初,后延至10月初才正式召开。

   全国教联会“向例于十月十日举行,本年因太平洋会议开会在即,对内对外皆有表示国民公意之必要,适全国商会联合会在沪开会,而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赴粤代表又多路出上海,故由上海总商会及江苏省教育会发起开商教两联合会联席会议,于本年十月在上海开会,地点在上海总商会”14。1921年全国教联会将要举行的是第七届大会,地点定在广州,经商议决定各省与会代表先至上海参加商教联席会议,结束后再一起赴广州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最初倡议举行商教联席会议的上海总商会和江苏省教育会,分别是全国商会和教育会中领袖群伦的代表者。上海商会不仅成立最早,而且曾经在全国发起抵制美货运动以及动员各商会参加国会请愿运动,也是清末民初成立全国商联会的主要倡导者,享有全国“第一商会”誉称,具备相当大的号召力。江苏省教育会则在全国的教育会中与上海商会的地位十分相似,拥有显著的影响力。由这两个在全国商界和教育界地位突出的团体发起举行商教联席会议,自然能够比较顺利地付诸实施。

当然,商教联席会议能够得以顺利举行,主要是由于会前双方各自讨论并多次沟通联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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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汉论坛 Jianghan Tribune 2019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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