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石聚航:知识背景、三维解构与智识启迪: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论要

更新时间:2013-08-07 23:01:33
作者: 石聚航  

  

  【摘要】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贝卡里亚及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不仅是刑法学界的遗产,也是犯罪学的一笔丰厚遗产。贝卡里亚的犯罪学理论是建立在对前启蒙时代犯罪学的批判之上的,通过与前启蒙时代犯罪学的比较,可以发掘贝卡里亚对犯罪学理论的巨大贡献。系统整理贝卡里亚及其犯罪学思想,不仅是犯罪学对于学界的一种理论贡献,更是对于深度融合刑事法学各个学科,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犯罪学;犯罪原因;犯罪预防;犯罪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1764年,年仅26岁的贝卡里亚以其犀利的文笔着成《犯罪与刑罚》,为其带来诸多荣誉。但在中国刑事法学界,一般认为贝卡里亚是近代刑法学鼻祖。从现有文献来看,对《犯罪与刑罚》引用率最高的也是刑法学。不容置疑,贝卡里亚及其《犯罪与刑罚》一书,的确开创了近代刑法的新局面。但如果只是将贝卡里亚及其思想、着作的影响仅仅或主要局限于刑法学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贝卡里亚的不公允评价。其实,如果要对贝卡里亚的思想与着作进行科学定位的话,其至少属于刑事法学的文化遗产。但反观我国刑事法学研究现状不难发现,对贝卡里亚的思想研究主要局限于刑法领域。即便是在犯罪学研究领域中,对贝卡里亚的犯罪学思想多数也是点到为止或轻描淡写。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犯罪学基础理论的提升。正如有学者不无深刻地指出:“我国学界在研究犯罪学基础理论时,往往缺乏从国外犯罪学历史演进的视野下进行分析,因此在进行论证时不仅往往缺乏特定语境的分析,而且未能恰当地理解其不同发展阶段所制定的基础性的体系和内容。正是这样,我们也就很难站在世界犯罪学整体演变趋向的高度,宏观思考、多视角把握我国犯罪学赖以建构的基础理论框架。”[1]而对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的系统整理与探究,并从中寻找到其对我国刑事法学理论的启示,无疑是犯罪学界的一种理论贡献。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说,犯罪学界的贡献有不同的等级之分。犯罪学的三等贡献是对一定时空、一定类型的犯罪现象的变动机制作出科学的说明,进而提出可行的控制方略。犯罪学的二等贡献是遵循科学规律,影响国家的刑事政策。犯罪学的一等贡献是对犯罪学的基本范畴提出创造性理论,或者是对犯罪学的理论结构提出有利于犯罪学发展的方案。犯罪学的特定贡献也即历史性的贡献,是形成影响力广泛的犯罪学派[2]。而对这种历史贡献的深度挖掘与全面思考,既是充实我国犯罪学的需要,也对于推动刑事一体化学科的深度融合裨益良多。

  

  二、知识背景: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的原动力

  

  在前启蒙运动时期,整个欧洲的刑事司法处于非常黑暗的局面。其突出的一点便是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教会的权力日益扩大。随着教会庇护权的确立,教会权力对世俗社会的控制地位正式确立。“很快,教会控制了许多世俗法庭,可以通过这些法庭的官员并采取世俗方式开展司法活动,教会控制下的世俗司法官员当然要尊重教会的原则和刑法。”[3]而所谓教会的原则其实就是教会的教义。在教会的宗教礼仪的渲染下,“人类由于自己始祖的堕落行为,造成了人对任何善事都无能为力的可悲局面,因此,人类的拯救唯有依靠上帝才能实现,而上帝拯救世人的决心,也决不会因为人类的种种‘罪恶’而有丝毫动摇。”[4]可见,教会通过“原罪”的引入,获得了对世俗社会的精神上的控制,并据此来实现对世俗社会的控制。而当诸如“原罪”等宗教信条被引入司法后,整个司法体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社会对越轨行为施以惩罚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与对人类始祖堕落行为的“赎罪”。犯罪被视为反叛宗教社会的异类,从而在欧陆刑法史上出现了惨绝人寰的种种刑罚。

