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大元:百年大变局之下的宪法学知识体系走向

更新时间:2022-07-14 10:29:19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宪法学是具有时代性、开放性与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回应人们对自由生活的美好期待。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流行,对一百年来构建的国际秩序与国际关系,乃至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时,构建基于宪法的社会共识与知识谱系是十分必要的。在全球范围内,人文社会科学正经历着一百年来最深刻的变化,孕育着一种新的知识革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宪法学如何履行其学术使命与责任?面对深刻的社会变革,宪法学需要反思传统的理论范式与框架,以历史眼光梳理学术脉络,寻找具有生命力的知识谱系,构建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的学术范畴与范式。在世界宪法学体系的转型中,中国宪法学应主动参与全球宪法问题的讨论,善于提炼中国人民的宪法经验,为世界宪法学的发展奉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宪法学体系;新冠肺炎疫情;主体性;百年大变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大变局”),人类生活方式、国际政治秩序以及人类文明形态发生急剧变化,一百年来塑造的人类知识谱系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这是对“世界历史态势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党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它作为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筹“两个大局”的重要性,要求清醒认识国际和国内各种风险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两个大局”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交错。其中,百年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也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学术界应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科学把握和有效应对百年大变局,以学术话语回应“两个大局”,特别是百年大变局的学术意涵与功能。

   面对百年大变局,如何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演变中寻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来源,这是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值得认真研究的时代课题。宪法学作为“经世济民、经世致用”之学,曾回应了一百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宪法需求,在新的历史变革中,也需要为转型中的国际秩序与文明秩序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一、百年大变局的宪法学意义

   要研究百年大变局之下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走向,首先需要分析这一命题所具有的宪法学意义,挖掘其背后的宪法学体系的内在逻辑与实践价值。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2018年7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应邀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将百年大变局作为经济特区以及中国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命题的时代意义。他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他强调:“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大变局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核心问题,即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如何把握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如何保持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从一般意义上讲,百年大变局是指“百年来世界各种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基本格局的变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明形态的变化等。比如,在政治上,非西方话语权正在扩大;在经济上,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在文化上,西方文化的霸主地位正在动摇;在文明形态上,工业文明正在向信息文明转型。因此,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是“变”,而且是“大变”,在变化中形成地理空间的“变局”。

   面对百年大变局,学术界需要梳理百年大变局与知识体系演变之间的内在逻辑,探寻回应这一大变局的学术动力。目前,不同学科对这一命题的学理诠释不尽相同。比如,国际政治学界认为,百年大变局是国家间加速权力再分配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大变局”。世界多极化发展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呈现了“东升西降”“新升老降”的趋势;百年大变局是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出现重大调整进程中的全球秩序“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重塑世界,正在带来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国家间竞争形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学界普遍认为,面对百年大变局,既要考虑学术命题出现的时代背景,又要注意分析其背后的知识转型与学术主体性意义。比如,有学者认为:“政治学的中国叙事时代应该到来了,这不仅是因为世界秩序正在深刻变革之中,历经百年发展的中国政治学有了学科自觉,而且世界级大国必然会产生的相应政治实践经验需要概念化表述。”面对涉及百年文明史的重大命题,学术界的学术自觉与反思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其体现了学者的学术使命与责任感。

   相对于其他学科,法学界对这一命题的学术回应是不够的。可能受“学科”观念的影响,法学界通常把这类命题视为政治学或者国际关系学研究的范畴,缺乏以法学范式对其进行诠释的学术自觉。其实,这种思维方式是需要更新的,无论是从法学知识体系演变史来看,还是从法学所应承担的学术使命来看,百年大变局的核心命题必然涉及法学基本范畴,故需要从法学视角进行解释,并构建相应的范畴与范式。尤其是,宪法学更应关注这一命题,发挥其学术的解释力,回答百年大变局提出的时代命题,“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认真思考宪法学知识体系转型的现实意义。

   从宪法学视角看,百年大变局就是指,自1918年以来构建的世界宪法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即百年大变局是以宪法为基础构建的,宪法为百年来的人类文明秩序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每一个百年都会出现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给人类生活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变”与“不变”的相互关系伴随着文明秩序的演变过程。2018年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苏俄宪法——颁布100周年。在迈入新的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本应在和平、反思与合作中共同规划人类未来的一百年,为人类文明勾画新的前景,但是,自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国际秩序的不稳定使世界前景并不明朗。同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加速了百年大变局,凸显了全球领导力与权力格局的变化。

