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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践反思与路径完善

更新时间:2018-12-08 17:31:34
作者: 吴小军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期限将于2018年11月届满,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吸收了前期改革成果,明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基本原则,完善具体程序规定,增加速裁程序,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通过对北京试点的观察发现:认罪认罚试点存在重罪案件适用率偏低、值班律师作用发挥有限、控辩量刑协商流于形式、认罪认罚的证据价值重视不够、制度配套衔接有待完善等问题。未来改革应着眼于: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重点是中院一审的重罪案件;拓展值班律师的职能,实现由“见证人”向“准辩护人”转变;确立新的审理对象,注重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凸显认罪认罚的证据价值,科学确定案件事实认定的方法;加强制度配套衔接,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中文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修正;认罪认罚从宽;值班律师;量刑协商

  

   2018年4月25日提交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以下简称《修正草案》)吸收了前期改革成果,明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基本原则,完善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程序规定,增加速裁程序,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自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以来,北京市依据“两高三部”2016年11月印发的《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由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安全局于2017年2月出台北京版《实施细则》(试行),在全市范围内推开认罪认罚试点工作。为掌握试点状况,总结试点经验,评估试点成效,笔者于2017年10月至11月,跟随北京市法治建设领域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观摩庭审、抽查卷宗、随机访谈、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对北京市开展认罪认罚试点工作进行为期两周的考察调研。笔者实地走访了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监管总队(第一看守所,查看律师接待室,访谈值班律师),参观朝阳公安执法办案中心、北京市司法局,观摩了北京C基层法院、B中院共4个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与法官交流座谈),召开北京市法院、检察院试点工作座谈会,研阅书面材料,抽查认罪认罚案件卷宗,查看办案管理系统。从试点实践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提高诉讼效率、落实宽严相济、加强人权保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1]但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据以研究的样本:宏观考察与微观切入

  

   (一)宏观考察:北京试点的阶段性成效

   北京市在前期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基础上,于2017年2月在全市范围内推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经过半年多(截至2017年9月)的实践,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从适用数量和程序来看,主要集中在一审法院,共审结一审认罪认罚案件8289件9106人,占同期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数(13792件)的60.1%。其中适用速裁程序5776件,占69.7%;适用简易程序1838件,占22.2%;适用普通程序662件,占8.1%。从适用的案由来看,危害公共安全案2631件,占31.7%;侵犯财产案2139件,占25.8%;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案1892件,占22.8%;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案1145件,占13.8%;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360件,占4.3%;贪污贿赂案53件,其他案由69件。从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来看,审结的9106人中,适用拘留、逮捕羁押性强制措施的6667人,占73.2%。适用取保候审的2337人,占25.7%。从量刑情况来看,对适用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从轻处罚8719人,占95.8%;减轻处罚207人,免予刑事处罚7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缓刑、单处罚金、免予刑事处罚共8824人,占96.9%。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282人,占3.1%。

   从适用效果来看:一方面,认罪认罚的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大幅缩短,绝大多数能够当庭宣判,诉讼效率明显提升,案件繁简分流效果凸显。在8289件认罪认罚案件中,当庭宣判的7303件,当庭宣判率88.1%。10天以内审结的4966件,占68.4%;10至20天内审结的1655件,占22.8%;20天至1个月内审结的263件,占3.2%;超过1个月审结的467件,占5.6%。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避免了因被告人羁押时间过长导致的刑期倒挂现象,及时审结案件将罪犯送监执行有利于罪犯改造分流,减少羁押带来的风险和问题。另一方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案件中享有程序选择权,对定罪量刑结果形成理性预期,诉讼主体地位得以彰显。绝大多数被告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等轻刑或适用缓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到落实,服判息诉率达90%以上。北京市开展认罪认罚试点的实践表明,该制度有助于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微观切入:4个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观摩

   为直观感知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情况,笔者观摩了C基层法院审理的3个轻罪案件和B中级法院审理的1个重罪案件。4个案件的被告人均处于羁押状态,其中案件1、2均适用速裁程序,委托了辩护律师;案件3适用简易程序,庭审没有律师参与;案件4适用普通程序,委托了辩护律师。从羁押到宣判时间来看,案件1用时78天,案件2用时24天,案件3用时近5个月(差6天);案件4从法院立案到宣判用时24天。从庭审时间来看,案件1与案件2用时均为7分钟,案件3用时10分钟,案件4用时1个小时。4个案件被告人在宣判后均表示服判不上诉。具体情况如下:

   〔案例1〕:甲扒窃案。被告人甲于早高峰时段在地铁上两次扒窃2名被害人钱包,内有人民币共计570元及银行卡等物品,甲在窃取第二个被害人钱包时当民警当场抓获,款物均已发还被害人。公诉机关指控甲构成盗窃罪,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6个月至1年,并处罚金,甲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因甲在审判阶段预缴了罚金,公诉人经庭前与法官沟通,当庭变更量刑建议为拘役4至6个月,并处罚金。庭审中,公诉人简要宣读起诉书,明确指控事实、罪名和量刑建议。法官当庭询问甲对上述三项内容的意见,甲表示无异议;随后又询问甲的辩护人的意见,辩护人亦表示无异议。法官询问控辩双方有无讯问、发问,双方均表示没有。法官当庭询问被告人“认罪认罚具结书”是自愿签署的吗?甲回答“是”。在确定控辩双方均无异议或其他问题后,法官省略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环节,由律师发表了简短的从轻辩护意见,被告人做最后陈述。法官当庭宣判,以盗窃罪判处甲拘役4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

   〔案例2〕:乙危险驾驶案。被告人乙于2017年10月9日22时40分许,酒后驾驶小型轿车,在北京市朝阳区发生事故,被民警查获。乙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79.6mg/100ml。后乙家属赔偿了被害人经济损失。公诉机关指控乙构成危险驾驶罪,量刑建议为拘役1至5个月,并处罚金。乙对指控事实、罪名和量刑建议没有异议且签字具结。审判过程与案件1大致相同。法官当庭宣判,以危险驾驶罪判处乙拘役2个月,罚金人民币3000元(已缴纳)。

   〔案例3〕:丙诈骗案。被告人丙以转租房屋为由,分别骗取二名被害人房款共计人民币19200元。赃款已损失。公诉机关指控诈骗罪,量刑建议为6个月至1年,并处罚金。丙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与案件1、2的差别在于未退赃,没有适用速裁程序。鉴于丙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所犯罪行,故对其所犯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丙因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责令其退赔。法官当庭宣判,以诈骗罪判处丙有期徒刑7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元;同时责令丙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

   〔案例4〕:丁运输毒品案。2017年5月16日,北京B中级法院受理了一起重大涉毒案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丁涉嫌运输毒品997.41克。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前期,丁对自己伙同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事实拒不供认,造成案件证据链条断裂,给定罪量刑带来困难。后经工作并在辩护人提供相关法律帮助的情况下,丁同意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作出有罪供述,完善了证据链条。为了保证庭审的规范和高效,合议庭专门制定了庭审提纲,就公诉机关讯问和示证形式、庭审的详略安排、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据标准、是否当庭宣判等具体问题予以明确。2017年6月9日9时40分许,北京市中院第一例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罪案件开庭审理。经过50分钟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及被告人陈述,合议庭于10时40分许对案件当庭宣判,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以运输毒品罪判处被告人丁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上述4个案件的庭审过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认罪认罚试点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1.案例1中,因被告人在审判阶段出现了新的量刑情节,检察官当庭直接变更量刑建议,这一做法是否合适?是否需要重新启动量刑协商程序?2.案例2中,危险驾驶罪量刑建议的幅度与法定刑幅度大致相当,如此宽泛的量刑幅度是否合适?这涉及量刑建议的方式、幅度及合理性问题。3.案例3中,因被告人没有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法庭未适用刑事速裁而适用了简易程序审理,影响认罪认罚适用的因素有哪些?4.案例4中,中级法院对于重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表现出稳妥而谨慎的态度。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完善了本案的证据链条,凸显了其证据价值。如何利用被告人供述认定案件事实?5.上述4个认罪认罚案件,分别适用了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因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适用罪名和量刑程序均无异议,此时法庭的审理对象是否发生了转变,如何审查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真实性、自愿性?6.上述4个案件的庭审过程,未能体现值班律师的作用。值班律师关乎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其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如何充分发挥作用?下面分别论述。

  

二、扩大适用的案件范围:重点是中院一审的重罪案件


   从规范层面来看,《试点办法》从犯罪主体(精神病人、未成年人)、不构成犯罪等角度规定了四种不适用的情形,[2]但没有限制适用的案件类型。“两高三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21条指出,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据此,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原则上可以适用所有案件,包括可能判处死刑在内的重罪案件。[3]例外情形为“罪行极为严重,没有从宽余地”的案件,即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后对处理结果无影响的案件。北京试点情况显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没有涵盖所有被告人认罪案件,试点主要集中于适用速裁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数量和比例极少。从层级来看,主要限于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轻罪案件,中级法院适用的数量少(仅为个位数)、比例低。为何规范层面和理论层面对适用的案件类型持开放、包容姿态,但在中级法院试点实践中遭到冷遇呢?

首先,中级法院管辖的一审刑事案件缺乏量刑规范化的指导。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主要始于审查起诉阶段,[4]中级法院管辖的一审刑事案件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常见的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抢劫、强奸、贩卖、运输毒品、贪污、受贿等案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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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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