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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中国哲学史的问题意识与主体性

更新时间:2022-09-27 22:43:16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摘   要:应重视中国哲学史中的问题与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指认识活动中的怀疑、追索的心理状态,是推动研究的关键。古代经典大都是启发式的,思想家的提问方式、问题意识都有所不同。问题意识在哲学史上常常转化为命题、词语、范畴系统、思维方式,成为一定的范式。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家最重视的是天人、性命的问题。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主体性应有自觉。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中国人依照自本自根的哲学而生活、实践。中国哲学的理论、观点、方法具有丰富的普世价值。研究中国哲学应具有健康的心态与高尚的境界,打好做学问的基础,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重视经典诠释中的追问与创新。

   关键词:中国哲学史;问题意识;主体性;哲学史方法论;天人

  

   中国哲学史学科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百年来,数代学者筚路蓝缕,艰苦探索,确立了本学科的基本范式和格局。在前贤与时贤的基础上,我与同仁合著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近日出版。全书含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少数民族哲学卷、古代科学哲学卷等10卷,逾600万字。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出版的较为完备、详实的中国哲学通史性著作。这套书的写作、修订、编校、出版,经历了15年之久。全书以前后通、上下通、内外通、人我通作为目标,是否达到了此目标,请读者评说。

   假此机缘,我想从理论与方法上讨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就教于学界朋友。

  

  

   一、中国哲学史的问题与问题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怀疑、追索的心理状态。问题意识是推动研究的关键。作为研究者,我们一方面不一定完全了解自己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要力图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因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不对称,就会导致对研究重心进行客观定位时的诸多困难。

   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与问题意识的产生,与时代的刺激、挑战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时代的人,面对自然与人为环境的挑战有不同的应对方式。问题意识的产生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流派学说、师友交游有密切的关联。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地域性也与问题意识的产生具有关联。

   我们的经典,大都是启发式的,往往只提出问题,并不将现成答案和盘托出。《论语》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谈、讨论,开篇即如是三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引而不发,点到为止,或笑而不答,或提供机缘让学生辩难并从相关议题进行体会;这些问答言简意赅、含蓄隽永,耐人寻味。

   孔子鼓励学生提问。他激赏当时人与弟子们的提问,把提得好的问题表彰为“大哉问”,如林放对“礼”之本质与本源的提问。孔子没有正面回答此问题,只是提示:执礼宁简毋繁,宁重内容、毋重形式。

   又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绘事后素,指先有白底子,再有图画。子夏问:“礼(乐)的产生在仁之后吗?”孔子就此赞赏子夏有举一反三的能力,从《诗》中体悟到儒家的真谛,甚至对孔子自己都有所启发,故说可以与子夏讨论《诗》了。

   孔子激赏子夏由“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礼的形式之背后的人的真性)。这表明,仁是礼乐背后的精神。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教条、虚伪的仪节、支配性的社会强制,使人不成其为真实的人。这正是孔子要批评的。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这里也以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体悟:礼乐形式背后的是生命的感通、人的内在的真情实感和道德自觉。“仁道”及其标准并不远离我们,现实的人只要有自觉,只要想去行仁,仁就在这里了。“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两句话在世界道德哲学思想资料中,都算是较早的慧见。这表明,道德是真正显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为,道德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不仅如此,道德还是自觉而且自愿的,是“由己”,而不是“由人”,即不是听任他律的制约或他力的驱使。

   孔子提倡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同上)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如果他不能从一件事情类推而知道其他许多事情,就先不要往下进行了。朱子注云:“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朱熹,第95页)愤指的是心里想求通而又未通。悱指的是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学生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去开导他。这里生动描述了人的问题意识及其最初表达的情形。

   《老子》更重视的是反向和否定性思维的智慧。他是怎么提出并解决问题呢?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减损知、欲、有为,才能照见大道。换言之,真正的问题意识,须从否定入手,一步步减损掉对外物占有的欲望及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与攀援,一层层除去表面的偏见、执着、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我们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中。“无为而无不为”,即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依事物的自然性,顺其自然地去做。

   从上可以看到孔子与老子的提问方式、问题意识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恰恰构成互补的关系,足见中国哲学内部具有叩问、反思、怀疑、批判与检视的兴趣与能力。