   同时,科技发展带来的信息文明引发了社会共识与人的主体性的缺失,导致了人类社会深层次的价值冲突。这些变化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集中体现于宪法秩序、宪法共识以及宪法学范式的变化,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加快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转型。一百年前的1918年苏俄宪法、1919年魏玛宪法给世界带来了自由与正义的价值原则与框架,并在百年的风雨中回应人类的需求,构建基于社会共识的宪法秩序。百年后的今天,在百年大变局中,宪法学亦需以新的宪法学范式解释和解决世界性难题,展现宪法学作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路线图”的价值与时代意义。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百年大变局的宪法学意义是多方面的。百年大变局实质上源于新的宪法秩序的开启,它使人类在多元宪法体系中推动文明进程,孕育各具特色的宪法学流派与范式,传承宪法学脉络。百年来,在人类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中,宪法学发挥了价值引导与塑造共识的功能,同时承担着沟通不同学科的任务,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发挥着建构性的作用。无论是秩序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演变,还是国家、社会与公民之间关系的调适,无论是经济增长、科技进步,还是社会结构的演变,最终的价值与规范约束均源于人的尊严。在百年大变局之下,哪些需要变,哪些不应该变,人类应坚守哪些价值立场等一系列问题,实质上就是宪法学需要回应的实践命题。因此,面对百年大变局对宪法学提出的价值、规范与实践层面的各种挑战,宪法学界需要思考如何更新传统知识体系。

   从一般意义上讲,知识体系是一种知识的“家谱”,它记载知识的发展史,包括探寻知识的范式、价值以及技术。当人类治理国家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自然就会形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宪法学知识体系是记载宪法知识的“家谱”,是不同时期人类宪法经验的学术表达,是一种体系化的知识。要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的历史方位,就要对支撑百年社会演变的国家根本法进行考察,梳理其知识发生学的机理与内在动力。

   二、百年大变局的宪法学脉络

   现代宪法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在现代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学术传统,如英国宪法学、德国宪法学、法国宪法学以及日本宪法学等。可以说,百年来的宪法学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演变,推动了人类文明方式的多样化,为人类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宪法学知识与智慧,形成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资本主义宪法制度两种宪法制度以及不同的宪法学知识谱系。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改变了世界宪法单一化格局,为社会正义价值的普及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一)20世纪世界宪法学基本脉络

   在百年宪法的发展史上,现代宪法历史开启的标志是1918年苏俄宪法和1919年魏玛宪法的诞生。两部宪法“作为20世纪社会革命的宪法典范,共同撑起了人类想象的宪法世界”,并以丰富的宪法实践为基础推动了宪法学谱系的体系化进程。相较于19世纪的宪法学,20世纪的宪法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将民主主义、立宪主义与自由主义融合为一体,使宪法上的国家秉持浓厚的“福利国家色彩”,增添了宪法体系的社会化元素。

   首先,现代宪法学提出正义与自由理念,形成了社会主义宪法与资本主义宪法并存的世界。魏玛宪法之前的宪法是自由立宪主义的宪法,宪法的目的在于控制公权力,保障个人自由。但自由立宪主义的弊端在于,在对基本权利的价值的认知上,国家过于倾向于自由权的价值,而对社会权缺乏必要关注。受20世纪初工人运动、团体主义等社会主义理念以及1918年苏俄宪法的影响,人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国家救助的期待日益升高。这种诉求在魏玛宪法体系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多元价值及社会正义等理念的实现,促使国家作出积极的行为,以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并获得国家的物质保障。

   其次,基本权利理念与体系发生变化。从现代宪法学的发展历史来看,18世纪和19世纪的宪法以“自由权”为本位,强调基本权利是用来对抗国家的一种消极性人权。自由权通常被称为第一代人权。由于受苏俄社会主义宪法正义观的影响,魏玛宪法专章规定了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等权利。这些权利即“经济文化权”,是积极权利,其依赖于国家的财政给付和再次分配,属于第二代人权。可以说,魏玛宪法是第一代人权向第二代人权转变的重要分水岭,体现了新型的权利观,对其他国家宪法制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社会权理念伴随着百年的历史进程,成为现代宪法的显著特点。

再次,宪法正义价值得到社会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279.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