  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爆发,科学革命对人类思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然哲学概念的重大转变,不断对科学、还对人类思想探究的其他领域提出了大量问题。机械哲学和理性主义解释了各种自然现象,它们甚至可以推而广之,用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与官能。”[5]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一场以机械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启蒙运动风生水起,“启蒙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几乎所有公认的欧洲传统。知识分子分析政治传统、社会和经济结构、看待过去的态度、人性思想、知识、科学、哲学、美学和道德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教义和结构。启蒙作家的目标是推翻就有结构,重建人类社会、机构和知识,并用所谓的自然只需为新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5]启蒙哲学家自然也不会忘记对罪刑罚擅断的刑事司法体制的抨击。如启蒙运动的代表领袖之一孟德斯鸠睿智地指出不同政体与刑罚轻重之间的关系,认为“严峻的刑罚比较适宜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不适宜于以荣誉和品德为动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6]孟氏所谓的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实乃前启蒙时代欧洲的政教合一体制。除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于当时黑暗的刑事司法均给予了犀利的批判。但较为系统、全面地对其进行揭露者当属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贝卡里亚以启蒙思想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认为犯罪只是个人违反了其与社会成员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的行为。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对个人进行的惩罚,必须是有限度的。贝卡里亚认为,基于个人的脆弱性,才使得国家的惩罚有了必要性。“由此可见,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割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且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便形成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是杜撰而不是权利。如果刑罚超过了保护集体的公共利益这一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刑罚越公正,君主为臣民所保留的安全就越神圣不可侵犯,留给臣民的自由就越多。”[7]尽管贝卡里亚在上述论断是以具有先验性的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但其犯罪观已经具有现代犯罪学中关于犯罪的一些真知灼见。因为在贝卡里亚视野中的犯罪,已经摆脱了前启蒙时代的神学思想,从而完成了犯罪向世俗社会的回归。

  

  三、三维解构:贝卡里亚对传统犯罪学的批判

  

  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犯罪学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因此,通过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与传统犯罪学的比较研究,可以更为直观地体验其关于犯罪的睿智论述。

  (一)犯罪原因论

  在前启蒙思想时代,犯罪由于被蒙上了浓厚的神学色彩。根据宗教教义,犯罪是一种罪恶,而对犯罪人施以严酷的刑罚,则是其赎罪的因果报应。在宗教罪孽理论的笼罩下,影响犯罪的客观条件无法觅寻,只是个人品端不正或是对宗教的不敬与违背。以神学作为犯罪发生的原因以及对犯罪施以惩罚的依据,自然会滋生出诸如以教论罪、罪刑擅断的司法恶果。正是意识到了这种刑事司法的残酷性,贝卡里亚以巨大的勇气指出经济条件和坏的法律同样会导致犯罪。“一方面,他指出财产案件最主要是由穷人实施的,而且主要是由贫穷产生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对某种犯罪的过于严厉的惩罚,虽然可以遏制一些人犯罪,但同时却通过比较对另一些人更具有犯罪的吸引力。因此,他认为严酷的法律会通过削弱人道精神来促成犯罪。”[8]在坏的法律当中,法律的含混性是导致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了解和掌握神圣法典的人越多,犯罪就越少。因为,对刑罚的无知和对刑罚的捉摸不定,无疑会帮助欲望强词夺理。”[7]贝卡里亚指出经济条件和坏的法律是犯罪的原因,给当时的欧陆教会刑法无疑以沉重的打击,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宣告了神学刑法的开始瓦解与崩溃。其实,在贝卡里亚的论述中,犯罪已经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他“从机械唯物论的立场出发,认为犯罪是社会不公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在贝卡里亚看来,不同社会阶层利益、政治地位等的极大悬殊,造成了下层的贫苦者心理的不平衡,对物质利益、”自由愉快“的渴求,使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勇敢和辛勤来“实现他们的追求。”[9]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表达犯罪的社会性时,贝卡里亚实际上已经传输了古典犯罪学的意志自由论。根据意志自由论,个人是理性的存在体,犯罪是个人基于意志的自由而做出的选择,据此,对其处以刑罚则是对其理性的尊重。在意志自由论看来,“自由意志是对犯罪科刑的主观要件,它是恶因,科刑是予以恶报,这是自然法理与正义的要求,科刑应行为所造成的是害大小即犯罪后果的事实为标准等观点。”[10]尽管社会契约论和意志自由此后受到了犯罪实证学派的严厉批判,但在当时恶劣的欧洲刑法司法环境下,贝卡里亚及其同时代的启蒙哲人们能够对宗教教义提出严词批判,从而实现了犯罪的去魅化、推动犯罪的世俗化,不仅对于欧洲刑事司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犯罪学历史的演变历程中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