   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家最重视的是天人、性命的问题。就天人关系而论,从屈原《天问》提出“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等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到庄子、荀子关于天人之际的追问与辩说,再到唐代柳宗元的“不相预”、刘禹锡的“交相胜”的解读,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的讨论热烈且有深度。

   儒道诸家对天、天地精神的信仰及对天命的敬畏,相信人与天在精神上的契合,由此对天下万物、有情众生之内在价值,油然而生出博大的同情心,进而洞见天地同根,万物一体。天人关系论中的智慧,对于我们走出现代性的困境,不无助益。人与天地万物是共同体,这就把人类的生存,与其他类的生存联系起来了,把人类共同体在空间上拓展了,在时间上延长了。

   人性问题历来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且讨论激烈的话题,古今中外皆然。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关于人性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在《孟子·告子上》所载弟子公都子的提问中,提到了当时关于人性的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一是告子主张的“性无善无不善”,二是“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三是“有性善,有性不善”。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对以上诸说有所论述,指出持第二种看法的人,接近于周之世硕。世硕的看法是性有善有恶,至于人之趋向于善或恶,取决于“所养”,即后天的环境、教育的影响。孔门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都主张性有善有恶。孟子提出了关于人性的新看法,即善性良知是天赋予人的,是先天的,是人异于他物之所在,人的这一点“灵明”绝不可抹杀。荀子则指出,在经验的层面上,人性是恶的,人之为善是后天的,应通过教育等来“化性起伪”。孟荀的问题意识,层面不同,一先验一经验,一理想一现实,共同开启了中国人性论争辩的思想闸门。

   一代又一代哲学家们不断地提出、辩论与解决有关问题,构成了哲学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就是问题史。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有自己时代的烙印,即对自己时代精神的呼应,以及解决此时代问题取得的哲学成果。另一方面,人类的、各族群的哲学思考,又总是围绕人与自然、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展开的,因而有其普遍的问题。普遍性问题在各时代展现为不同的关切,然而不同的哲学形貌背后都有普遍性问题。

   问题意识在哲学史上常常转化为命题、词语、范畴(乃至范畴系统)、思维方式,成为一定的范式。在时代变革时,人们会突破旧范式,采用新范式。历史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概念、命题、范畴,例如先秦的道、气、阴阳、五行、和同;两汉的神形、虚实;儒家的天、仁、诚;道家的无、有;玄学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言意、孔老优劣、自然与名教;道教的性命、内外丹、玄、一、体用、心境;佛教的因果、体相用、止观、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缘起、理事无碍、一即一切、自性是佛、平常即道;理学的太虚、一两、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天理、理气、心性、格物、致知、持敬、居敬穷理、理一分殊、心统性情、道器、理欲、工夫、本体、乾坤并建、两端一致、内圣外王等。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的个体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体,而是关系性或整合性的个体。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环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指向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的关系。宋代以后,问题的重心转向了理或心。

   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一是人与至上神天、帝及天道的关系,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的关系,即广义的天人、神人关系;二是人与宇宙天地(或地道)的关系,指向宇宙论,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社会、人与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即社会伦理关系问题;四是天道与性命、身与心、心性情才的关系问题,君子人格与人物品鉴,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等;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六是古今关系及社会历史观的问题,中国人尤重对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的考察,十分关注与古今相联系的诸问题。

   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与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的优长体现在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己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与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工夫论与境界论、知行关系与古今关系论、由道德直觉到智性直观等论说之中。

  

  

   二、中国哲学史的主体性

  

   有的学者按照西方哲学思想的框架、模式、观念、概念和问题,把中国哲学史肢解之后重新组装起来。这种做法使得中国哲学思想及其历史丧失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本己性、系统性与主体性。我们希望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范畴的束缚,确立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

   有人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只承认中国有思想。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哲学史,只有思想史。这种认识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哲学”的定义不同。还有部分的原因,则是缺乏“文化自信”,似乎只有西方才有哲学。我们不仅一般地肯定中国有哲学,而且肯定中国哲学有其长处与特点。与西方哲学相较,中国哲学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中国哲学中心论域的天人性命之学就是西方所罕有的。我们重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因为这是建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前提。

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但绝不是孤绝、封闭的。中国哲学曾成功地消化、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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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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