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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宏:情境犯罪学与预防刑法观

更新时间:2019-03-03 01:02:07
作者: 黎宏  

   【摘要】 意图从人的内在素质和外部环境探寻犯罪原因的传统犯罪原因论均以失败告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从诱发犯罪的环境和条件的角度出发,提倡不给犯罪提供机会的情境犯罪学,并且取得广泛成功。这种学说不仅将犯罪原因降低为导致犯罪的可能性,消除了犯罪学和刑法学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还改变了传统犯罪学的观念,为预防犯罪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其中所显现的通过减少、消除犯罪机会或者条件来预防犯罪理念,正在并且将来必然还会对刑法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从此之后,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均应当从“打击犯罪”向“预防犯罪”方向倾斜。

   【中文关键词】 犯罪原因;情境犯罪学;打击犯罪;预防犯罪;预防刑法观

  

   一、问题意识

   尽管学界存在极大的争议,但现在的刑事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和十多年前相比,均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就立法而言,修改频繁,从1997年刑法制定以来,已经通过了十个刑法修正案,平均约两年一个,增设了许多新罪名和新的刑罚制度;特别重要的是,刑事立法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没有法益侵害,就不能发动刑罚”的消极、被动保护变为立法上主动发现、积极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法益危险或实害并积极跟进的立法观,并通过大量设置危险犯,实现从重视法益实害向重视法益危险的转变;[1]就司法而言,受上述立法观念的影响,近年来,司法机关也在能动司法观的驱使下,出于满足“民意”、一般预防、应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的目的,大量制定有超越罪刑法定之嫌的司法解释。[2]从刑事立法和司法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使人不得不对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思考。

   有力观点试图以风险社会概念对其进行说明,认为现代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之后,经济、社会、技术和医疗结构高速改进过程中,社会肌体对混乱的抵抗力完全丧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为此,人们必须将刑法的防卫线向前推进。和古典刑法强调实害犯相反,风险社会中危险犯处于刑法的中心地位,并基于此而提出了所谓风险社会的刑法观。[3]

   但这种以风险社会概念来说明我国当前刑法变化的见解是否妥当,值得商榷。

   一方面,我国当前的刑法变革并不仅限于所谓风险社会中的犯罪类型。西方学者所言“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指的并不是传统的农耕社会为了抗击自然灾害所引起的风险,而是现代社会中的风险即现代的社会结构、管理制度和高科技自身的伴随物。[4]我国当今虽然也面临网络犯罪、环境犯罪、食品药品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金融诈骗等与高科技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相关的犯罪,但更多的还是有关盗窃、抢夺、抢劫、绑架、贪污受贿等无论在传统农耕时代还是在现代工业时代均存在的犯罪,其产生原因和现代社会制度以及科技发展之间,关系并不十分紧密。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企业主恶意拖欠工人工资行为、老百姓的群体上访行为与风险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这些行为也是属于社会制度所异变出来、并且让人时时感到不安的风险社会犯罪的话,则人类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就进入风险社会了。因为,人类的祖先自从树上下地行走之后,就面临疾病、自然灾害以及来自其他部落的袭击;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就面临统治阶级的渎职、同类相残的风险了。

   另一方面,风险社会刑法观忽视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完全落入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确实,人是社会的产物,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必然导致其中的人有所反应。就此而言,以风险社会为核心说明当前的刑法变化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继承了环境决定论见解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形而上,忽视了对人自身的主观特性的理解。风险社会概念仅仅是对工业化社会之后的当代社会现状以及置身于其中的人们的焦灼、恐惧的一种描述,但这种焦灼与恐惧是如何让置身其中的人实施犯罪?风险社会概念则没有提及,也无从说明。[5]