  (二)犯罪预防论

  在前启蒙时代,由于犯罪被视为人类为上帝的赎罪,因此,是不存在犯罪预防范畴的。换言之,对犯罪惩罚本身成为了刑事司法的目的。在被神学浸淫的社会里,作为社会元单位的个人尚且受不到尊重,更遑论被视为社会痼疾的犯罪人。正是看到了刑事司法中的这种重大缺陷,贝卡里亚在其论着中专设了一章“如何预防犯罪”来讨论犯罪预防。在该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7]接着,他对当时的刑罚适用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讽刺,认为至今仍沿用的措施一般都是虚伪的,是违背犯罪预防的目的的。但贝卡里亚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当时刑事司法的批判,其着力点在于探讨预防犯罪的措施和方法。为了很好的预防犯罪,首先应当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和通俗性,并保证法律不折不扣地得以执行。“你们想预防犯罪吗?那你们就应该把法律制定得明确和通俗;就应该让国家集中全力去保卫这些法律,而不能用丝毫的力量去破坏这些法律;就应该使法律少为人的某些阶级服务,而让它为人服务;就应该让人畏惧这些法律,而且是让他们仅仅畏惧法律。”[7]在贝卡里亚看来,只有明确、通俗易懂的法律,才可以使得法律真正能够得以贯彻,并保证法律能够最大程度地反映社会公意,最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其次,将科学与知识普及,使人们的知识水平得以提高,同样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知识传播得越广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创造福利。”[7]通过知识的传播与科学的普及,人们就可以明显地区分真理和谬误,它们在控制犯罪的同时,也不断地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文明意识的提高,伴随的是自由疆域的不断拓展。保证法律在社会实践中的认真遵守和执行,同样可以起到预防犯罪的成效。“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组成执行机构的人越多,践踏法律的危险就越小,因为在互相监督的成员之中,是很难营私舞弊的。”[7]在贝卡里亚的上述论述中,贝卡里亚实际上已经承袭了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不容质疑,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保证严密的法律执行,这对于预防犯罪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奖励美德和完善教育,也是预防犯罪的重要措施,社会公民道德水准的普遍提高与完善的教育之间具相辅相成的关系,而社会公民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平的高度发达,这对于控制和预防犯罪,尽管有一定的难度,但从长远来看,不失为预防犯罪的一种良策。

  (三)犯罪对策论

  在前启蒙时代,控制犯罪主要依靠严酷的刑罚。由于刑罚的种类极其繁多,因此,各种刑罚在适用的过程中也没有节制。“在人们看来,其野蛮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犯罪本身,它使观众习惯于本来想让他们厌恶的罪行。它经常地向人们展示犯罪,使刽子手变得像罪犯,使法官变得像谋杀犯,从而在最后一刻调换了各种角色,使受刑的罪犯变成怜悯或赞颂的对象。”[11]但事实上,刑罚的残酷与犯罪的减少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相反,忽略环境因素、社会因素而单凭刑罚的力量来反击犯罪的做法,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一种自杀的措施。贝卡里亚在讨论犯罪对策时,基本上从两个维度来观察。总的来说,贝卡里亚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对犯罪的控制与预防。贝卡里亚并不否认刑罚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但是,贝卡里亚反对过度的刑罚[9]。在肯定刑罚对犯罪控制的功能时,贝卡里亚首先关注到刑种的选择与适用,在关于死刑的章节中,贝卡里亚认为残酷的刑罚从来没有使人们放弃罪恶而选择良善,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废止死刑的宏论,尽管其是有限的死刑废止论。在讨论羞辱刑时,贝卡里亚同样是基于人的尊严,认为羞辱刑不应当经常地适用,“如果大家都耻辱,就成了谁都不耻辱了。”[8]此外,贝卡里亚还对罪刑关系进行了专门的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6535.html
文章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