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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再论“二次革命”前后的上海总商会

更新时间:2019-11-18 07:30:05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的表现不仅在当时受到革命党人的强烈指责,而且也为后世出版之研究论著所一致否定。但迄今为止,相关论著由于忽略对《上海总商会议事录》这一珍贵原始文献的充分利用,以至并未清楚地叙述“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的若干相关重要史实,包括受到指责的上海总商会一函一电的出台经过、总商会请求外国领事“维护商场”、协理王一亭之辞职案以及总商会拒绝接受袁世凯政府授予勋章匾额等,过去均很少提及,更无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的一大缺陷。厘清这些史实,有助于更为全面客观地认识“二次革命”期间的上海总商会。

   关 键 词:“二次革命”  上海总商会  王一亭  李平书

  

   商会是辛亥革命前新成立的重要商人团体,其与传统行会所明显不同的是具备了“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号召力,由此在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商会史研究初兴的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商会只是附属于辛亥革命研究之下的一个新分支领域,尽管商会是一个经济团体,其主要职能也集中体现在经济方面,但当时对商会的探讨却是侧重于政治方面,所采用的也是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分析框架,完全以商会反对还是支持革命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

   现今回看商会史甚至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商会史研究的兴起,对于回应台湾以及外国学者提出的清末是否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和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质疑,弥补我们以往对资产阶级主体缺乏研究的不足,用大量一手商会档案文献论证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以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考察商会明显存在着不小的缺陷,这样的研究无意中遮蔽了商会在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无法使我们了解近代商会的全貌,好在商会史研究者很快即意识到这一缺陷,随即从诸多方面对商会进行探讨,使商会史不再附属于辛亥革命史,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

   但另一个至今仍被忽略的问题是,即使是在政治史范式下对商会的政治动向进行考察,也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有些基本史实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对商会的认识以及作出的评价也因此并不准确和全面。例如,从以往的大多数研究成果不难看出,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革命浪潮以无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至全国各地,武汉、上海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商会、商团领导人随之改变政治态度,转而支持革命,不仅推动一些地区实现“和平光复”,而且在财政经济方面对新生的革命政权给予了宝贵支持。总体而言,武昌起义之后许多商会支持革命,发挥了值得肯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对于“二次革命”期间全国商会的表现与作用,以往的论著几乎都给予了简单的全盘否定,包括笔者本人的著作同样也是如此。①尤其是对号称全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在“二次革命”期间的表现,不仅当年的革命党人即曾加以谴责,而且后来出版的研究论著也一致予以否定,但其背后还有哪些我们未曾提及也不清楚的史实,长期以来却一直很少有研究者通过挖掘相关史料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探究,以至于对一些相关具体史实也没有描述清楚。②笔者通过细读《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之后,即感到在这方面尚有进一步厘清之必要。本文并非为上海总商会在“二次革命”中的政治表现作什么辩解,更不是什么翻案文章,只是想说明过去没有厘清或很少提及的“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总商会的若干重要史实,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二次革命”时期的上海总商会。

  

   一、上海总商会公开反对“二次革命”函电之出台经过

  

   “二次革命”爆发后,1913年7月18日陈其美予以响应,宣布上海独立,沪上讨袁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势。此前一直担心战事再起的上海总商会,随即于7月21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最后议定以总商会名义公开发出一函一电,成为上海总商会明确反对“二次革命”的铁证。这一函一电次日即在上海各大报章均有登载,而且多为相关论著摘录引用,此处照录全文如下:

   致南北两军公函

   敬启者:赣省事起,风潮骤急,商界首当其因。本日喧传南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事,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倾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为特函告台端,约束麾下,勿与人民为敌,轻启衅端,众商感戴。

   北京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商会均鉴:

   赣省变起,商业受害,今日上海全体商界开会,均反对此次扰乱,除通电外,特闻。沪总商会。③

   在“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讨袁义军迫切希望得到各界声援的紧要关头,全国各地商会都陷于恐慌并表示反对。尤其是作为全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公开发出这样的一函一电,明确反对“二次革命”,并称之为“扰乱”,将讨袁的革命党人视为“乱党”,所产生的影响自然非同小可。上海的革命党人对此十分愤怒,在《民立报》上专门发表评论文章对总商会予以抨击:“宋案起而市面凋敝,北军南下而金融停滞。请商会诸君想想,到底商家吃谁的苦来。不许上海有兵事,竭力调停可也,乃打电北京,竟称为此次扰乱,全体不赞成,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口气?请商会诸君,不要藏头露尾,说个明白来。中国银行钞票,故意留难,抬高贴水,钱庄银号,不许汇划,这明明是自己寻死路。请商会诸君,将眼前急应疏通之事,稍稍注意,不要学做政客,爱说空头话,反把头脑弄昏了。”④

   从表面上看,上海总商会的这一表现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因为上海商会和商团等新式商人团体,在前此不久的辛亥革命时期还曾支持革命党人光复上海,此后又有多名商界领袖在沪军都督府担任要职,上海商会还曾慷慨解解囊,帮助解决沪军都督府的严重财政困难,但为时不久却又对革命党人讨袁的“二次革命”公开表示反对。之所以如此,以往的论著均指明这是作为工商业者代言人的商会害怕革命再起,影响工商业发展,使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遭受损失,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所致,但却并没有深入考察上海总商会这一函一电的具体出台经过以及何人为推手。而要了解相关具体情况,就目前所披露的史料而言,只有通过考察和分析总商会的议事录才能知其梗概。

