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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

更新时间:2020-05-14 23:46:41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摘要:社会科学在中国是舶来品,它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引入,并因应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建立起相应的价值导向、学术规范与研究群体。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目标是揭示研究者所在社会的面目,这一定位注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一定会踏上寻求本土化的漫漫征途。但百年来探寻本土化之途的艰难促使人们反省这个目标是否适当。文章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在本土化的普适社会科学范式建构与本土化的绝对经验描述之间,确立社会科学之服从科学逻辑的普适原则,以及基于中国经验的可证伪的社会科学研究 范式两个高度关联的研究目标,籍此走出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焦虑,引导中国社会科学朝 向严格的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舶来品;本土化

   社会科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动力,固然与中国的现代转变紧密相连。但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讲,这一思潮/运动一者与中国的留学运动相联系,二者与中国紧迫的自我认识相关,三者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需求相贯通,四者与新兴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与组织建制相关联。因此,中国社会科学自始便难以摆脱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世界化是由中国现代化转型与社会科学的舶来性决定的,而本土化则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 现代转型的自我筹谋性质。这是一种难以协调的张 力:它既是中国社会科学成长的动力,也是与中国社 会科学如影随形的压力。取决于前者,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特质在初创时期就格外凸显;受制于后者,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成为其成长的重要目标。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不因为后者便成为一个易于实现的目标。原因很简单,本土化的最低目标不必倡导,本土化的最高目标殊难企及。实在地讲,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是一个亟需重新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科学的自西徂东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这一论题,首先提示人们,中国的社会科学是外来的,而非本土自产 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是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学问。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事件。因为,社会科学是随科学的兴起与繁荣而创生的。在科学的主导地位在各种研究共同体中得到承认之后,人们尝试将科学的理念、方法与共同体规范用于研究社会问题,催生了社会 科学的知识体系。在其前史阶段,17、18世纪致力于探究社会重大问题的学者,诸如霍布斯、哈林顿、洛克、哈奇森、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就已经将刚刚兴盛起来的自然科学理念与方法引入社会研究领域。尽管这样的尝试,与 19世纪后期正式兴起的 “社会科学”在旨趣上明显不同,但却奠定了以科学 方法审视社会问题的基调。以“社会科学”自称 的知识体系于 19世纪正式诞生,研究者试图借助科 学方法但又与之划清界限,由此凸显探究社会现象及其背后联系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性。这在孔德介入当时“何谓科学”的广泛争论时,展现出科学地研究社会的知识面目。从总体上讲,“社会科学很严肃地对待科学的理想,而且即使这种理想如所描述的那样未能实现,它也保持了一定的规范力。例如,‘科学的方法’尤其为那些追求‘真正的’科学的控制力和确定性的社会科学家们所青睐。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讨论也多少受到这些社会讨论的影响和规范,尽管科学家们通常使用这种方法去解释为什么社会学科不是科学的。历史学家们和科学哲学家们通常会正确地坚持,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中找不到类似一种严格的或者统一的方法,但是他们也并不认为这种讨论是不合理。这有利于提高科学的威望,塑造科学的特征,并且有时构成了科学的良知”。可见,社会科学本身既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也是一种实践科学方法的尝试,还是一种为社会科学研究共同体所承诺的共识。

   科学知识具有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普适性。附着于科学而起的社会科学,其对于知 识上的客观性、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追求乃题中之义。社会科学就此与民族特性、文化传统和国家结构等基于特殊性的因素区隔开来,而与普适特性、普遍意义和全球体系紧密相连。当然需要承认,对社会科学的这一定位,犹如科学的类似定位一样,是在理想层面上做出的规定。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真正兑现这一理想。一方面,这与社会科学的知 识限度有关。社会科学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而 是对社会世界的解释。因此,社会科学无法让研究 者摆脱内外张力——一旦研究者内在于某个研究对象,他的先在性认同就会显著影响他的研究进路、研究方式与研究结论;假如研究者外在于一个研究对象,他分析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明显高企,但与对象的疏离,使之难以获得研究对象中的诸主体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基于研究者的经验观 察、分析进路和解释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彼此极为悬殊的研究结论,并因此引发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完全不同的认知结果或公众倾向。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会受到严重的质疑。再者,由于研究者总是处在特定群体、民族与国家中的人士,他们的价值偏好、立场择定、传统熏陶、教育背景、彼此认知、自恋倾向等,都会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发生重塑作用。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通常不能得到诸研究群体的一致认可。尤其是那些涉及民族与国家的评价性结论,可能会在不同民族间引起极为不同的反应:对同一个结论,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研究者,既可能钦服, 也可能拒斥,更可能痛诋。

