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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向荣:识别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与非安全困境

更新时间:2019-01-23 21:38:57
作者: 董向荣  

  

   【内容提要】安全困境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被用来分析围绕朝鲜半岛问题的安全困局。但是,安全困境的定义非常严格,适应的场景有限。“无政府状态”“双方均无恶性意图”“包括进攻能力在内的权力累积”等是安全困境必不可少的三个方面。在实际应用中,“双方均无恶性意图”这一点经常被模糊或忽视,导致安全困境概念被滥用。朝鲜半岛主要力量之间的博弈,包括朝韩、朝美等,很难用安全困境来解释。韩中、韩俄之间围绕萨德的博弈属于安全困境,但在萨德问题上韩国只是配角,作为主角的美国有蓄意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置中俄于不安全境地的主观意图,因此美俄、美中之间围绕萨德问题的博弈不属于安全困境。如果不从军备竞赛和敌意螺旋的角度,而是从“安全困境”的角度来解释当前朝鲜半岛安全困局的话,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

  

   【关键词】安全困境;安全困局;军备竞赛;敌意螺旋;朝鲜半岛

  

   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流派的核心概念。在现实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典型的安全困境是指:当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寻求增加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手段,具有不经意间损害他国安全的效果时,它的邻国或对手也会诉诸同样的手段,增加军备。这样一来,与增进本国安全的愿望相悖,该国加强军备的行为更有可能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因为它引起各方加强军备,提高了所有各方面临的潜在威胁水平。通俗地说,安全困境所描述和解释的是,“为什么我本无意伤害你,我们却走向了互相伤害”。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用安全困境分析朝鲜半岛各行为体之间在安全领域的互动。根据2018年9月13日通过“中国知网”的搜索,在“文献”“全文”项下,搜索“朝鲜半岛安全困境”,有1070个搜索结果。同样,根据2018年9月13日通过“中国知网”的搜索,在“文献”“全文”项下,搜索“东北亚安全困境”,有1178个搜索结果。在前述既有研究文献中,有的学者用“安全困境”,表示在东亚地区、东北亚或朝鲜半岛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安全难题”,或者说是“安全困局”,这类文献并不是从现实主义学派的安全困境概念来解释地区安全难题的文献,因此,这部分文献不是本文的分析对象。也有一些学者是引用国际政治领域现实主义理论安全困境作为分析框架中的核心概念。根据2018年9月13日通过“中国知网”的搜索,在“期刊”“句子搜索”项下,搜索在全文“同一段”话中,含有“朝鲜半岛”和“安全困境”的文章,“并且”在全文“同一段”话中,含有“现实主义”和“安全困境”的期刊文章,有98个搜索结果,除去明显不符合的6个杂志目录外,有92个搜索结果是大致符合本文要求的有效结果。同样,在“博硕士”“句子搜索”项下,按照上述搜索要求,有109个搜索结果,即,有109篇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是大致符合本文搜索要求的有效结果。这201篇期刊文章和博士硕士论文,时间跨度从2001年到2018年。可见,在朝鲜半岛研究中用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理论框架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但是问题在于,安全困境的核心假设是“无意损害”,而在朝鲜半岛主要当事国之间的军事互动,并不符合这一假设。朝鲜半岛当前的安全困局,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安全困境的基本假设,不属于安全困境的概念范畴。

  

一、现实主义关于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


   唐世平曾对现实主义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他从现实主义视角将国家做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区分。一般而言,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即,自身是恶意的,本国认为其他国家也是恶意的,因此只有武力和(暂时的)联盟可以获得安全。安全不能够由安全合作获得,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不可能的。由此一来,国家的安全战略相对简单,即通过经济增长和武力扩张获得安全。国家的安全战略基本上只由能力和机会决定。而所谓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即,自身是善意的,该国也认为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恶意的:有的是,有的不是,要仔细观察和区分。从解决安全诉求的方法来看,除了武力和(暂时的)联盟可以获得安全之外,国家也可以通过安全合作来获得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是可能的。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而言,其安全战略相对复杂:国家的安全战略根据对其他国家意图的判定而定。对善意的国家,要积极寻求合作,包括制度化的合作;对恶意的国家,抵抗(但不发动战争)并寻求以和平方式改变对方;对不确定的国家,试图了解对方的意图,然后视情况而定。

  

   唐世平分析了约翰·赫茨(John Herz)、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学者关于安全困境的定义,概括抽象出这个概念的三个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即“无政府状态”“双方均无恶性意图”“权力的积聚(包括进攻性的能力)”。可以看出,“无恶意”是判断两国之间的互动是否是安全困境的必要因素,缺此不可。正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 Schweller)、格伦·斯奈德(Glenn H. Snyder)所论述的那样,当一国或两国均故意彼此威胁时,它们之间就并不存在真正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的概念,着重于解释为什么没有敌意的双方,仅仅因为过分高估了对方可能的敌意或者因为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而走向军备竞赛甚至战争的状态。比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指出,你知道你自己无意加害于他,除了寻求对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你对他一无所求;你绝无可能完全认识或记得这么一点,即他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对你的意图就绝不可能像你对这意图一样放心。这是典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解释。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认为,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意味着在他国进攻性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国家永远不能确定他国对自身不怀有进攻性意图。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是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即,即便他国意图不确定,也要认定对方是进攻性的。所以,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家之间,是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困境的。