   据《上海总商会议事录》记载,7月21日召开的这次特别会议,集中讨论的是“驻守制造局南北两军有即刻开战之说,商市岌岌,公议设法维持案”。会议开始时由总商会总理周金箴说明召开本次特会的缘由:“北军来沪,保守制造局,人心甚静。自南京宣布独立后,即有南北两军将开战衅之谣。南市各商,已大受惊恐,北市地界毗连,唇齿相依。今晨各商至会,声称调停无效,战祸在即。本日各报纸登有县议会提议办法,拟请两军各自退出,将局归公民保卫团暂管。事关商务大局,诸公有何高见?请公议。”⑤周金箴的这番说词虽未明确表示对南北两军之具体态度,但认为袁世凯一方之北军进驻制造局时“人心甚静”,而革命党人在南京宣布独立后“即有南北两军将开战衅之谣”,这显然是将商民的恐慌归究于“二次革命”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上海商人和总商会多数议董的普遍认识。

   不过,从随后的讨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上海商人和商会起初也并非完全只是针对沪上讨袁的南军,同时也对袁世凯政府所派驻守江南制造局的北军发出了呼吁和要求。据议董苏筠尚向会议报告:“昨日在自来水公司与北军代表会议”,要求北军不得与南军开战,并撤出制造局。北军代表表示“系奉部令来守制造局,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南军不来逼,则北军必不先开战衅”。但对于撤出制造局的要求,北军代表则声称:“要我军撤退,只须有海陆军部命令,立可遵办,否则军律具在,实难遵命。”结果调停谈判“仍无结果”。在讨论上海县议会提议的将制造局交由地方保卫团暂为代管的办法时,周金箴认为“县议会所拟办法固属公允,特恐两军不允交付公团,将奈何?”议董叶明斋表示“共和时代,以民意为主体,公民保卫团为南北市公举,两军不能拒而不纳。”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说法就法理而言并不为错,但实际上却未免有些天真。因此苏筠尚马上指出:“保卫团虽由四团体组合,然无军事实力,使之担任制造局,殊非所宜。”另一议董王子展也附议说:“鄙人也不赞成此议。”于是对县议会提议的办法不再讨论。

   随后又有与会者提出另外的应对办法。议董郁屏翰发言称:“西商屡言伊等于此次之乱,均极痛恨,如中国商人有均不赞同之确证,则伊等即有办法。”总商会协理贝润生紧接着也说:“顷间曾拟商请南北两军,彼此皆不得开战,由领事团居中签字作证。如此则战争可免,市面可安。”由此得知,上海总商会内部还曾有请外国领事团出面干预,以避免在沪发生战乱的动议。但在讨论中也有个别议董认为这一办法并不妥当,例如印锡璋指出:“今次起事,系属内乱,若请领事团居中作证,恐于主权有碍。”由于印锡璋的发言强调此办法有碍国家主权,其他议董竟一时无言以对。

   以上两种方案的讨论均无结果,似乎使会议陷入了僵局。此时,议董傅筱庵表示:“现在时势已极急迫,我等在商言商,宜先筹保商为正办。”这种说法应该也是绝大多数与会议董的心声。另一议董夏粹芳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今日之事,必须先定宗旨,究竟南北众商,于此次独立,是否赞成?抑系反对?请即宣布,再议办法。”本次会议遂由此被引入至关重要的时刻。主持会议的总理周金箴提议:“如不赞成此次乱事者,请举手起立。”结果与会者“全体举手起立”,上海总商会也因此而达成了反对“二次革命”的一致态度。苏筠尚进而还说:“民国统一,已及两年,本无南北之分,如有先启战端,扰乱地方者,即视为乱党。”此说并未引发他人异议,为后来总商会致南北两军的公告函定下了基调。最后,本次会议“公决即照此意,分函南北两军军统约束麾下,幸勿轻开战衅。一面通电北京国务院、参众两院及各省商会,声明此次乱事,沪上商界均不赞同。”⑥

   以上就是上海总商会公开反对“二次革命”的一函一电酝酿出台经过,在此过程中总商会内部也有人提出过其他两种应对方案,但最后还是一致通过以一函一电的方式,代表全体上海商界公开表明其政治态度,作为总理的周金箴、议董苏筠尚、傅筱庵、夏粹芳等人在本次会议上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他们几人不像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等商董那样,在辛亥革命时期即与革命党人建立了或多或少的联系,所以反对“二次革命”的态度也更为坚决,是上海总商会出台反对“二次革命”一函一电的重要推手。

   除此之外,上海各业商人尤其是若干重要行业商帮的强烈呼吁,对总商会最终形成这一决议也不无影响。透过《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不难发现,在总商会发出这一函一电之前,上海许多行业商帮都曾接连向总商会上书,要求总商会出面协调,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尽量避免再起动乱,切实保护商人利益。⑦总商会在多次常会和特会中也不得不讨论这一问题,而且多数议董认为总商会应该顺从众商之意,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上海商人和总商会都将造成动乱与恐慌的根源,归究于革命党人酝酿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而无法像革命党人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到“当知使吾民感兵祸之痛楚者,其罪魁祸首者实为袁氏,袁氏甘心与人民开衅,岂能转责他人。呜乎!此可为商民之当头棒。”⑧《时报》发表的“时评”文章,则似乎对上海商人以及总商会的这种态度和行动颇能表示理解,认为“商界何以反对南方兵事?盖兵事一起,商人之损失无限。此不独中国商人然也,即外国商人,亦甚望贸易之国,处于平静之地位,安居乐业,勿复惊扰。且商业凋零,则人民均受其影响。故彼等之反对,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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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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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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