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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本土化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兼与谢宇教授商榷

更新时间:2020-08-25 23:38:29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谢宇教授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然而,依据其划分的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范式本土化来分析,无论哪个层面的本土化,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而不是伪问题。本土化讨论的核心在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究竟是建立依附于美国的社会科学还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建设应当服务于主体性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应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理论与方法,再回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检验。站在中国立场上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恰逢其时。

   关 键 词:本土化;规范化;主体性;社会学;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 430072)。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向何处去,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美国以定量研究为特点的社会科学处在霸权地位,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强调“国际一流”、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主要是美国期刊)开始发表中国学者论文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是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去,还是建设基于具体化的中国经验与结构化的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体系,成为决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重大问题。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宇教授在《社会学研究》发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①,认为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是伪问题。他指出,中国社会学唯一的正确道路是“做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需要与西方社会科学竞争,需要在国际已有的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

   谢宇教授主张的关键在于,中国究竟是应当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还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表面上看,谢宇教授反对的是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实质上反对的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与美国社会学不同的中国社会学,也没有必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笔者显然并不赞同。的确,社会科学是西方舶来品,中国是从西方学来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不过,中国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目的,是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点,中国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主要是学习其基本理论与方法而非具体结论,更不能亦步亦趋。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必须要发展出基于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基本途径是从中国经验出发,借用古今中外各种智慧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不应是与以美国为主的所谓世界社会科学对话,而是在深耕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再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从而才可能对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较大贡献。

   当前中国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理解中国实践,主要任务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与之匹配的主要途径是真正深入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正确地提出问题、深刻地分析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下中国社会学最紧迫的任务是呼啸着走向田野,真正从中国实践中提出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建立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科学的理论解释体系。笔者将在回应谢宇教授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可能方案。

  

   议题本土化完成了吗

   谢宇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议题已经高度本土化了,所以强调议题本土化是没有必要的。“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从范式本土化来讲,“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与众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这是社会学。如若中国社会学变成了一门其他的学问,要建立在其他范式的基础上,那它将不再是社会学”。“中国再独特,仍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学,也仍是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从以上引述来看,谢宇教授似乎也不反对本土化,因为好的研究“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议题本土化已是现实,应用本土化则是所有好的社会学研究的题中之义。现在的问题是,世界社会学是什么?国际上已有的学术共识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社会学就是世界与国际的?

   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在选择研究议题、形成研究结论方面,显然受到意识形态、历史、特定发展阶段等诸多影响。谢宇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议题本土化已经完成,再提议题本土化就没有意义了,“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中国社会学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而应当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退一步,如果说议题本土化是合理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学在选择本土议题时,应该选择哪些本土议题?如何选择本土议题?依据什么来选择本土议题?

   一方面,每一个研究者都会依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学术积累、价值取向来选择研究议题;另一方面,确实有一部分议题成为一个时期最为重要的议题,引发众多社会学学者关注并深入研究。因此,在选定研究议题时,关键不在于研究议题是否本土化,而在于为什么选取研究议题。深入到中国实践中去选取研究议题,在理解中国经验和实践中形成理论假设,并到中国经验和实践中去验证,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为紧迫的任务。

   与这样一种基于中国经验来选择研究议题不同,谢宇教授主张“中国的学者要参与到社会学更广泛的学术社区中去”,“需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换言之,在谢宇教授那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在美国主流社会学期刊发表论文,获得与美国社会学对话的资格。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议题的选择应当主要服务于与美国社会学对话的需要,而不是服务于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本来就相对崇美的背景下,以及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在国际一流期刊(美刊)发表国际一流水平论文”的背景下,以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为目标的对话式的本土化议题,就顺理成章地具备了相对于以理解中国实践为目的的本土化议题的优势。

   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社会科学的首要责任与使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社会学本土议题不应是从美国社会学研究的需要中产生,而应当从理解中国经验和实践中产生。谢宇教授长期在美国工作与生活,对美国社会学界的问题比较熟悉,又在中国长大和长期学习,对中国也有一定了解,用中国的材料去讨论美国社会学的问题,并在美国社会学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这是好事,这样的好事越多越好。但如果他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学主要应当是去与美国社会学对话,中国社会学界主要应当在所谓国际已有学术共识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并因此批评当前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认为这样的努力会因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谢宇教授讲“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他举例大约十年前对中国家庭和婚姻的研究,就是因为具备这种“长远意识”而到现在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新兴的热门话题。中国社会学界关于家庭与婚姻的研究是否是当前的热门话题,这个热门话题又是否因为谢宇教授前瞻性的研究所引发,以及过去家庭与婚姻议题的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是否相对边缘姑且不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与美国社会学界对话中,迄今未产生出真正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反过来,因为从美国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中国议题的需要,仅仅是将中国经验当作回应(对话)美国社会学的资料,中国经验往往会被切割、歪曲,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这些研究无助于社会学界增加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且不少研究者虽然在美国期刊发表了以中国议题为主的学术论文,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也往往停留在十分稚嫩的水平。

   在中国一直以来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的语境下,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国际一流学科建设压力下,研究什么样的中国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议题,究竟是为了与美国社会学对话来利用中国资料,还是为了理解中国而研究中国,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不能不首先明辨的一个关键话题。谢宇教授显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两种目标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本土化。

   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的议题本土化与对话美国社会学的议题本土化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目标在于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所以要不断地进入到复杂庞大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不断地依据研究需要来容纳更多经验、深入更多实践,在理论与经验和实践的长期对话中,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整体经验和实践全局。反过来,以与美国社会学对话为目标的中国议题本土化研究,中国经验一定是浅尝辄止的,是肤浅表面的,是被割裂的,是不完整的,中国经验与实践内部的复杂结构和相互关系被忽视了,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内在本质被取消了。这种对话式研究无论有多少,都难以增进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因为中国经验与实践只是手段,美国社会学才是目标。在这种对话式研究中,中国社会学很可能逐渐就丧失了主体性。

   因此笔者认为,必须真正立足中国经验和实践,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正确地提出本土化议题,不断地在中国经验中扩展对本土议题的讨论,在关于A议题的调研中发现相关议题B,在对B议题的调研中发现相关议题C,由A到B到C甚至到Z,再回头来理解A议题,才会对A议题有深刻理解,才能形成真正中国本土化的有效议题。

  

   提应用本土化没有必要吗

   谢宇教授认为:“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而是对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秉持审慎、负责的专业态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如此。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而有原创力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则必须充分、细致地将中国社会情境融入其中。粗暴地套用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无视中国情境的中国研究,或者任何一项无视具体社会情境的研究,原本就不是好的学术研究。粗糙、劣质的学术作品的确不少,但它们只能反映学者水准的高低,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的入侵。”谢宇教授在中国研究上做出了多少有原创力的成果姑且不论,我们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所指是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还是具体研究,防范当代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入侵是否就是反对西方社会学。第二,离开了本土经验的浸泡能否获得“社会情境”,并归结及深刻理解中西不可通约的本质差异。第三,应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是为我所用,即在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过程中适当地应用理论与方法,还是被迫使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工具还是目的,是在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应用西方理论与方法,还是让中国经验与实践在被西方理论与方法使用过程中成为手段?

谢宇教授在“应用本土化”层面讨论的关键是,在应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应更为谨慎地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在理解数据时挖掘每个社会现象背后看不见却有意义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谢宇教授认为应用本土化是当然的,但以本土化反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反对的正是以美国定量研究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不够谨慎”甚至简单粗暴的研究,反对的是一些研究缺少对中国数据“背后看不见却有意义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的理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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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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