  

   事实上,从全球范围内来讲,符合安全困境严格定义、并最终走向战争的案例并不多。“中国抗美援朝接近一场主要由安全困境引发的战争。美国(但不是麦克阿瑟)和中国都想规避彼此征战,然而最后却仍以战争告终。”除了麦克阿瑟在其中一段时间有意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外,美国的主要意图是打击越境的朝鲜,无意进攻中国。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因美国航母进入台湾海峡、美国不顾中国警告、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军、中国鸭绿江边境地区遭受“空袭”(美国称是“误炸”),中国方面感受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因此决定介入战争。中美之间的信号传递中也出现了问题,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三八线,韩军可以,美国接受了该信号,但是对此不屑一顾,不认为中国真的会出兵,或者认为即使中国出兵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中国参战后,朝鲜战争成为惨烈的拉锯战。联合国军司令部与美国政府之间产生了是否要扩大战争的激烈争论,麦克阿瑟主张继续北进,同时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政府担心此举将导致苏联的介入,并引发世界大战。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调整为通过谈判结束战争。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 Bradley)指出,“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主张北进中国的麦克阿瑟最后被解职,表明美国打一场有限战争、而不是进攻中国的主观意图。未能避免中美之间主要由安全困境所引发的战争,是一场历史的悲剧。

  

   当前,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半岛事务各方进行了频繁的互动。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复杂性在于:参与半岛事务的行为主体多,不是简单的一对一模式。朝韩双方是主要当事方,中美是半岛事务的关键参与者,日俄相对边缘。当然,还有联合国、欧盟、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国家。由于参与者众多,一个行为体做出某种决策改变既定现状,其他行为体都会进行应对。而这些应对措施本身也会引起其他各方的再应对,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相当复杂。不仅如此,各行为体的性质不同,有的国家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有的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有的国家有时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有时则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国家性质随着外交对象的不同而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104中,最大的变数来自朝韩关系和朝美关系。恰恰是在朝韩之间、美朝之间,均存在明显的、故意的、甚至是恶意的威胁,并不是上述典型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安全困境。

  

二、朝韩对抗:不属于安全困境


   首先,朝韩双方互不承认对方,都谋求以自己的模式统一半岛,至少不被对方以对方的模式统一自己。

  

   朝鲜和韩国于1991年9月17日同时加入了联合国,朝韩双方作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已有27年之久,但是在朝韩各自的宪法中,依然是把国土定义为整个朝鲜半岛。尽管都是联合国成员国,但朝韩之间并未建交。朝韩都不把对方作为普通的外交对象,而主要是从民族内部事务的角度来看待南北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双方都是以消灭对方的客观存在、实现统一为基本目的,至少要保证自身的生存,而不是被武力吞并或和平吸收统一。比如,韩国现行宪法(1987年10月29日)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大韩民国的领土为韩半岛和其附属岛屿”。而朝鲜宪法2016年版第一章第一条中明确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体朝鲜人民利益的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不同,历届韩国政府在追求民族统一的大目标之下,制定和实施了不同的对朝政策。如果把历届韩国政府的统一政策进行简单分类的话,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武力统一”,以李承晚政府为代表;其二是“和平统一”,涵盖多数政府。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就是,北边想“南进统一”、南边想“北进统一”。美韩签署《相互防御协定》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限制李承晚政府可能对北方发起武力行动。李承晚政府之后,朴正熙政府在意识到统一目标暂时难以实现的情况下,着眼于长远,开始与朝鲜展开体制竞争。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卢泰愚政府时期。冷战时期的韩国政府并未放弃对民族统一目标的追求,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曾分别提出过“和平统一三大原则”和“民族和解民主统一”的方案,但冷战结构的制约使得韩国政治精英意识到,统一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现实。冷战结束后,卢泰愚政府“北方外交”获得成功,使得过去难以企及的奢望成了似乎可以进行现实追求的目标,追求民族统一开始回归至韩国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位置。大体而言,冷战后韩国对朝政策的总体性“和平统一”范式进一步分化为“进步”(“温和”)与“保守”两种类型,各政府的对朝政策在进步与保守的谱系中区别定位。朴槿惠政府时期,韩国提出“统一大发论”,在采取行动解决统一问题上更加积极。进入到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强调在南北和解的基础上展开合作,缓解敌对关系成为政府谋求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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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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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19年第1期《东北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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