   我认为,还是应当从刑事政策特别是犯罪原因论的变迁的立场加以说明。犯罪原因论以探讨“人为什么会犯罪”,或者说犯罪为什么发生为主题。正如医学上强调,只要找到原因,就能对症下药、治病救人一样,尽管犯罪比疾病复杂得多,但和疾病具有同样的原理,人们只有了解犯罪的确切原因,才能获得相对比较合理且有效的犯罪对策。刑法作为应对犯罪的重要手段,要想合理且有效,首先必须借鉴犯罪学的研究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因如此,德国学者耶赛克说,犯罪学可提供源自于事实的对刑法立法非常重要的知识,如此,刑法规范方可能“公正合理”。[6]没有犯罪学的刑法是个瞎子,没有刑法的犯罪学是无边无际的犯罪学。[7]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说:“面对犯罪学经过长期研究所得到的成果,法学家仅仅付之一笑的时代已经过去”“犯罪学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对立法者的影响。犯罪学对犯罪的原因以及对孕育犯罪的过程所做的阐述,对立法者进行各种改革起着指导作用……”。[8]我国学者王牧教授说:“如果没有对犯罪问题的犯罪学研究,就没有对犯罪问题的全面的、整体的和真正本质上的研究和把握”[9] “犯罪学让刑事立法找到理性”。[10]还有学者认为:“犯罪学研究是刑法学思想变革的推动力”。[11]

   以下,笔者首先从犯罪原因论变迁的角度,考察情境犯罪学出现的历史背景,然后分析其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最后从该种立场出发,在犯罪学和刑法学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基础上,说明我国刑法学应当适度从惩罚刑法学向预防刑法学转变,并就其中的若干具体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二、情境犯罪学产生的背景

   人类自远古开始,就对自身为什么会犯罪充满了好奇心。在古代,由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人们认为犯罪是某种人类力量难以抵抗的超自然力量所导致的,如认为犯罪是附着在人体当中的鬼神作祟的“鬼神附体论”就是其典型表现。[12]

   在18世纪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发达、理性主义的兴起,犯罪不再被简单地认为是对神意的违反和一种单纯的道德邪恶,而是行为人理性计算的结果(“古典犯罪学说”)。古典学派的基本观点是:犯罪是理性人作为行为主体对犯罪所带来的快乐与痛苦进行计算之后,基于自由意志做出选择的结果。换言之,在古典学派看来,犯罪原因是理性人进行趋利避害的利益计算。[13]这种见解的潜在前提是,任何人,如果不受惩罚恐惧的制约,都具有犯罪的潜在可能性。[14]即任何人都是潜在的犯罪人,因此,作为预防犯罪的最好对策,就是向人们事先告知作为犯罪所获利益对价的刑罚的痛苦,且这种告知越迅速、越严厉、越确定,就越能有效地控制犯罪行为。

   由此看来,古典犯罪学派有关犯罪是理性算计的见解,与其说是犯罪原因说,倒不如说是惩罚根据论或者惩罚尺度论。其重心并不在于解释人为何犯罪,而是意图以此为基础,推动建立一种旨在威胁潜在犯罪人的理性的、系统的、效率的、正义的社会制度。因此,古典犯罪学派到底是不是一种犯罪原因学,都值得怀疑。[15]特别是,人是否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意思?是否所有的犯罪都是行为人的自由选择结果?至今尚无定论。[16]因此,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尤其是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社会解体现象加剧,犯罪率不断上升。古典学派单一的刑罚主义预防策略对上述现象无能为力,饱受批判。此种情形下,主张犯罪不是理性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社会与个人的产物,是由犯罪人周围的社会关系以及犯罪人的固有性格造成的实证主义犯罪学派便乘虚而入,其以把个人行动和社会整体结合起来的社会学以及以19世纪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为基础的生物学的兴起为背景,意图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证手段和方法对犯罪这种人类行为展开探讨。[17]

   实证主义犯罪学派是第一个提倡从大量观察当中获取一定的规律性,然后应用于其他个别现象,检验其是否能够普遍应用的犯罪原因学说。它完成了犯罪学研究中的重大转向:将研究对象从犯罪转变为罪犯,将犯罪预防策略的核心对象看作为与普通人不同的异常人群,即潜在犯罪人。[18]作为判断“潜在”犯罪人的标准,主要如下:

   一是行为人所固有的生物或者说心理特征。这种见解相信,犯罪以及越轨行为人所具有的某些不同于常人的生物与心理特征使他们容易陷入犯罪,[19]因此,作为预防犯罪的对策,就是找出具有这种潜在特征的人并加以治疗。“天生犯罪人说”尽管遭到了众多的反对,但从生物学的角度即人自身的生物特征来研究犯罪原因的做法,在当时而言,则是一场革命,其开创了犯罪原因论研究的新时代,这种从微观上研究“罪犯”——而不是从宏观上研究“犯罪”——的做法,至今仍然香火不绝、长盛不衰,[20]以至于发展出了一套所谓“特征理论”,假设犯罪由来于犯罪人个人生理或者心理上的缺陷与不健全,犯罪现象是个人的一种“病态”。[21]基于这种犯罪原因论,后人发展出了一套所谓的“医疗模式”或者“矫正哲学”。[22]

   二是行为人所处的外在社会环境。作为实证主义犯罪学派的另一主要派别,“犯罪社会学派”则从“团体”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角度来探讨犯罪原因。这种方法起始于法国19世纪前半期所形成的犯罪统计方法,但勃兴于20世纪之后的美国,并对当今世界的犯罪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奠定美国犯罪社会学基础的“社会解体论”认为,人类社会从原始的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过渡,在此途中,迎来了价值混乱的所谓社会解体即混沌(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病理状态,使得犯罪多发。[23]这种混沌,形成了芝加哥学派的中心概念即“社会解体”的理论基础,在此之上,生长出了“文化传播论”、“社会构造论”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说。[24]这样,美国的犯罪原因论,和人类学的原因相比,更加强调社会原因。

   但即便如此,当时的犯罪原因论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从其所提炼出的各种犯罪原因学说来看,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原因,均能找到相反的例证。如说智商低的人易于犯罪或者具有一定体表特征的人易于犯罪,但是,现实当中,并非所有智商低的人或者具有一定体表特征的人都会实施犯罪;同样,虽说贫困家庭或者贫民区长大的孩子容易犯罪,但是,相反地,并非所有从这种家庭或者地区成长起来的人最终都沦落为罪犯。因此,犯罪原因论并不具有广泛推广适用的价值;其次,容易导致歧视,这种歧视反而成为新的犯罪原因。实证犯罪学说当中,无论是哪一种犯罪原因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犯罪人和正常人之间存在可以辨认的差别,所谓“存在基因缺陷的违法者”、“社会文化程度低的违法者”、“存在心理缺陷的违法者”的提法,无不是这种假设的体现。但这种提法本身存在巨大的问题。如果说出身贫寒、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智商低、心理素质差等都是导致犯罪的原因的话,则具有上述特征或者在上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就容易遭到歧视,在就业、婚恋等方面遭遇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不仅会引发新的犯罪,还会妨害人的自我救赎;再次,其不仅会导致刑罚无用论,而且会导致极端思想和极端行为。按照犯罪原因论,人之所以犯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在环境所致。既然在一定环境下的特定个人无法逃避可能犯罪的宿命,那么,作为对其惩罚和改造手段的刑罚还有什么意义呢?不仅如此,由于社会制度也是犯罪的原因之一,因此,要想消除或者减少犯罪,只有改变现实的社会制度,此外别无他法。但这无异于煽动人们起来实施反政府、反社会行为,或者将自身的犯罪归结于所处的社会。在这种观念之下,还能寄希望于犯罪人的矫正和改造吗?最后,其忽视了行为人的主体性的一面。即犯罪尽管以环境和社会为条件,但其最终实施仍然取决于个人的主体选择,而传统的犯罪原因论,恰好在这一方面存在缺陷。

由于上述原因,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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