   在社会科学的上述背景中审视,社会科学之输入中国所引发的世界化与本土化之争,实属必然。从总体上讲,中国现代的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都是舶来品。因为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体系是经、史、子、 集,而不是文、史、哲,政、经、法,更没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样的大类划分。由于自然科学引入中国时,其普遍知识的取向不会触及中国人对传统的认知与评价,因此很容易成为中国人现代知识体系的构成部分。人们面对自然科学,并不会产生基于文化抵抗与排斥的拒绝行动。但人文社会科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比较的视角 看,文、史、哲尽管也是引进学科,但因为研究的对象与传统的深度相关,本土化的色彩是比较浓厚的。社会科学的现代社会依托明显,科学性较人文学科为强,学术的普适标准因此也得到更大程度的凸显,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兼容性相对较弱。在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之后,其学科的设准,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供给,给人以外来学科的印象更加深刻,因此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有更强的紧张感。

   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鲜明的舶来特性,毋庸多 言。从较为成型的学科建制上讲,它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初期,由留学欧美、日本的学者引入中国的。追溯源头,则是 19世纪晚期游学欧美、日本的学者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与社会公众的。就后者讲,严复的翻译与梁启超的推介,构成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的双子星座。严复的翻译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试图激发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之意义的兴趣”;梁启超流亡日本十年,发明了一种结合日式表达和公众表述的现代文体形式,让他的文字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特别成功地传播了西方社会科学”。但其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建制尚待建构,因此二人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还没能与现代学术体制如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起来。

   就前者论,即就成型的学科建制来看,中国社会 科学完全是留学欧美、日本的学人引进并坐实的。从时间上看,起自20世纪初,迄于20世纪40年代。在 20世纪初期,随着大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建制开始建立健全起来。国家随之设立了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学术建制体 系中的学术评价开始成熟起来。1948年中央研究 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成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建制性评价的标志性事件。这届院士选举,专门设立了人文组。说是人文组,其实包含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两个门类。人文组的院士共有28人,其中仅有6人没有留洋经历。将之区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两类的话,没有留洋经历的6人都是人文学科类院 士,其余也都有留洋背景。社会科学类的院士则都具有留洋背景:政治学家吴敬恒、萧公权、钱端升,法学家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经济学家马寅初,社会学家陈达、陶孟和,都是留洋归国的学者。这些社会科学的院士,都是中国建制性的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与标志性人物。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绝对是自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翻译与引介,是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必须,其著者为留英的严复;西方社会科学的广被公众,是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互动的需要,其著者是留居日本的梁启超;西方社会科学的建制化确立,是社会科学确立其在中国的学术地位的标志,其著者正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

   梁启超

   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兴盛的贡献无可置疑。他们去欧美国家留学时,正是现代社会科 学蓬勃兴起与急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留学生们在欧美、日本几乎同时接受了兴起中的现代社会科学的 教育、熏陶和影响。欧美国家的社会科学兴起,相较于人文学科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尤其是建制性的社会科学,也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才繁荣昌盛起来的。留学欧美的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在接受社会科学训练和获得研究技能方面,与欧美社会科学家几乎不存在明显时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初始发展并没有明显落后于欧美国家。

   但这一代中国学者完成学业,受聘于中国正蓬勃发展起来的大学社会科学科/系与研究机构的时 候,遭遇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不会遇到的苦恼。一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欧美的价值理念、文化根基、知识系统、学科共同体和评价方式建构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机制,在理论上可以移植,在实践上却难以落地。西方社会科学具有超逾地方性知识的强大解释力,但与中国经验之间却存 在明显错位。现代社会科学是因应欧美当时已经成熟的现代化而成长起来的学术体系,与之相比,中国的现代转型则处于一个与传统拉锯的紧张状态。以成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去研究一个未可预 期的转型社会,其难度可想而知。二者,由于中国社 会正处于一个紧张的现代转型阶段,在所谓救亡与启蒙的两极张力中,被引入的西方社会科学很难保持其服从科学原则的知识取向,不得不以服务社会 需要,甚至是国家需要来确立研究的目的。因此,西方社会科学的科学逻辑,就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逻辑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引入社会科学的学者,就 不得不着力处理世界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处理这一矛盾,做到相互兼顾是最好的状态。但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在世 界化与本土化两个端点上跳跃,不时陷入双失的窘迫局面。三者,西方社会科学引入中国,在公众导向 的启蒙与建制取向的学术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谬。以前者论,严复引入的社会进化论,将国人引向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境地,这显然不利于建构起社会科学的严谨求实态度。因为恶性竞争的社会是 无法接受理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梁启超以风雷火电之笔,搅动起国人求变的急切心态,但这不是一种冷静理性的社会谋划,无益于人们清楚认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对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帮助不大。以后者论,建制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借助于大学与专门科研机构,因此成为高头讲章、阳春白 雪,无论如何都难以引起公众的兴趣,甚至会遭到人们的排拒,因此加剧了研究者与本土社会脱节的危机感。正是这一类因素,直接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诉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以自己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进路,与对 “未开化民族”进行的初民社会研究,构成两种显著 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分工。像陶孟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先后出国留学,既学社会学,也学人类学,他们对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术分工不太认同,回国后都兼综两门学科的研究,联手创立了“社会人类学”学科,让这一学科既帮助国人对中国进行人类学认知,也促成转型中国所需的社会学的建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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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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